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机制政企协同多元共治模式见成效专家建议

　　● 如果遭遇违法洼地，当一个平台严格执法，对制售假货的商家封号了，这个商家又快速转移到其他平台，继续从事违法违规活动，那么对于涉疫假冒伪劣产品的治理就会非常不利

　　● 数字时代，治理疫情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发挥平台在信息和机制上的治理优势，与政府监管形成合力。在制假活动隐匿程度高、打击成本大、危害性明显的情况下，尤其需要通过平台协作、数据共享来实现有效识别，增强打击力度

　　● 政企协同、多元共治的治理新模式不仅适用于涉疫产品的治理，同样适用于未来的假货及其他违法违规产品销售的治理。专家建议推动各大平台信息共享，建立市场监管整体黑名单制度，提升中国电商平台的合法经营能力

　　本报记者 张维

　　由政府部门牵头开展的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于2月20日在北京宣告成立。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外公布的“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因销售假口罩等严重违法行为被一家电商平台清退的商户，也将被其他电商平台清退。

　　这意味着政企协同、多元共治的治理新模式再次在实战中发挥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网络平台各自为战，也将转变为全网联手共治，疫情期间因哄抬价格、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等严重违法行为，将在多方力量的围剿之下无处容身。

　　更重要的意义或在于其对未来的社会治理影响深远。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政企共治是中国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果，这一模式不仅适用于涉疫产品的治理，同样适用于未来的假货及其他违法违规产品销售。

　　一“罩”难求催生市场乱象

　　雷霆出击加强市场监管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又赶上春节期间工厂停工这一特殊时期，让本就紧缺的重要防疫资源——口罩，更加一“罩”难求。

　　2月19日，《法制日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某药店看见，有人在买药时询问是否有医用口罩卖，药店的人一边将药品放在一张横在门口的长木桌上，推给买家；一边说没有。

　　早在春节前后，大多数药店就挂出了“口罩售罄”之类的牌子，于是线上抢购战场被开辟。无论线上线下，抢不到的人自然无比焦虑，抢到的人也未必幸运。有人收到了“三无”产品，有人收到的口罩货不对板，还有人收到的口罩质量太差。

　　与此同时，警方在多地破获假口罩及其他涉疫产品案件的消息也出来了。1月30日，公安部通报，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公安机关侦破制售假冒伪劣口罩案件7起。截至2月18日，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疫情制售伪劣产品、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案件459起，抓获嫌疑人1084名，捣毁犯罪窝点473个，查扣涉案口罩2500多万只，涉案价值1.35亿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从严从重从快查处一批案件，并公开曝光各地查处的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产品典型案例。而仅在这10起非法制售口罩案件中，就已涉及口罩产品总量3616680只，保守估计高达155万余只口罩流入市场。

　　这些假冒伪劣口罩的生产地包括山东高密、浙江义乌、浙江金华等。嫌疑人通过网店、微信、实体店等渠道，将违法口罩销往北京、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涉嫌假冒注册商标包括“3M”“飘安”“YOSHIDA”“民乐”“清轻”等。

　　协助执法同时加强自治

　　电商平台清退违规店铺

　　战“疫”之下，电商平台也纷纷出手了。

　　主动协助各地执法机关严查源头，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口罩的不法分子。截至2月5日，阿里已协助全国14个省份30个地市公安机关，侦办制售假冒伪劣口罩等违法案件12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迄今，拼多多则已累计协助全国16个地市公安机关，从源头打击口罩类商品的假冒伪劣问题。

　　加强平台自身治理。从1月中旬起，阿里对口罩等类目商品加强资质审查，利用算法技术和长期积累的打假经验，对不实宣传、滥发商品、疑似假冒伪劣等行为均从重从严从快处理，从限流、屏蔽、下架相关商品，到直接永久关闭问题店铺，淘宝也在阶段性同步公示违规处罚名单。截至2月5日，阿里已拦截、删除57万条可疑口罩链接，15家店铺因严重违规被永久清退，其中5家被移送执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此外，阿里还针对销售假冒伪劣口罩的违规商家发出“追击令”，对销售假冒伪劣口罩的违规商家发起民事诉讼，10家因销售假冒伪劣口罩而被永久关店的商户是其追击对象。

　　根据拼多多披露的数据，截至2月20日20时，拼多多已前置拦截异常涨价口罩类商品75977次、下架5276件商品；前置拦截疑似假劣口罩类商品30566次、下架495439件商品；处罚涉及虚假宣传和蹭关键词店铺超过6000家，关闭、清退40家店铺，并将相关线索同步给政府执法部门。

　　此外，自1月23日至2月20日20时，因涉嫌临时调价、虚假发货和商品质量等问题，拼多多已在商品的上架前后累计拦截及下架了500715件商品。

　　京东发布了口罩不涨价的公告，并且成立了专项小组，通过系统和人工的方式对京东的第三方售卖商进行监控。一旦发现价格异常，京东官方小组就会进行相应的操作。京东按照平台规则，于1月28日、1月30日和2月2日，对处罚的违规商家进行公示，并清退了严重违规的7家商家，且永不与其合作。

