随着疫情的缓解，一些网上的民意调查发现，公众对于疫情的恐慌和焦虑情绪正在呈现下降趋势。这为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公众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来反思公共危机中的群体心理特点，以及其对疫情本身的影响。应对公共危机的重点不仅仅是解决疫情本身，也应该将公众的心理健康作为工作重点之一。政治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都表明，这两方面是息息相关的。

　　首先，在突发的公共危机中，人群产生焦虑、恐慌的心理是一个跨越国界、普遍而正常的现象。然而，我们需要了解焦虑和恐慌在心理学上会给人的认知和决策带来怎样的影响。处于焦虑状态下的人往往会混淆主观感受和客观事实，受情绪的影响，引发认知闭合、排斥其他声音和信息，做出冲动、非理性的决定和行为。焦虑和恐慌可以瞬间在人群中蔓延，导致群体的盲目性和盲从性。

　　处于焦虑中的人群更容易相信谣言、阴谋论、夸大的数字和非黑即白的论断。人在焦虑状态下做的一些举动往往是为了心理上感觉到安全，但对实际上感染病毒的几率很可能并没有什么影响。而人在焦虑状态下往往会反复做一些实际上效用并不大的事情，这是强迫症的一种表现。

　　个体在危机中，往往下意识地服从群体，想从群体认同中寻求一丝安全感。这就导致有时大部分人做的事情、口口相传的事情、不一定正确，不一定科学合理，也不一定是处理问题的最佳方式和最优选择。政策和措施应该建立在客观实际和科学合理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群的主观感受上。

　　当焦虑群体高度关注引发焦虑的事物本身时，往往会忽略其他可能性和情境因素，导致归因错误，或者归因不全面。比如，以往在国外发生的流行病疫情中曾有这样的例子：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医疗救治和病患排查上，没有精力和资源发现其他的传染源。单纯将疫情归结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因而忽略其他可能性，如被污染的公共设施及其他宿主。这种情况下，就要做流行病学关联，如果某个小区、某个楼发病比例远高于平均值，那么就要考虑是否有环境因素在起作用，有可能疏散隔离而不是就地隔离是更科学合理的措施。

　　其次，在危机中，识别、接受和缓解焦虑情绪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能力。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良好、准确、完整的公共信息可以帮助公众认知、缓解焦虑情绪。当政府或者相关人员公布信息时，也要注意措辞和逻辑严谨，适当地解释一些传染病学的专业名词和基本知识，不然会让公众中产生歧义、引发恐慌，做出更多基于过激情绪的非理性行为。媒体从业人员也应该了解和学习一些专业知识，这样在报道时才能更准确而全面。“一听就报”有时会“断章取义”，可能会误导公众。在公共危机中，报道提供的不仅仅是信息，也是影响公众情绪的社会责任。

　　正确引导公众的预期。在恐慌中，人群急需一个“英雄式”的权威来告诉他们一个迅速的解决方法。然而，过于绝对的表述方式或者媒体报道方式可能会使人群产生错误的预期。如隔离两周，是否病毒就可以被“闷死”。这种表达符合人们的迫切愿望，却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而如果两周又两周后，病毒没有消失，那么可能会引发公众又一轮的恐慌和焦虑。客观上来说，病毒会在一段时间内与人类共存。人要调整自己的预期，接受客观实际，才能做出更理性、科学、可持续的防范措施。

　　处于焦虑的人群需要分清主观感受和客观实际。社交媒体的盛行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公众带来即时消息，另外一方面在危机中也引发了群体的认知偏差。很多文章、报道、评论往往传递的是一种情绪，或是焦虑，或是恐慌，或是愤怒，或是悲伤，但这些并不是客观的事实及准确而全面的信息来源。个体往往不能够分辨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社交媒体会给受众一种认知偏差，认为发生的那些不好的、极端的事情才是普遍的，很有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并因此产生更加过激的情绪。但是，实际上来说，媒体报道的传播性往往需要捕捉那些极端案例，引起公众的注意力，或者引发新的话题讨论。然而，公众需要理解这些极端案例往往并不是事物的普遍规律。

　　处于焦虑的人群往往热衷于防范自己的身体健康，却经常忽视自己的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本身就是长期被忽略压抑的。个体心理上的求救行为和求救声音往往会被社会和群体所忽视甚至羞辱。在危机中，群体性对于心理健康的践踏和忽视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群体心理失控或抑郁行为。而心理上的创伤和扭曲，与很多身体上的病痛不同，一般很难扭转和恢复。而它带来的社会危害可能超过人的想象。

　　心理的不健康也会导致身体的不健康，危害自己和危害他人的反社会行为。呼吁大家多关注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健康，客观看待事物本身，缓解焦虑情绪。尤其是老年人，需要多一些关怀、陪伴和情感疏导。在疫情得到一定缓解后，在一些地区，也可以开始重新考虑和平衡其他重要的社会问题和健康问题。(作者是留英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