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声在线8月26日讯(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刘文韬 张笑 姚茜琼)重温英烈事迹，感悟初心使命。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与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编写了《见证初心和使命的“十一书”》，作为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寻淮洲等5位湘籍英烈的革命事迹入编此书。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征途中，无数革命英烈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共产党人的信念与忠诚，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该书以“宣誓书”“绝命书”“请战书”等震撼人心的“十一书”为线索，选录了11位革命英烈为革命事业不惧流血牺牲、以身许党的感人故事。其中，寻淮洲烈士“北上抗日”“消灭敌人”的“请战书”、王尔琢烈士“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的“托孤书”、陈毅安烈士“如果牺牲了，就会托人捎回一封无字家书”的“无字书”、夏明翰烈士“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就义书”、左权烈士“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的“决心书”，真实、生动地展现了5位湘籍革命英烈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以及对理想信念矢志不渝的赤诚，读来给人以力量、思索和启迪，激发“忠诚担当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附：5位湘籍英烈的革命事迹

　　寻淮洲的“请战书”

　　“北上抗日!北上抗日!”“消灭敌人!消灭敌人!”这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原总指挥寻淮洲牺牲前反复念叨的几句话。这几句话，既是这位红军名将催人泪下的临终遗言，更是这位沙场英杰壮怀激烈的“请战书”。

　　寻淮洲，1912年生，湖南浏阳人。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后随部队上井冈山。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两次入闽作战，历任副班长、代理排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军团长等职。1934年7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

　　寻淮洲没上过军校，却深谙军事指挥之道，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在残酷战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杰出军事将领。他15岁从戎，参加秋收起义随毛主席上井冈山，从副班长起步，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22岁不到即被任命为军团长，可谓不折不扣的军事奇才。在反“围剿”战争中屡建奇功，寻淮洲所部多次承担独立方向重要战略任务，被誉为“战略奇兵”。第四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两次作战经历尤其可圈可点。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寻淮洲率领红二十一军直插敌后，牵制国民党军数师兵力，为红一方面军取得黄陂、东陂两役的胜利创造关键性条件，为此获得二等红星奖章，受到中革军委特别嘉奖。1933年9月18日，寻淮洲所部在沙县木芹山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精锐部队“铁军团”发生遭遇战。寻淮洲不畏强敌，果断机智指挥部队全歼敌军，创造中央红车以一个团的兵力运动战中全歼敌一个精锐团、击溃敌两个团的纪录。中央红军五大主力军团中，寻淮洲是最年轻的军团长，执行北上抗日使命并担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尚不足22周岁，其年轻有为、战功赫赫，足以和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媲美齐名。粟裕大将回忆寻淮洲时指出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作战勇敢，机智灵活”，“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青年指挥员”。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称，“寻淮洲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七军团，在两年时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

　　1934年7月，为减轻中央苏区压力，寻淮洲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命，担任红七军团军团长兼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执行特殊而又艰巨的北上佯动任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率部转战闽浙皖赣四省几十个县，行程3200多里，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同年11月，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合编为红十军团。

　　1934年12月，红十军团首战安徽太平谭家桥。在战斗中，寻淮洲奉命率部主攻乌泥关守敌王耀武旅。为了争夺制高点，寻淮洲先后发起三次集团冲锋，都遭受严重挫折。在发起第四次更大规模冲锋时，寻淮洲不幸腹部中弹。当时，他的部下看到他中弹后，立即自动围成一堵人墙来防御敌人射击，将他抢下火线、抬上担架。寻淮洲一苏醒过来，便忍着剧痛喊道:“冲、冲上去，把敌人打下去!”由于部队日夜转移，条件极其艰苦，寻淮洲伤口多次撕裂，血流不止。弥留之际，寻淮洲嘴里不停念叨:“北上抗日!……北上……抗日!”“消灭敌人!……消灭……敌人!”12月16日，在泾县茂林福官墩，寻淮洲因流血过多，英勇牺牲，时年22岁。

　　王尔琢的“托孤书”

　　在湖南常德的一面石墙上镌刻着这样一首诗:“一夜风云变，上海大屠杀。尔琢拔刀起，血誓效讨伐。革命不成功，此生不理发。”这短短的诗行，是烈士王尔琢投身革命、奋斗一生的真实写照。

　　王尔琢，1903年生，湖南石门人。他曾就读黄埔一期，是周恩来最看中的学生之一。他先后参加北伐、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后来又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是工农红军最年轻的参谋长。他曾慨然明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被众人赞誉为“美髯公”又被笑称为“中国的马克思”。1928年8月25日王尔琢在江西崇义县思顺圩追劝叛徒时不幸英勇牺牲，牺牲时仍是长髯飘飘。

