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是“帮助”的“帮”，不是“帮派”的“帮”。

　　一连数月，原洛阳拖拉机厂职工李青，小心翼翼、反反复复，笑着解释着她发起的“好人帮”的“帮”义。

　　“三哥”登了一则广告

　　一年14050元的费用，李青不是拿不起，但她只拿了6000元交到了当地晚报社的广告部。

　　李青说，她计划登一年的，“但这事儿开始是瞒着老公的，我只好先交了六千。”李青说着说着，嘿嘿一笑，“我是走投无路才决定登广告的。”

　　不到三十岁，李青就离开了洛拖，相夫教子，听听音乐、做做家务什么的，“日子过得挺快，我也没觉得怎么无聊，就这么一晃，都四十多岁的人了呢。”李青说，“我先是去了几趟民政局，跟人家说，‘你们看看，有没有人需要别人帮助，有了，就给我打个电话’。”李青又是嘿嘿一笑，“听我说这话的那人当时眼都直了——他肯定在想我这人神经不正常，不过他还是记了我的联系方式。”

　　“我是真的想帮助别人，他们咋就不信呢？”李青想到在报上登广告。

　　2009年6月3日至11日，李青的广告连着在当地晚报《分类信息》栏目登了，不起眼，就两行小字儿：好人帮，帮好人。好人帮公益工作室63493979。

　　登了广告，李青就在家等啊等的。等的过程中，她还给自己化名“三哥”，她想：不能让人知道我叫啥，那样我多不好意思。

　　真的有人打电话了，但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不是质疑，就是问她“你是搞什么传销的呀？”李青气苦，就不想再登了，可到报社跟一个程姓记者把自己的事儿一聊，7月13日，一篇名为《个人花钱做广告 一女市民致力组建“好人帮”》的报道出现在了晚报上。

　　呼呼啦啦来了三四百人

　　2009年7月13日，洛阳印刷厂退休职工高德波看了当天的晚报，不由得感慨万端。许多年来，他一直在追求一种自己都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的东西”，但报上登的“三哥”的事儿让他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三哥’想做的事儿，不正是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想做的事么？”老高掏出手机就给“三哥”打了电话。

　　同样是13日，原洛阳市二轻局退休职工刘同安也给“三哥”打了电话，他问：“做这种事儿，得有个固定办公场所，你有地方吗？没有就来我家吧。”老刘都80岁的人了，身体很好，15、16、17……25日，他天天往“三哥”跟前跑。

　　孙矿琴是14日看到报道的，这位洛玻一下属技校的退休教师，退休后一直在外“发挥余热”挣钱，读了“三哥”，竟然就觉得“挣钱不是啥大事儿，得活个心情舒畅”，于是，她也找到“三哥”要求加入“队伍”。

　　就这样，从7月13日起，张三李四，周吴郑王，前前后后有三四百人，呼呼啦啦聚在了“三哥”跟前。

　　“哥”是男性的称谓，中年妇女李青化名“三哥”已经够奇怪了，但这些聚在她面前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行业喜好，都一口一个“三哥”地叫。“帮里很多人都不喜欢让人知道自己是谁呢，所以，我化名‘三哥’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不是有句‘做好事不留名’么？”李青说，“总之，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目的。”

　　2009年7月25日，洛阳一家宾馆门前，喧天的锣鼓伴着《爱的奉献》的悠扬，当腿部骨折的“三哥”拄着拐杖，向到场的百余名退休老人、志愿者宣布：“做好人，帮好人，咱们‘好人帮’今天宣告成立”时，雷动的掌声、欢呼声，吸引了众多行人驻足观望，有人耐不住好奇，走上前拉着他人的衣角询问：“‘好人帮’是卖啥的公司呀？”

　　也就是做些小事儿

　　目前的“好人帮”，共有三个服务组：红娘组、问事组、体育组。

　　洛阳市区几个大的广场，几乎都有体育组活动的身影，他们的道具以乒乓球、羽毛球为主。在一个广场，70岁的原洛铁分局退休职工吕明荣老人双手各拿一个羽毛球拍，一边自己给自己打，一边不住嘴地对边上人说：“如果愿意跟我学，我不收你钱，还能帮你预防肩周炎、颈椎病，活动得多了，还不会得老年痴呆呢！”听得边上的人直笑，却极少有人愿意跟着学，还有人说：“你既然是‘好人帮’的，为啥不打个招牌公开身份呢？”

　　“我横幅都做好了呢！”李青说，她做了好几个横幅，上面写着“好人帮义务啥啥”、“好人帮免费啥啥”，“可管理人员就是不让挂。他们说，‘我们也想让你挂，可你这一挂不当紧，卖药的、做广告的都跟着挂了，不就乱了套么？’”