　　哄抬价格、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的不法分子，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借助平台技术信息优势

　　政府联合企业形成共治

　　虽然通过公权力机关的严厉打击，加之来自于电商平台的监控治理，疫情期间因哄抬价格、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等严重违法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遏制，但随着复工复产季的到来，口罩类涉疫物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因此，打击相关违法行为依旧不能松懈。

　　政府与平台之间、平台与平台之间形成合力，让不法行为无处遁形，这样一种新的治理思路与模式浮出水面。

　　为进一步加强跨平台合作，促进社会共治，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阿里、拼多多、京东、微店、苏宁易购5家全国知名电商平台企业，共同发起建立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共享、共用疫情期间因哄抬价格、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等严重违法行为被平台清退的商户信息，联合防范不法商户跨平台从事违法经营活动，做到“一处清退、处处关店”。

　　政府部门为何要联合电商平台？电商平台又为何要在政府部门的牵头之下联合起来？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发声中可以读出一个关键词——信息。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透露，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大协调力度，建立平台之间的“信息中转站”，支持平台共享交换被清退商户主体信息。各平台企业积极响应市场监管部门动议，累计提供有关信息70条，汇总形成可动态更新的涉疫被清退商户“黑名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提到，数字时代治理疫情，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发挥平台在信息和机制上的治理优势，与政府监管形成合力，在制假活动隐匿程度高、打击成本大、危害性明显的情况下，尤其需要通过平台协作、数据共享来实现有效的识别，增强打击力度。

　　“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政企共治、联防联治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大的趋势，无论是在疫情上、交通上，还是在物流上，互联网企业都拥有比政府机关更多的数据量（如疫情防控所需要的行动轨迹信息等），且对信息数据的处理有更前沿的技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说，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以政府监管的管理模式，会慢慢过渡到政府和企业联合进行社会治理，尤其在信息数据平台治理上，应该以政企合作为主，甚至在个别领域以企业自治为主。

　　建立“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在高艳东看来，会让疫情防控的效率更高，弥补政府因缺乏技术和信息资源等造成的物资或信息调度中的短板。

　　高艳东补充道，政企共治是我国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果，也是中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对全球的一个重要贡献。

　　终结各自为战木桶效应

　　仍然适用未来假货治理

　　平台之间的联合也非常有必要。

　　根据上述机制，各大电商平台通过“黑名单”中的信息比对，可以及时掌握自家平台内已被其他电商平台清退的不法商户情况，并按各自的平台规则采取接续清退措施。

　　在此次跨平台联防联控过程中，5家平台企业共发现并清退跨平台不法商户26户，其中阿里、京东各从其他平台公布的违规商家中比对清退1家，苏宁清退2家，平台联手遏制违法商户的效果初显。对于暂时不存在跨平台经营的被清退商户，平台也会主动将其纳入限制入驻平台的主体名单，不再接纳不法商户的入驻申请。

　　“它有效弥补了平台各自为战的缺陷，防止了‘木桶效应’。”高艳东解释说，平台上的假冒伪劣产品治理状况，不是取决于治理水平最高的平台，而是最低平台的治理标准。

　　“假货治理如果遭遇违法洼地，即当一个平台严格执法，对制售假货的商家封号了，这个商家又快速转移到其他平台，继续从事违法违规活动，那么对于疫情防控中涉疫假冒伪劣产品的治理就会非常不利。”高艳东说。

　　高艳东提醒，平台治理各自为战，没有形成信息共享机制，或者违法犯罪的联防联控机制，正是导致违法商家“打游击战”的原因。

　　高艳东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新举措，实行数据共享机制、违法信息分享机制，打破了数据孤岛，防止违法违规“洼地”形成，可以有效威慑违法违规店家，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效果。

　　“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建立，让率先提出共建问题商家“黑名单”倡议的阿里深受鼓舞。

　　“希望各方继续积极协查，持续挤压作恶者的生存空间，严防疫情期间假货‘治理洼地’出现。”阿里平台治理部负责人说，早在2月4日，阿里就呼吁所有电商平台携手将问题商家拉入“黑名单”，断绝他们在其他平台继续作恶的机会，让违规者付出沉重代价。

　　刘晓春也曾经在研究假货治理的过程中呼吁要建立以“黑名单”为代表的跨平台协作以及政企协作机制。“很高兴这一共治机制在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期间得到了有效运作，也希望这一实践能够为形成长效共治机制打好基础，在平衡好各方利益、确立明确而合理的‘黑名单’准入条件的基础上，为促进市场监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典范。”

　　高艳东认为，这种治理模式不仅适用于当下的疫情防控，也适用于未来的假货治理，从而形成“好人一路绿灯，坏人寸步难行”的良好营商环境。

　　高艳东建议，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各大平台信息共享，建立整体黑名单制度，提升电商平台合法经营的能力，促进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

　　制图/高岳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建立黑名单制度清理违法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