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BBC（英国广播公司）举办的“百部影响世界的小说”于近日揭晓，大量当代小说顶替了古典作品的席位，尤其是一些通俗小说的入围引发热议。难道就这样向通俗妥协了吗？文学该怎样评判？文学的座次该怎样排呢？

　　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作为文学评论家却必须把文学的高下说清楚，随之而来的争议也会很多。因此，以客观的态度亮出自己的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1994年出版的专著《西方正典》中点评了26位西方伟大作家，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是西方经典的核心，芝加哥大学的“西方世界的伟大典籍”（54卷）中，文学领域只有莎士比亚占了两卷，跟布鲁姆的观点类似。那如何面对批判莎士比亚的作家呢？尽管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持批判态度，但并不妨碍布鲁姆高度评价托尔斯泰，他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值得一提的是，布鲁姆提到：“在西方文学传统之外，还有中国古代文学这一巨大财富，但我们很少能获得适当的译本。”公正的态度是进行文学评论的前提，一味追捧的失态式批评和一味崇外的失语式批评都要不得。唐代殷璠在编选的《河岳英灵集》中对同时代诗人进行点评时提出：“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论次于叙品藻，各冠篇额。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这体现了文学评论家不为时事所牵绊的风骨，有了独立的人格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文字。如今一些盛名之下的作品给读者的只是其实难副的阅读体验，这种落差导致了批评界公信力的丧失。

　　《草叶集》出现时并不被认可，可是惠特曼如今已成为公认的巨擘。在不同时代，文学的评价标准有所不同，这也是文学评论家会重写文学史的动因所在。梁代钟嵘在《诗品》中点评的122位诗人中，上品为曹植、谢灵运等11人，中品为曹丕、陶渊明等39人，下品为班固、曹操等72人。虽然钟嵘认为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还是把他放在了中品。清代王士祯则认为：“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清代曾国藩在《十八家诗钞》中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则是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6人，跟当代学术界的观点已经非常接近。元代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问“谁是诗中疏凿手”？元好问梳理、点评了魏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他推崇魏晋风骨，评价曹植、刘祯是“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但评价陶渊明的一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更为有名，如今人们更为推崇的诗人也是陶渊明。值得注意的是，与钟嵘同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没有提到陶渊明，但并不影响其处于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杰出著作的地位。

　　问题意识是成为评论家的前提，文学评论家的职责是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诠释、点评，引领作家的创作、提升读者的眼光。评论家要用自己的眼光发现古代或当代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切忌随波逐流。这样在梳理传统典籍、译介国外理论、建构当代话语体系方面才会有的放矢、事半功倍。钟嵘在《诗品》中批评陆机的《文赋》“通而无贬”，痛斥“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的不良风气。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建立在对宋诗尤其是对江西诗派批判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于是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突破时代局限，在向后看的同时指出并解决了当时的问题。

　　有了批评的标准，还要贯彻在评论中。即使同以《史记》为准绳，清代金圣叹和毛氏父子的观点也有出入。金圣叹说：“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毛氏父子则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金圣叹强调的是创造性，毛氏父子强调的则是整合能力。毛氏父子还把几部名著放在一块进行比较，认为：“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且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又有高出于吴用、公孙胜等万万者。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

　　文学经典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佐证，循着它传递出的情感温度，人们才来到历史的角落游历。经典作品经过历代的注疏、整理，后人继承了大量宝贵资料，在重新梳理文学历史的过程中，批评家如果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就可能引领新的创作风潮。例如跟以前“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不同，“世纪文学60家”丛书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作家排名由专家评分和读者评分构成，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茅盾、贾平凹、巴金、曹禺排在前八名。名次略有调整显示出了时代的喜好，没从榜上下来则体现了经典的魅力，例如对沈从文的发现就影响了上世纪80年代寻根小说的写作。

　　唐代孙过庭有云：“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当人们呼唤批评需要勇气、真诚的时候，从呼声的高低就看出批评氛围的良好程度。有的人认为得了大奖的作品就有了“免罪金牌”，自觉过滤掉批评的声音，只说好听的；有的人用生搬硬套的理论高谈阔论、隔靴搔痒；有的人用不着边际的发散思维，回忆没有营养的往事……要知道，虚浮的赞赏合唱也会在呼啸而来的历史中被吹散。真诚的批评是读者在细读中能感受到的，细读文本是文学批评的前提，但这条底线如今被一些评论家突破了，不看文本、不思原意的评论方式都是对文学的不尊重，相比之下，古人一字一句的点评是多么可贵。（党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