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华大地，也让海外出行的中国人特别是湖北游客感受到阵阵寒意。航班取消、签证受限、安置遇困等意外就像疫情一样突如其来。

　　中国政府在全力抗击国内疫情同时，时刻牵挂海外游子。根据党中央工作部署，外交部指导驻有关国家使领馆并协调文旅、民航等主管部门，与有关国家政府密切合作，迅速有序增派民航班机，接回滞留国外的湖北籍人员。截至目前，接回行动仍在进行之中。

　　21世纪前十余年，每当有关国家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严重危及海外中国公民人身安全时，中国政府往往会紧急采取措施，转移、撤离或直接接回当地中国公民。例如2006年的所罗门、东帝汶和汤加局势动荡、201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骚乱及2011年的利比亚战乱中，中国都启动了政府包机甚至军机撤侨的紧急救援模式。从媒体报道中，似乎没看到乘机人需购票或支付相关费用的细节。

　　近年来，随着出境旅游日渐火爆，多次出现因突发自然灾害等情况，导致大量以游客为主的临时出国人员滞留海外、无法回国的情形。类似事件虽不似战火纷飞般十万火急，但亦事关大批同胞在海外的切身利益。

　　面对一次次海外突发事件的挑战，以“增派民航班机”为主要方案的救援模式逐渐浮出水面。

　　从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到2017年印尼巴厘岛火山喷发，从2018年美国塞班台风到当前正在进行的“海外战疫”，据公开报道统计，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海外共开展了16次紧急撤离行动，帮助总计3万多名中国公民脱离困境，均通过商业航班或包机的方式进行。

　　透过相关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增派航机的救援模式在实践中正不断优化成熟，这种方式体现了政府提供协助、航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公民个人承担付费义务的原则，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在实施海外重大救援行动中一项既科学高效，又以人为本的制度性安排，其中的思路脉络也更加清晰。

　　从目标上看，以民众需求为导向，但非单纯的“有求必应”。

　　“帮助同胞尽快脱离困境”,无疑是救援行动的核心考量因素和终级目标。但同时，也有一些人在海外一遇困难，就动辄提出要“国家派包机接人”。2018年10月在中非一边远省份，因4名同胞遇害，导致当地60多名中国零散人员集体恐慌。中国大使馆将他们护送到形势稳定的省会城市集中安置后，他们进而提出，“因无力承担机票费用，希望国家派包机接他们回国”。后据了解，因当地形势稳定且航班正常运行，使馆没有答应这一要求。实际上，增派航班不像叫网约车那般轻松简单，而是一项需系统规划的复杂工作。因此，“确有必要”以及“穷尽当地资源”一定会成为决策的重要前提。

　　从制度上看，“政府统筹协调，企业市场运作，兼顾社会责任，公民自担费用”的模式更符合政府、企业的各自定位，也充分体现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相匹配的原则。

　　比如此次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协调下，春秋航空公司提供从日本直飞武汉的包机，向乘客收取每人2380元人民币、低于同期同航段经济舱价格的票价。在政府、航空公司、旅行社以及乘客等多方的协调配合下，增派航班的操作方式得以顺利进行，极大缓解了滞留情形。

　　从手段上看，充分调动当地资源，形式灵活多样。海外情况瞬息万变，只要有利于助我同胞脱困，任何资源都可借助。在巴厘岛撤离中国公民行动中，中国就通过积极协商，协调推动多家境外航空公司增派航班接回中国公民。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网站发布信息，此次疫情中，越南国家航空公司于2月15日开通6个临时航班，协助在越滞留中国公民回国。

　　在推动“增派航班”的救援模式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同步加大了预防宣传的手段，鼓励海外滞留公民积极自救，而不是单纯依赖国家救援。

　　一方面，外交和旅游主管部门不断加大预警宣传力度，引导中国公民树立海外风险防范意识。外交部完善了“注意安全”“谨慎前往”“暂勿前往”的三级安全提醒机制，并多平台密集推送各类预警信息。

　　而当滞留现象已经出现之后，政府主管部门也会加强各项相关服务信息的搜集整理和通报，引导滞留同胞根据自身情况妥善调整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外交部、民航局、国家移民管理局及中国驻有关国家使领馆就通过各自信息平台，时时更新发布有关国家机场管理、航班变更、签证政策变化等重要信息。

　　每一次海外突发状况的挑战，考验的不仅是政府部门的应急能力和协调处置机制，是国家民航、旅游等领域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社会责任感，也是国民整体的理性素质和海外适应能力。

　　而每一次成功的空中弛援，都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参与和配合，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和努力。正因如此，危难之时“祖国接我回家”这句话，才显得如此真切和厚重。(作者是国际问题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