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情 奋斗者】 

　　已经95岁的梁西，被视为中国国际组织法学的开拓者和重要奠基人。他在1984年出版的《现代国际组织》一书，是国内首部较全面系统论述国际组织的专著，对国际组织法研究具有创新性的贡献。

　　忆及往日，老人感慨：“我的人生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兴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

　　1924年，梁西出生在湖南省安化县大桥乡董家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梁西，目睹的是一个贫弱的中国，四分五裂，战火纷飞。贫寒的家境、国家的磨难，让他越发珍惜学习的机会。他喜欢鲁迅、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立志要为社会做点事情，做个“教书先生”。

　　1946年，满腔热血的梁西来到武汉，他凭借作文《多难兴邦》和各科的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开启了他至今已70余年的法学人生。彼时，武汉大学法律系名师会集。“韩德培先生主讲国际私法和西洋法律思想史，刘经旺先生主讲公司法，姚梅镇先生主讲民法，燕树棠先生主讲亲属继承法和婚姻法……”时至今日，梁西先生仍对诸多师长铭记心间，如数家珍。

　　大二那年，曾任“中国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顾问的周鲠生校长，为法律系开设国际法课程，并专题讲解了他的著作《不平等条约十讲》。“周先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国际法学家，他的讲解对我的影响很大。”梁西说，周先生从自己参加过的联合国的实际活动，联系到近代中国历次的不平等条约，深刻地论述了这些条约的危害以及它们对中国的长远影响。“这使我深深地感受到近代中国在国际社会‘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地位。”从那时起，梁西决定，要重点学习和研究国际法。

　　1950年，梁西从武汉大学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后来，他曾到中国人民大学兼修苏联法学。1953年，经组织分配并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的聘约，梁西赴北大参加新法律系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在北大校园，梁西终于实现了当“教书先生”的梦想，曾先后主讲苏联法学、欧美刑法，以及后来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等多门课程。

　　“文革”期间，梁西一度被下放，住进了牛棚。20世纪70年代初，在得知尼克松有意访华时，外交部就委托北京大学法律系成立了一个编译小组，专门编译一些与国际法有关的文献和资料。正在下放的梁西被调回北京，成为7人编译小组的一员。

　　此后连续7年，梁西与芮沐、王铁崖、赵理海等老一辈法学家分工合作翻译出版了《联合国与裁军》《联合国手册》《尼克松：六次危机》等多部著作，并搜集了大量有关国际关系的资料，对我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的初期工作有重要意义。

　　在翻译过程中，他更进一步察觉到，国际组织在未来世界中必将越来越重要，而中国在联合国也将起到日益突出的作用。“这是我学术思维上的一次飞跃，它开启了我更加紧学习与研究国际组织法的新航程。”

　　当时，国内对国际组织鲜有系统研究，在大学中也从未专门开过国际组织法的课程，梁西下决心补上这样一个“大缺口”。“就是在这个想法的驱动下，我除了完成日常的工作任务外，还专门积累了200多万字的中外文资料。这些资料，在帮我赶上改革开放的东风并迅速创设国际组织法课程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7年底，梁西在北京大学率先开设了国内有史以来的第一门国际组织法课程，并构建出了研究国际组织法的基本体系。

　　1983年，梁西调回母校武汉大学任教。在过去多年翻译、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现代国际组织》。此后，这部著作先后修订五次，从第一版的20多万字拓展到第六版的近50万字，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学习国际组织法的学生。

　　几十年来，梁西对国际组织法学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涉及这一学科的各个方面，他创建了具有特色的国际组织法学科体系，构建了国际组织的法理学，并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创新的学术观点，无疑提高了国际组织法学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

　　如今，即使到了近百岁的高龄，梁西先生的著述仍未停歇。就在今年，45万字的新书《梁西论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五讲》通过审批，即将付梓。“希望这本书能在今年农历八月前出版，以此纪念我的生日。”先生说。

　　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梁西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国际法高级专门人才。曾有学生对他的人生经历与学术思想作过评价：“先生一生是以两种身份生活着的：一是学者，二是师者。作为学者，他是我国国际组织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公认的当代法学名家。作为师者，他一生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如今，那些当年跟着梁西上课的学生，有许多人成了中国的高级外交官、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官员、大学校长、著名学者……

　　“现在老了，不讲课了，可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提高自己。”这位一生都在与国家命运共振的老人，仍在时刻关注着世界的变局和国家的前途。面对当前欧盟的裂变、中东的战争、错综复杂的大国间关系，甚至网络空间的国际法等问题，他仍忍不住要思考，要学习。他说，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日益组织化、数字化的巨大变革，我们在国际法教育与科研工作中，必须立足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本报记者 陈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