　　1923年10月8日，王尔琢与从小青梅竹马的郑凤翠携手走进婚姻殿堂。然而，幸福恩爱的蜜月生活只持续了短短三个月，王尔琢便离家别妻赴黄埔军校学习。临别时，王尔琢对已有身孕的妻子说：“生儿是你的靠，生女是你的伴，生儿取名摘祚，生女取名桂芳。”但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分别竞成了这对蜜月夫妻的永诀。

　　1927年初，王尔琢随北伐军到达武汉。虽然军旅劳顿，但他却时刻牵挂着远在家乡的妻子和从未谋面的女儿。他托人在武汉黄土坡21号租了一间房，然后给妻子去信，要她们母女到武汉团聚。不料，“四一二”风云突变，战功显赫的北伐将领成了被通缉的“中共要犯”。王尔琢来不及在武汉等待妻儿的到来，就只身潜往上海寻找党组织。

　　郑凤翠带着幼女桂芳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武汉，满怀期待地来到他们相约的小屋，丈夫却音讯全无。在百般打听王尔琢消息无果后，她极度失望地带着女儿默默回到湖南老家。行前，她给丈夫留下了一封信:“我和你的女儿小桂芳，于二月初二从家动身，在长沙住了三个月，直到二十八日，才好不容易来到武汉，来到你约我和桂芳会面的地方。不知你到哪里去了，没有见到你，小桂芳心里很难过……”

　　数日后，王尔琢来到相约之地，却是人去楼空。读到妻子情意绵绵又略带哀怨的信，王尔琢不禁满怀歉疚。他当即拿起笔，给父亲写下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凤翠母女此次来汉，未谋一面，深为憾事。儿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但上海、长沙烈士们殷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缕归思。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凤翠娘家父母双亡，望大人善待儿媳，见凤翠如见儿一般……”

　　这是王尔琢的最后一封家书，也是他给亲人留下的遗言。王尔琢在信中，既深情表露对妻女的怜爱，更郑重坦陈“以身许国”的心迹，实际上写了一封“托孤书”，充分表达了革命者在家庭与国家命运发生冲突的时候，宁可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情操。

　　陈毅安的“无字书”

　　他在戎马倥偬岁月，先后给爱人留下54封家书，用率真、温馨表达牵挂，诉说相思，而最后一封家书——第55封家书，却只是两张片言不见的白纸，给后人留下悲壮豪迈、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这封“无字书”的主人，就是烈土陈毅安。

　　陈毅安，1905年生，湖南湘阴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曾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连长、营长，在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屡立战功，在黄洋界保卫战中大显身手。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在长沙战役中任前敌总指挥。8月7日凌晨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陈毅安是骁勇善战的真英雄，也是情深义重的伟男子。1923年暑假，正在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陈毅安，在拜访他的语文老师邹老先生时，遇上了师母的外甥女—18岁的李志强。其时，李志强还在湖南省稻田女子师范读书，一副学生模样，妆容清纯可人。初次见面，两人就情有独钟。当年8月中秋，由师母做媒，陈毅安与李志强订下了终身。

　　此后不久，陈毅安决意投身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在分别的日子里，书信成为陈毅安与李志强之间的爱情纽带。深爱着陈毅安的李志强，舍不得他流血牺牲，希望他毕业后当教员，而不要上前线打仗。陈毅安总是耐心地开导她，袒露自己的情怀。他在信中写道:“我上次同你说的，爱情固然要好，但不要成为痴情。换句话说，不要牺牲一切来专讲爱情。如果人人不去流血牺牲，那中国就无药可救了。”

　　在紧张的战地生活中，陈毅安也不忘同恋人分享自己的快乐，倾诉自己的相思。上井冈山后，他曾给李志强写过4封信，他在其中一封中这样写道:“我天天跑路，钱也没得用，衣也没得穿，但是心情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越生活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但最忧闷、最挂心、最不安心的，就是不能单独同你坐在一起，而且信都很难同你通了。这是何等的痛苦啊!”

