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开封城市精神的历史传承

　　汴 浚

　　好人、坏人，这是所有正常的孩子自启蒙时期认识周围社会的最初思想意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所受教育的深入，好人的含义会逐渐增加和丰满。好人，要善良、勤劳、好学，要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 。在戏曲、电影、电视剧中，好人和坏人常被脸谱化，特别是我们的传统戏曲，化妆用的就是脸谱艺术，白脸奸臣黑脸好汉，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看就清楚。作为观众，从孩童到老人谁都分得清，而且一直以好人和坏人作为评判人物的标准，想来全国皆然、世界皆然，开封当然也是如此。但是作为文化、作为城市精神，开封却有独到之处。

　　开封作为八朝古都、全国八大古都之一、全国首批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独特的城市精神和好人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历久弥新，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史上是一处具有引领社会先进潮流的高地。作为代表城市精神的好人文化孕育了“开封好人”这一珍贵的人物称谓。当然所谓的“开封好人”，并不限制是原籍、祖籍在开封的开封人，还包括那些在开封生活过、活动过、工作过的杰出的外省籍人物，像古时的包拯是安徽人，像现代的焦裕禄是山东人，他们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都是在开封这块热土上创立的。

　　据史料记载，最早形成开封城市精神的人物与事件是魏国大梁信陵君及与之相交的侯嬴与朱亥光照千秋的忠义之举。《史记》卷七十七之《魏公子列传第十七》中记载，曾到大梁废墟寻拜夷门守门人侯嬴旧居地的司马迁，自叹道：“太史公曰……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及有以也。名冠诸侯，不又虚耳。” 有位现代学者如此评价信陵君这位非凡的历史人物 ：“信陵君不是战国时期一个翩翩享受的贵族公子，而是一个侠客，一员名将，一代兵法家，一面精神道德仁义的旗帜，他是后世上上下下的一尊偶像和竭力效法的榜样。”他是古今中国受人尊崇的大好人，自秦统一后，由于秦始皇的残酷暴政，其统治中国的寿命极短，所造成的魏公子信陵君的仁义逆反作用愈加强烈。从汉刘邦皇帝始，诸朝皇帝天子都纷纷擎起信陵君的好人大旗。这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一种精神形态，这是君主和百姓认识高度吻合时的一种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史记》中记载：“高祖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大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刘邦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其为人、处事、治国都是以秦始皇、楚霸王为反面教员， 而视信陵君为人生楷模。

　　魏梁之后，古代历朝诗词中颂扬信陵君的内容也很多，特别是在大诗人李白的诗中有相关内容的诗句信手拈来。像有名的《梁园吟》中李白写道：“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又如《博平郑太守武陵立马赠別》一诗中写道：“大梁贵公子，气盖苍梧云。若无三千客，谁道信陵君。救赵复存魏，英威天下闻。”在古代，没有广播电台、没有电视台，报纸之传媒也极其式微简单，诗歌是十分突出和广泛的一种“传媒”，特别是大诗人名诗家的作品影响力更是极强，信陵君的事迹之所以能够久传不衰，传统诗词的传播功能功不可没。研究发现，从信陵君到包龙图，从包龙图到焦裕禄，从古至今这些影响全国的旗帜性人物都是如此。写青天包公的诗词古今俯拾皆是，写县委书记榜样焦裕禄的诗词常见诸报章。习近平同志早在上世纪末于福建工作期间，就写有《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发表在1990年7月16日的《福州晚报》上。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中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是时霁月如银，文思萦系……

　　魂飞万里，

　　盼归来，

　　此水此山此地。

　　百姓谁不爱好官？

　　把泪焦桐成雨。

　　生也沙丘，

　　死也沙丘，

　　父老生死系。

　　暮雪朝霜，

　　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

　　思君夜夜，

　　肝胆长如洗。

　　路漫漫其修远矣，

　　两袖清风来去。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遂了平生意。

　　绿我涓滴，

　　会它千顷澄碧。

　　焦裕禄这位在全党全国影响极其深远的县委书记的榜样，是现代社会旗帜式的一位好官，是开封好人的一位杰出代表。习近平同志在词中说得真好：“百姓谁不爱好官？”好人也遍布三百六十行，好人也遍布社会的上上下下，好官更是好人的中坚力量，开封好人中的好官从古到今有信陵君，有包龙图，有焦裕禄，这是开封的骄傲。 “古有老包，今有老焦”，为什么社会旗帜式的好官都出在古都开封呢？是一种巧合吗？当然不是。答案是什么呢？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宋史专家程民生先生的大作《中华文明中的汴京元素》给出了回答。在该书的绪言中程先生提出了一个科学论断——中国都城的平原效应。历数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历代皇朝，大多没有离开过高山盆地这一闭塞的地理环境，从秦至汉、至唐，包括先前战国时期的诸国和以后的元、明、清诸朝的国都，都没有离开过高原的大山和山中的盆地。地理环境对国都城市精神的影响是隐形入骨的，封闭、保守、缺乏活力和张力是十分必然的，完全处于广阔平原之上，无险可守、无山可挡、四通八达、水利丰富，经济相对繁荣，先是从山上下来迁都大梁开封的魏，后是建都开封东京的宋。程先生在绪言中论述道：“中国都城从西部迁移到中州，从山地（丘陵，盆地）迁移到平原，自然环境的变迁必然带来文化变异。毕竟，平地性生存与山地性生存不同。大平原日月普照，不偏不倚，风荡大地，遍及草木；且四季均分，无北方之严寒，无南方之酷暑，无西方之干燥，无东方之潮湿。地面平坦、起伏较小的平原，模糊视线、约束性弱、流动性强，意味着更多的竞争、更多的风险、更多的变化、更多的活力。与山地相比，四面八方都是简单地平线的平原地貌，毫无神秘感、隐蔽感，而且城市规模可以不受限制任意摊大饼式地四处扩大。都城降低的不只是海拔高度，迁移的不只是经度，还是政治姿态和文化姿态。首都如同主角走下高高的舞台，来到平地与观众互动，北宋168年（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间，入传的开封人共计169人。从书中所列举的人物表看，所计人物还是原籍的开封人，并没有把在开封生活、活动从业、任职的外地人士统计在内。他们和原籍开封的开封人一起创立了缘自都城平原效应的开封城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