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文 我有一个现在身在海外的前同行朋友，对这些日子每天播报的“治愈出院”这个词有些意见。她认为，迄今为止，医学上并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真正克服“新冠病毒”。所谓“治愈”，说到底是患者的自身免疫功能发挥了作用，“治疗”只是辅助。

像这样死抠字眼似乎并不是很有意义，因为还有很多疾病的所谓“治疗”和“治愈”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然而，我这位朋友却在无意间道破了经济运行中的一条重大真理：经济上的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危机或困难，最终都是（也只能是）依靠市场自我修复来克服或解决，政策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一

眼下的情况尤其如此。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困难，是因外力作用而使市场机制短时间内难以正常运转的一个经典例子。我在上一篇《当“黑天鹅”飞起，我们看见了什么？——“新冠”疫情下的经济民生（1）》一文中已经作了详细分析，此处再简要概括一下：

●人员流动的严重受限使得中国这台仿佛不知疲倦的超级经济“永动机”突然停顿下来，于是造成了一系列的经济困难；

●国内消费和服务业受到的直接冲击最大；

●如果疫情不能得到快速遏制，则会造成“中国制造”供应链的断裂；

●迫在眉睫的危险则是消费服务行业中大量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因收入和现金流停滞而“休克”，因为它们原来就本小利薄，抗风险能力很弱。

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就能得出当前需要推出的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了，形象地说就是“生命支持疗法”。就跟钟南山院士用生命支持技术帮助“新冠肺炎”患者维持脏器功能，使之免于在病毒侵袭下急速衰竭，静待患者自身机体内产生出对病毒的抗体性质上是相同的。当疫情消退，外力解除，市场机制恢复正常，这台经济机器重启和运转起来以后，整个经济体以及大多数企业目前遇到的这些困难就会自动缓解。

然而，什么是针对经济病症的“支持疗法”？应该对经济机体的哪些“脏器”予以重点“支持”？需要多大力度的“支持”？……这些问题都是相当费思量的。

2月2日，一则苏州市人民政府的红头文件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它提出了帮助中小企业渡过这次疫情难关的“十条政策”，包括了金融、财税、社保、劳动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旨在让需要被救助的中小企业能够——

1）顺利获得低成本的融资；

2）通过税费、租金减免或延迟缴纳等来减轻负担；

3）以直接奖励或缓交社保费等来稳定就业，避免大量裁员。

“苏州十条”就像一阵及时雨，赢得网民的一片叫好，充分体现了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的主动担当精神和服务意识，当然这与这些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是互为因果的。而在我这样的经济评论人士看来，“苏州十条”的更大意义在于，它采取的方法既十分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又称得上对症下药。

在苏州的示范之下，重庆、福州等不少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批帮扶政策，方法上与苏州的类似，预计之后还会有更多地方政府加入进来。假如这也算是特殊情况下的自主“先行先试”的话，苏州确实开了一个好头，定下了一个正确方向。而且，面对这样以前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变故，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冲在前头，率先为经济提供政策支持，也是非常可取的。因为中国各地情况差别太大，武汉和湖北当下的迫切需求与上海和深圳明显不同，制造业基地长三角和珠三角与农牧业为主的河南或新疆需要的经济政策支持也截然不同……

在我动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一份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致全市各企业书》。公开信对身处艰难中的上海企业表达了感谢，也提出了政府的希望，同时还宣布，不日就将出台扶持企业的综合政策，以支持企业发展，减轻企业负担。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全国财政实力和经济资源最强的省级行政区，政府有充分的责任帮助企业顺利渡过当前的经济困难。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拭目以待。

当然，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特色下，如果没有中央层面的政策推进，任何重大的事情都是很难办成的。况且，疫情冲击造成的各地经济困难确实高度关联，且有很强的共性。

二

在稳定货币供应方面，实际上早在2月1日就已经有所行动。当天，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通知，强化预期引导，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提供充足流动性，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中国银保监会也表示，将“鼓励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完善续贷政策安排、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