　　遇到这些情况的不独体育组，“好人帮”组织的“专家义诊”、“免费提供打气筒、针头线脑”等活动，都遭遇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好人帮’里好几个医生都是名医，病看得可好，平时在医院挂专家号都排长队呢，可他们愿意义务做些好儿事免费给人看病，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在马路边支个摊儿，免不了被撵。”李青苦笑。

　　在“好人帮”开展的活动中，除了“被撵”还有“划定范围”的事儿。80岁的刘同安老人是问事组的组长，每天，他都要和几个岁数不相上下的老头儿到洛阳火车站给人“指路”，很受欢迎的，从“坐几路公交车到哪儿哪儿”到“那个地方不通车，你可以如何如何”、“洛阳的名胜都有啥啥”，几个老头儿每天得跟上百个到洛阳的外地人说，可这些话毕竟不能由他们上前主动搭讪，所以，他们得弄个“好人帮为您指路”之类的牌子广而告之，但他们却被人划定了“势力范围”——不能站到出站口，“顶多也就是站到台阶上”。“可怜呀，心酸哪！”李青说到这时有些想落泪，但她却笑了，“后来我们市委书记知道了这事儿，做了批示，前几天，我给几个老人买了个铁亭子，这样他们就不怕雨淋日晒了！”

　　早上快8点从家出门，中午回家吃饭，休息会儿，下午继续，晚上6点左右回家，茶水自带，板凳、桌子是李青给买的。老刘他们几个老头儿每天都重复这样的日子，“大家在一起是个伴儿，也不图啥，就是个乐子，官方语言才是‘奉献余热’。”老刘说起他们的事儿还挺逗。

　　红娘组是“好人帮”最大的组，当初报名的“老大妈”有100多，但真正接触征婚者信息的只有两三人。“这是这个组的高端机密。”李青笑着说，“我们现在有五六百个人的征婚信息呢，他们信任我们，我们得为他们保密呀！”

　　孙矿琴就是掌握这个“机密”的人之一。有人问她：“孙姐，你在外面受聘，一月好歹也弄千把块，干吗要‘辞职’来当这倒贴话费的‘红娘’呢？”孙矿琴说：“虽然每月我都要贴几十块的电话费，但每撮合成一对儿，我心里乐滋滋的呢！”

　　风景亮丽于平常

　　“‘好人帮’做得很难，但只要还有我一个在，我就会一直把这事儿做下去。”李青说。

　　“好人帮”的难，首先是来自金钱。像自始至终不愿面对照相机镜头一样，李青对自己为这个“帮”投入了多少钱讳莫如深。但有些账是可以算出来的，比如她为问事组的老人买的那个铁亭子5000元，她每月倏然增加的二三百元话费，她买的办公用品，几十个乒乓球、羽毛球拍，“经常有企业表示愿意给我赞助些钱，但我不要，因为我拿了钱，就得给他们宣传。”李青说，“也有很多老人愿意捐些，我也一分不让，因为我做的是公益的事儿，真的不能收别人的钱。”在李青眼里，公益就是公益，是排斥金钱的。其实，对于李青来说，最难的还是“名分”，从2009年6月到现在，她经常去民政部门，“虽然我一直对别人说，我这个‘帮’是帮助的‘帮’，不是帮派的‘帮’，但毕竟我这是个组织呀，要是能注册一下，不是也能‘旗帜鲜明’了吗？”

　　时间在推移，“热情”却在消退中拒绝了“消退”。五六百的报名者中，经常出来“做好人，帮好人”的还是那些退休老人。“只要有活动，只要我召集，每次来个几十人还是有的。”李青说，“并不是大家的热情消退了，而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相信大家来参加活动，都是单纯和真诚的，大家也就是想用自己的心灵，给别人增加一些温暖，让他人都保存几分善意。”

　　但对目前“好人帮”的“铁杆儿帮众”，很多人善意地提醒过李青，“你组织这些老人参加活动，万一出点意外，你可咋办？”这样的问题李青也考虑过，她也怕。有人给她出主意说，“不如你让这些老人和你签个协议什么的”，但李青拒绝了，她说：“虽然我们干的事儿都是些小事儿，毕竟这些老人都是冲着我的‘做好人，帮好人’来的，真出了意外，只要我经济条件许可，我肯定会管到底。”

　　在“好人帮”并不是人人都“铁杆儿”，也不断有人退出。有人觉得天天给人指路、天天等着人来喝免费的白开水之类的事儿“实在没意思”，但李青和那些“铁杆儿”却从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他们做的事儿虽小却是善良的，能够给他人温暖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也享受到助人为乐的快乐。

　　“做好人，做好事，没什么大小，也没什么值不值，因为我们大家一直在用心去换心，用温暖换温暖。”李青说这话时，她手里的小灵通再一次响起。（刘向东）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