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来讲，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全力“防输入”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做好“防扩散”。特别是节后返程客流即将到来，这对于原有的防控体系与防控能力构成巨大挑战。

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全国除湖北外其他省份每日报告的确诊病例数从2月3日890例下降到2月8日509例，连续5日下降（过去四日分别为：890、731、707、558例）。

不过现在说疫情“拐点”还为时尚早。尤其是，伴随返程高峰和复工在即，各大主要城市面临着较大的防控压力，未来中心城市、城市群如何联防联控？各地如何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间更好地平衡？武汉封城以来有哪些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围绕这些问题，第一财经记者9日专访城市问题研究专家、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研究员冯奎。

第一财经：当前我国城镇化已进入到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未来哪些地方会是联防联控的重点？

冯奎：相比较2003年的SARS，人口在空间结构上集聚的特征是：中心城市、城市群人口加快集聚。“十三五”规划的19个城市群，占全国人口的75%。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铁发达，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强，现在全国人口流动的规模大约是17年前的6倍。春节及返乡及节后返岗又是推动形成了流动峰值。这个时候，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就成为联防联控的重点区域。结合城市群与武汉大都市圈的关系来讲，武汉都市圈及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联防联控的任务就特别重。这些城市群中都有核心大城市，它们是人口经济活动最密集的区域。未来四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深圳、广州、成都、重庆、长沙、合肥等，可以说将面临严峻考验。

第一财经：武汉封城后到现在十几天了，有哪些不足和教训，是其他城市需要汲取的？

冯奎：必须承认，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是迫不得已，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情况，武汉作出了牺牲、留守城中的武汉人作出了牺牲。但是也需要总结其中的不足与教训。

最大的不足是：“封城”之后隔离措施没有跟上。“封城”的目的是要阻断疫情，但武汉没有做到在第一时间征用到足够数量与条件的宾馆酒店、体育馆、党校等大型设施，没有对疑似病患及早全面隔离收治和留院隔离处理。一些有发病症状的市民成为移动的传染源，一些家庭出现成员集体感染。

其他城市需要汲取的教训是：现在就要保持高度警惕，避免走到所谓“封城”这一步。如果要封，要划小隔离单元。要瞄准传染源，精准隔离、彻底隔离、科学隔离。对于确诊、疑似、有热症状的，分级分类进行隔离，并由专业医护人员接手处理，彻底切断传染源与外界联系。建议大中城市，现在都要做两个预演，一是小型社区要有隔离响应；二是在没有大规模爆发的时候，要有建设集中隔离点、救治中心的预案。

就武汉自身来说，“封城”及其解禁，在这次防疫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随着隔离到位，收治到位，应创造条件调整“封城”策略。开禁可分阶除段进行，比如从封城走向“封区”，再走指定几个区域隔离，逐步走向全面解封。这样做也可以向国内外展示中国成功抗击疫情的进展，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

第一财经：数据显示，武汉与周边地区的人员流动十分密集，未来武汉与周边地区如何联防联控？

冯奎：武汉与周边的8个城市，构成了武汉都市圈，人员流动十分频繁。查看百度迁徙发现，武汉“封城”前的几天，从武汉出发的热门目的地排行榜首的城市为黄冈市，其次为孝感，这两个城市各占武汉出城人数比例15%，加总有150万人左右从武汉回到这两个城市。

疫情防控要落实属地责任，同时也要联防联控。类似于武汉都市圈，联防联治应是下一步重点方向。有这么几个建议：一是在湖北省层面建立武汉大都市圈的协调机制，共同研判疫情防治的突破重点。

二是全国援助湖北，就要发挥武汉作为“总指挥部”的作用，从而高效地协调全国资源力量，尽快地控制住武汉大都市圈的疫情局面。

三是要充分利用武汉的科技资源，可以考虑开展远程的智慧医疗专家会诊服务。

四是加强物资等的统一调配。比如与武汉相隔100多公里的仙桃市是全国有名的一次性无纺布口罩生产基地，本身产能不小。前期由于武汉和周边城市的道路被封闭，物资在武汉与仙桃之间中断，现在就需要统一调度，快速提升并转运仙桃的口罩支持其他城市抗疫。

第一财经：在武汉封城之后，武汉之外很多地方封村封路，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如何在防控的同时，避免这些负面影响？

冯奎：我不赞成将“封城”作为一个经验不加条件地加以推广。封城、封村、封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休克”疗法。负面影响是：第一，它会伤及正常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危及到中小企业存活进而影响到就业等；第二，它是最高等级的应对手段，用力太猛以至于走到了极限，这样可持续性不强；第三，从社会心理上，它可能会加剧整个社会的恐慌。