央行将向主要全国性银行和湖北等重点省（市、区）的部分地方法人银行提供总计3000亿元人民币低成本专项再贷款资金，并要求银行对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2月3日，在资本市场春节后重新开盘当日，央行通过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向市场投放1.2万亿元人民币“天量”额外流动性，并下调7天和14天逆回购利率各10个基点（引导贷款利率下行）以支持企业应对汹涌疫情。

此外，人行营业管理部也承诺，2020年将继续加大再贴现资金支持力度，确保一季度办理再贴现累计不低于100亿元，全年办理再贴现累计不低于300亿元，其中80%以上用于支持中小微企业。

这种宏观层面的货币“放水”可能的确是需要的，它就相当于给失血过多的病人进行输血，是最常见的一种“生命支持”。有市场分析师认为，中国接下来的货币政策的走向取决于疫情的发展情况。如果疫情的发展超出预期，那么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宽松，全面降息一触即发。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以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果并不理想。这样的“大水漫灌”往往达不到货币政策的初衷。结果经常是真正急需要贷款的优质企业因为各种原因贷不到款，而经营效率低下的僵尸企业却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廉价金融资源，维持它们并不合理的生存。

这次的态势可能更是这样，因为前文已经叙及，面临“休克”的企业多是消费服务业领域里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它们既不可能有国有背景，也往往没有什么固定资产可以作为抵押物。这就使得它们很难沾到货币闸门全面大开的阳光雨露。这就是货币政策的错位，这些年里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也并不会因为一次疫情的缘故就自动解决。不仅如此，它还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例如股市和楼市等投资市场的严重泡沫、债务持续走高、金融体系内部系统性风险的不断堆积……

据报道，2月6日上午招标的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等3大政策性银行火速推出的“战疫专题债券”获得了“白菜价”中标利率的踊跃抢购。中标利率创下了数十年历史新低，包含柜台追加在内，总计募得215亿元人民币。这既表明了认购这些专题基金的金融机构的社会公益心，它们愿意为遏制疫情蔓延尽一分自己的力量，但也表明当前的整体资金面依然是宽松的，市场并不“缺血”。

应该说，以这种市场化的手段来募集资金应对疫情，本身是一大进步。然而，像这样国有政策性银行背书的基金在管理和使用的效果上究竟如何，依然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这有待于日后好好算一笔成本收益账。

更早的另一个消息是，蚂蚁金服发起成立的网商银行承诺，从2月2日开始，针对150万湖北小店和正在抗击疫情的30万医药类小店，不抽贷不断贷，尽量避免小店因为资金链突然断裂而“死亡”，并且下调利息10%，为小店减负。不幸患上新冠肺炎的小店主，可以通过客服电话联系网商银行，从而全额免除利息。与此同时，蚂蚁金服的姐妹公司阿里巴巴“本地生活”已从2月1日起，针对饿了么等部分商家采取减免佣金、年费延期、贷款支持和外卖服务极速上线等举措。

相对而言，我更倾向于相信这些公司的做法能够取得更好的实效。原因在于它们每天打交道的客户对象原本就是数不清的小微企业和店主，这些小业主的贷款金额普遍不高，但数量庞大，涉及领域广泛、情况千差万别。像蚂蚁金服这样的金融公司在对客户的了解、风险评估、资金放贷和回收等所有方面的专业能力和经验，都要远比那些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好得多。传统上，后者服务的多是大企业、大项目。而这次疫情冲击之下迫切需要得到相助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和小微民营业者。

金融体系是多层次的，之所以长久以来货币政策扶持中小企业的传导效果一直不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类“接地气”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手段发育严重不良。互联网以技术手段突破了许多软硬件上的障碍，这是令人满怀期待的。

三

应对“新冠病毒”造成的经济困难，财政手段应当是首选的考虑。

我想再次强调，目前的经济困难本质上并不是市场“缺血”，而是因市场运转突然停顿而造成的临时性“休克”。应对的良方并不是大规模“输血”，而是对处于“休克”状态的脏器（企业）进行“体外人工支持”，静待整个生命体恢复生机。