　　1929年，陈毅安在井冈山战斗中脚部受伤，秘密回到湖南老家养伤，并与李志强完婚。1930年6月，陈毅安应彭德怀之邀，告别母亲和新婚有孕的妻子，重返部队，担任长沙战役前敌总指挥。8月7日凌晨，在掩护军团总部撤退时，遭敌机枪扫射，腰部中弹，不幸壮烈牺牲。

　　1931年3月，李志强终于再次接到陈毅安的来信。信封上那熟悉的字体，让她欣喜若狂。但当她把信封拆开，瞬间五脏俱焚。信封里只有两张空白的信纸。而这是陈毅安在参加大革命时就与她的约定:如果他牺牲了，就会托人捎回一封无字家书。当年陈毅安说这番话的时候，李志强一边捂他的嘴，一边说“别瞎说，别瞎说”。在收到“无字书”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爱人已经牺牲了，仍不停地多方打探消息，痴痴地等待他归来。

　　一转眼6年过去了。1937年9月，李志强带着一丝希望，给延安八路军总部去了一封挂号信，询问丈夫的情况。20天后，她收到八路军彭德怀副总指挥的亲笔回信:“毅安同志为革命奔走。素著功绩，不幸在1930年已阵亡…”噩耗传来，李志强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1951年，在毛泽东亲笔签发的首批革命烈士家属光荣纪念证中，陈毅安的证书为第九号，由此他也被称作共和国第九烈士。

　　夏明翰的“就义书”

　　夏明翰，1900年生，湖南衡阳人。五四运动时，他和蒋先云等同学奋起响应湖南省学联的号召，发动罢课、推动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湖南在毛泽东建立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发展党员，并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团骨干。夏明翰是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不久，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夏明翰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工作。这时候，他经常化装成农民，深入长沙、平江、浏阳、湘潭等县作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夏明翰保送湖南革命青年到广州学习，并在各县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县、区基层培养成千上万的农运骨干和积极分子。

　　1927年2月，毛泽东到武昌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不久，夏明翰接到了毛泽东的信，要他去全国农民协会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夏明翰到武汉之后，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并在农讲所授课，有时还到中央陆军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作报告。

　　八七会议后，夏明翰参与发动秋收起义，主要负责联络工作，他经常装扮成农民、商人，奔走于长沙郊区，向党的基层组织宣传和组织秋收起义。10月间，省委派夏明翰兼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领导发动平江农民暴动。1928年初，党中央调夏明翰去湖北省委工作，参加省委领导工作。3月，夏明翰因叛徒出卖被捕。他在监狱中分别给母亲、妻子、大姐写了最后的三封信。

　　他对妈妈说:“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口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他对妻子说:“同志们常说世上惟有家钧好，今日里才觉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涟涟。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作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这些感人的话语，体现了夏明翰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为革命慷慨赴义的革命英雄主义。1928年3月20日，夏明翰被敌人押送到汉口余记里刑场。牺牲时，他挥笔写下了一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永远为人们传颂着: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左权的“决心书”

　　左权，1905年生，湖南酸陵人。1924年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亲自主持入党仪式。从此，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他以后近二十年政治生活的准绳”。

　　1925年10月，左权被组织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刻苦攻读俄语，努力钻研各种必修课程，如《列宁主义基础》《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革命运动史》《军事学》等。1927年9月，左权在中大毕业，遵照党组织指示，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

　　1930年6月，左权奉命同刘伯承等一道从苏联回国，不久到苏区工作。从此，他把自己全部心血融于艰苦的革命战争中，十余年，未尝一日离开过人民军队。他先后任新十二军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参加了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红一军团为前驱，左权常随先头部队指挥战斗，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役战斗。到达陕北后，参与指挥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改编后，部队随即由陕西出发，左权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舟渡过黄河，辗转进入太行山区。1937年12月3日，他给母亲张氏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

　　“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烧房子……等等，实在痛心。有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幼全部杀光，所谓集体屠杀，有些捉来活埋活烧。有些地方的青年妇女，全部捉去，供其兽行。要增加苛捐杂税。一切企业矿产，统要没收。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

　　我军在西北的战场上，不仅取得光荣的战绩，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表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为打击敌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破坏敌进攻西安计划，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八路军总部设想趁青纱帐和雨季对华北敌军展开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和反“扫荡”作战。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署名，发出了上报中央军委，下达一二O师、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的《战役预备命令》。8月20日晚，全线发起攻击。左权根据实际参战部队约数，始称此次战役为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半月，我全体指战员充分发挥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证明了敌寇“扫荡”华北所采取的基本手段“囚笼政策”与堡垒主义，是能击破的。李达回忆说:“我亲眼看到左权副参谋长，时常废寝忘食，运筹帷幄;冒着枪林弹雨，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部队勇猛杀敌。为了胜利，历尽千辛万苦，使我永生难忘。”

　　1942年5月25日，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转移时，于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颁发《关于追悼左权同志的决定》，号召全军将士继承左权遗志，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