我的建议是：全国的城市要分成不同类型，疫情极度严重的城市、严重、较为严重、预警性城市，这是一个序列。有些湖北以外的城市，确诊以及疑似病例绝对数量较少、在总人口中占比不高，且无明显增加，这些城市主要是要将防控的关口前沿，加强预防，制定预防应急方案。在需要隔离时，应在较小尺度上实施区域隔离、并尽快将疑似病人转到专业化的医学隔离点。

第一财经：当前返程高峰来临，10日非湖北地区企业将大面积复工复产，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北京等地流动人口数量庞大，这些地方如何做好疫情防控与复工之间的平衡？

冯奎：疫情重灾区或者说在处在疫情危急阶段的城市，疫情防控就是一切。疫情严重程度较轻的城市或者说疫情已过了最为严重的阶段，就要考虑到恢复生产，二者的比例是9：1，还是1：9，还是5：5，这就需要平衡。

我觉得在考虑平衡点时，应有两个平衡点的考虑：一个平衡点是从整个城市或区域的角度，来做好疫情与防控的平衡，当前全国的城市在总体上还是应将主要精力放在防控疫情上。

第二个平衡点在于，应建立由城市监管部门、企业、员工共同接受的评估与防控机制。这就需要企业根据复工条件进行复工申报；企业内部进行员工健康管理与日报制度；行业主管部门、企业、职工责任要有共担制度，例如行业主管部门的在线监测，企业的救治责任等需要明确规定；最后还需要建立起企业与防控体系之间的应急反应制度。有的国际化企业管理规范，就应让他们复工。而且这些制度未来也能成为企业卫生健康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

第一财经：当前多个地方都提出要有序复产，企业复产如何做到有序？哪些企业应该重点保障？

冯奎：我注意到有的城市建立了企业复产“白名单”做法，这是有序复工的一种有效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对于湖北以外城市的企业有序复产，我认为应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以积极的态度予以支持。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企业力量加入，其实有利于调动物力、财力，消化防控成本。二是有序复产，也使复产节奏可控，与防控进程实现较好地匹配，这样总体利益也能最大化。

对于复产的企业，应综合考量。从企业类型来讲，重点保障的就是应急必需的企业。如工业企业类，重点是要保障涉及疫情防控必需、保障城市运行和企业生产必需、群众生活必需等企业。服务类企业优先是要保障为大城市生产生活提供服务的企业，特别是物流企业。重点民生工程企业，主要是一些重大工程项目企业。

其实也要对企业的防控措施有必要评估。如有的企业员工基本为本地的企业或者防控措施到位，那应该可以尽快实现复工。

第一财经：在当前返程高峰之际，当前一些地方对外来人口采取劝返策略，比如有些地方要求对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疫情重点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一律劝返。那么对外来务工人员返程，应该怎么防控？

冯奎：我注意到，前两天，苏州市不允许来自疫情重点地区的车辆进入苏州，在高速路口予以拉截。之前，还有一个湖北人开着湖北牌照的车上路后，遇到各处“封堵”，他无处可去，只好在车里生活里了十几天。

这些做法可以理解，但可以做得更好。关键就是要建立责任分担机制，要把返工人员变成联防联控的力量，而不是作为“阻力”。

怎样找到更好的措施应对以上出现的问题？最重要的，我觉得应该将三个责任落到到位。一是城市主体责任；二是企业或机构的主体责任；三是个人主体责任。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要创造基本的隔离条件，特别是监督落实14天的隔离要求。对于企业或个人，也需要落实责任。比如一个人要返岗，那么所在企业或个人就应向目标城市申报，这时候企业或个人可以通过缴纳应急保证金、提供健康信息等方式，来承担主体责任。

第一财经：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很多，应当做好哪些预案？

冯奎：疫情今年走了，明年可能还会再来。应从加快现代化防疫强国的角度来看超大特大城市的疫情防控。在武汉疫情中，《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卫生部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的规定没有完全得到落实。部分原因是有法不依，部分原因是法律规定滞后，特别是武汉这类大城市责任主体没有落到实处。因此，我建议：应明确提出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人口在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具有发布疫情的主体资格并承担相应责任。

当前来讲，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全力“防输入”的同时，高度重视做好“防扩散”。特别是节后返程客流即将到来，这对于原有的防控体系与防控能力构成巨大挑战。预案当中，应特别是注意发挥疫情直报系统的作用；另外建立全市一盘棋的思想，充分进行联防联控各项措施的实战演练。比如能不能在短时间内对疑似病人应收尽快、集中诊治就需要统筹调配各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