财政层面的资金支持就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我认为即使这种财政支持也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简单地说，反对轻易动用政府资金对定向企业进行直接补贴，这会造成大量的行政干预。资金是有限的，政府很难准确判断谁最需要支持，最后的结果基本上就是补贴政府自己所有的国有企业，于是又回到上文已经提到的货币放水会产生的那种供求严重不匹配的悖论。这还会导致政府审批权的进一步扩张，促进事实上的国进民退，甚至滋生寻租空间。

好的财政支持应当是间接的，因而也是无差别的，对政府执行部门来说也是被动型的。简言之，就是普遍的税费减免和推迟缴纳，也就是苏州市的思路。企业少缴税、推迟缴税、免缴税甚至退税，对企业来说，效果就等于政府给补贴，但却比政府直接给补贴更公平合理。

在具体执行上——

第一，应当由地方政府主导，制定适合各自地区不同特点和需求的财税支持政策（哪些类型的行业和企业列入减免清单？减免多少？如何操作？等等），中央财政根据事先约定的总额及公开透明的原则向各地政府提供转移支付；

第二，由此产生的财政亏空，建议一部分由各级政府缩减未来几年的行政支出来填补，另一部分则计入中央财政赤字，今年可适当放宽赤字规模；

第三，这些财税支持政策也必须公开透明，符合要求就可以自动进入办理流程，不符合的自动筛除，政府相关部门只需要受理、核验、备案和办理，不应拥有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权限；

第四，如果这些财税支持政策能够与稳定就业挂钩则更佳，这不仅有助于缓解经济困难，还会极大地利于社会；

第五，还需要劳动社保部门的配合。关于进行社保金的减免和缓缴，“苏州十条”也包含了。进一步建议劳动部门鼓励企业与员工自愿协商，在经营业务萎缩期增加无薪休假或减薪休假，尽量避免裁员，劳动部门在执行《劳动法》的时候需要灵活考量；

最后，如果政府希望通过增加支出来拉动经济，那么必须严格限制在这次疫情冲击下所暴露出来的公共服务存在明显短板的方面，例如医疗设施、疾病防控体系等等。总之，这些支出应当能够对当前这场“新冠肺炎狙击战”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四

前两天，我一位湖北朋友写了一篇很长的公号文章，用生动的笔触记述了他这次回襄阳老家过春节期间的所见所闻。我在转发他这篇公号文章的时候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千年万年以来，平民百姓永远都记得一条：大难临头，一靠自救，二靠互助，三靠上天垂怜。其他啥都不必想。”

说句大白话，这其实也就是所谓市场经济的基本底色。

疫情大规模爆发以后，从1月底开始，万达集团、红星美凯龙、华润、大悦城、美的置业、苏宁集团等数十家大型商业公司旗下近500家购物中心已经开启了减租免租行动，主动与租户共担疫情冲击损失；一些目前生意不错的线上电商也与生意萧条的线下合作企业展开了更紧密的合作，希望共担风险，共克时艰。这既体现了这些企业的社会责任心，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些饱受激烈市场竞争洗礼的优秀企业比谁都更先感知市场和经济的冷暖。它们的行动是将来中国经济这台超级机器能够确保重新正常启动的最有力基础。

近日，沃尔玛在对社会的公告中号召劳动者利用歇业赋闲的时间，到当地沃尔玛门店兼职，沃尔玛将依法支付劳动报酬。永辉等大型零售企业纷纷跟进响应这种帮助临时性就业的做法。显然，疫情之下民生商品急需保障，这些门店本身面临人手紧缺。它们的倡议利己又利人，如果有更大规模的行业协会与工会组织等展开更加有机的协商合作，对稳定经济与社会的功效就会更大。

什么叫市场经济？这就是最朴素的市场经济。问题是政府要为这样的民间自发合作互助提供便利、保驾护航，而不是反而成为这种自发合作互助的障碍。

针对确诊病患的治疗，一周前因为一则“让共产党员上”的视频而红遍互联网的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最近说过一句话：“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用药会非常谨慎。”

我认为这句话同样非常适用于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境的政策药方。所以，让我用这句话来结束本文：当下出台的任何政策的出发点都应该是在市场暂时不能正常运转时帮助困难企业继续活下去，而且它们应该非常容易撤出。如果这些政策将会对市场机制本身产生替代或挤出效应的，就不该轻率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