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晨/文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数据持续向好，为各省进一步复工复产创造了条件。

2月23日，中央对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作出部署、提出要求。2月24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进一步表示，有关省份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应急响应级别，做到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在上述利好消息的刺激下，截止到2月25日12时，全国已经有多个省份根据自身情况，下调了应对疫情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为进一步复工复产做好准备。不过，防疫和复工这个两难的问题也对各地的精准施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零点有数近日发布的关于“战疫有数：疫情期间企业开复工冲突问题和具体政策诉求征集”专项监测显示，各省防疫复工的两难情况依旧严峻，地方政府在系统精准的施政举措方面仍有待加强。

东西部多省下调疫情响应级别

中国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自1月24日起，全国各省纷纷将疫情相应级别调到最高级别。

随着疫情数据向好，连日来，中国东西部多省对疫情响应级别进行了下调。

截止到2月25日12时，江苏、广东、山西、安徽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为二级；广西、贵州、云南、辽宁、甘肃由一级调整为三级；江西对全省县（市、区）实施精细化分级调整，将疫情低风险且目前尚无确诊病例的16个县（市、区）由一级调整为三级，将低风险且已连续18天以上无新增确诊病例的24个县（市、区）由一级调整为二级。

随着各地应急响应级别的调低，很多限制措施放缓或解除，为一些省份进一步复工复产创造了条件。不过，兼顾防疫和复工这个两难的问题，也对各省的精准施政能力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最近几天，各省份在调低疫情应急响应级别后，分别根据本省实际发布了各自的施政举措。

比如，山西省要求复工企业实行弹性工作制，错时、错峰、轮岗上班；辽宁实行“一企一案一策”，向重点企业派驻驻企服务员，做好企业复工复产；甘肃坚持“宁可用力过猛也不可轻敌”的原则，专门出台了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措施，解决防疫难、融资难、用工难、运营难等方面的问题。

事实上，各省在防疫和复工方面压力巨大。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陈祝生认为，在调低疫情响应级别后，广东面临的疫情传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依然很大。一是复工复产人员流动性加大。二是春节期间，大部分群众原本宅在家里，疫情主要以输入性和输入性相关联的家庭聚集性为主。复工复产后，有可能出现单位、工厂的聚集性病例，甚至可能出现局部暴发风险。

零点有数大数据监测也显示，各省在兼顾防疫和复工方面仍然存在这一些问题。

各省复工复产呈现四大问题

2月14日-19日，在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的指导下，零点有数与新沪商联合会联合发起，并与其他商协会等机构，共同完成了关于“战疫有数：疫情期间企业开复工冲突问题和具体政策诉求征集”的专项监测，通过全国1852位企业观察家的数据支持，发现了各省复工复产出现的一些问题。

第一，全国开复工整体难度大，不同省份、行业复工难度差异大。

监测信息显示，企业开复工总体难度值达6.8分（十分制，得分越高难度越大），整体复工难度大。复工难度低于6.8分从低到高的省辖区依次为：安徽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辽宁省、福建省、山东省、天津市、青海省、贵州省、北京市和江苏省。整体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开复工难度基本持平，其中珠三角（6.9分）略高于长三角（6.7分）和京津冀（6.6分）地区。

第二，外地员工返岗隔离、产业链难以协同复工等问题最集中。

外地员工返岗隔离、产业链难以协同复工和客户资源受损问题是现阶段企业开复工突出的三大拦路虎，企业提及率依次为48.2%、39.0%、38.4%。防护物资不足和当地政府限制也是重难点问题，分别有36.3%和35.1%的企业提及。

第三，中西部地区开复工困难受当地政策限制最为明显，员工返岗隔离问题成为北上广复工拦路虎。

开复工难度相对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如湖北、陕西和重庆等地难点问题相对集中，认为“当地政府严格限制开复工”的比例均超过60%。北上广地区开复工难点主要在于“外地员工返岗需隔离7-14天”，深圳市企业开复工难点问题相对复杂多样，各类问题提及比例都较多。

外地员工返岗隔离和当地政府限制在长三角地区更为突显，明显高于京津冀和珠三角。“多口径上报员工动向”、“限制疫情严重地区员工流入”和“物流不畅通”同样集中于长三角，“客户资源减少”和“防护物资不足”在京津冀更为突出。

第四，开复工进度的政策限制与企业规模形成明显关联，小微企业开工难度最大。

企业规模越小开复工受限制越大，难度越大，在某些地方存在给予大型企业政策倾斜而对小微企业挤兑效应的现象。监测数据显示，小微企业开复工难度均在7分左右，中型企业复工难度为6.7分，大型企业复工难度相对最小。小企业在“外地员工返岗隔离”方面受阻明显，微型企业因“当地政府限制”的影响更为凸显。

政策制定需要精准匹配企业需求

监测信息显示，各地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还存在着未精准匹配企业需求、执行末端不力、影响成效的弊端。具体说来，仍存在“四个不足”：

一是政策力度不足。参与监测企业普遍认为已出台的减税降费、房租减免及补助、用工保障、社保公积金减免和延缓等政策有一定价值，但是与企业面临的困难相比，力度仍显不足。

二是对派生问题支持不足。上海市某金融企业表示，因受上下游企业复工进度影响，无法按时提供服务导致违约，面临银行负债逾期。此类问题发生频率很高，但是并不在政策支持范围。

三是统筹性不足。目前各地各自为政且政出多门，尚未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格局。深圳某建筑企业在全国各地均有工程项目，各地住建部门在能不能开工、如何开工等政策上差异很大

四是部分地区政策诚意不足。监测了解到，个别基层政府以经济贡献为绝对标准设置复工门槛，或以申请材料未通过等方式拖延企业复工，借此卡掉“质量不高”的小微企业。

零点有数的监测报告认为，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实现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保障经济有效运行，需要政府和行业组织等多方协作，当下可以从如下三大方面着手：

一是建议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继续加大保运行、促复工的工作力度。将经济主管部门全面纳入，同时应建立“发现问题-应对问题-解决问题”闭环式快速反应机制，将“部门协调力”与“机制协调力”双力并举，加快近期出台政策的落实督查。同时，建议尽快制定清晰、统一的开复工标准，实行“备案制+承诺制+负面清单”。鼓励除负面清单以外的企业在充分准备条件下复工复产，原则上不以企业规模、利税贡献等标准来限制企业复工，不附加与疫情无关的条件。

二是建议地方政府借助时空大数据、行为大数据等数字化治理手段，尽快从“封闭式管控”转向“科学管控”、“精密智控”，优先统筹做好交通运输领域的防输入、保畅通、惠民生。在本轮政策基础上，建议各地将“企业帮扶”延伸为“产业帮扶”，将“输血型帮扶”转变为“造血型帮扶”。通过设立创新奖励资金等，引导企业寻求服务和交易模式的革新。下一轮政策还应继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遵循“减免重于缓交、普惠重于选择”的原则，以解决企业普遍诉求，同时降低基层寻租可能性。

三是建议及时总结梳理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在防疫模式、开复工模式的创新做法，作为标杆案例予以推广，供更多地市快速学习、广泛使用。同时特别要重视行业协会作用，发动更多行业组织参与到开复工动员、防疫资源的协调支持、优秀经验总结、具体困难解决和协调、政策需求反馈、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协助政策落地、评估政策落实效果当中去。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区域经济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