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银

　　今年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卫生部直属后方医院成立80周年。
　　1938年,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卫生部直属后方医院,于次年3月在沂水县泉庄乡尹家峪村成立。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如果说南丁格尔是克里米亚战争的“提灯天使”,那么八路军山东纵队卫生部的医护人员,就是沂蒙抗日前线的“提灯天使”。每当夜幕降临,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提着灯笼,带着药品,穿梭在隐藏八路军伤员的山洞、地洞、民房,用满腔热血点亮生命的希望。谨以此文纪念曾经战斗在抗日前线的、伟大的医护工作者。
　　昼夜抢救太河惨案伤员
　　1938年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在沂水县王庄成立。1939年3月,卫生部考虑到日军要对鲁中山区进行“扫荡”,积极准备,成立了直属后方医院。医院设在王家庄子东面约30华里的尹家峪村,全院工作人员60人左右。
　　当时医院只有简易的医疗用具和药品。他们借用群众床铺或门板当病床,地上铺上草,草上放席子。在尹家峪住下一星期左右,就有伤员陆续送来。少的时候一次送来几名,多的时候有十几名。
　　3月30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作战中,我军作战部队发生伤亡,医院陆续收治100余名伤员。护士长刘御回忆讲:“记得那时天气热了起来,担架队从东里店方向抬来了一批批伤员,多时一天送来20多名。那时的战伤多系轻火器伤、枪伤和手榴弹炸伤。由于转运路途长,途中护理跟不上,有些伤员感染引起发烧。大量的治疗是清创缝合手术,清除伤口感染组织和碎骨,然后包扎或缝合。当时能做手术的只有张景闵、刘子珍、王兰亭和我。”
　　手术彻夜不停,他们眼睛都熬红了。医疗条件简陋,不仅手术器械不齐全,而且手术室也不标准,只是用布围一围,中间放一张桌子或木板,晚上照明用普通煤油灯。手术需要大批敷料,所有器具都要严格消毒。那时没有消毒锅,只有用普通铁锅架上笼屉代替,蒸了一锅又一锅。村上的青年妇女主动将用过的敷料及时清洗晾晒,青年民兵也帮助站岗放哨抬送伤员。　
　　手术后的护理很重要,要认真观察病情变化,主要是防感染；及时换药,严格消毒隔离,防止交叉感染。“伤员住在各家各户,夜里护理特别细心,决不能漏掉一个伤员!”当时看护员一手挎着药筐,一手提着水罐子,每到一个病房,边换药查伤员边盛热水给伤员喝。白天还好办,到了没有月光的夜里,走街串巷,村路高低不平。后来,他们制作了灯笼,夜里由两人一班,一前一后照着走路才好了些。
　　反扫荡逼出制药绝招
　　“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伤员能治疗、能吃饭、能喝水,宁可我们流血牺牲,也要保证伤员安全!”为了在反“扫荡”中保存自己、保护伤员不受损失,直属野战医院三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应付万一情况,每个工作人员和伤员都发了一枚手榴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在日军空前规模的拉网“扫荡”中,三所医护人员随着当地老百姓(57.680, -0.77, -1.32%)逃难转移,从一个山头转到另一个山头,整天被撵得脚不停地,饭不沾牙,几次陷入敌人包围、与日军擦肩而过,差点丢掉性命。
　　1940年底,孙忠民由二支队五团一营卫生所调到山纵卫生部材料科。他回忆说,“那时药品器材采购和保存供应非常困难,我听李科长讲一年采购药剂和器械要花2万多元,我和他去提过金子和现大洋,是到北海银行里去提的。”一开始,他们缺乏经验,药品都是分类保存。比如碘化钾,这一箱全部是碘化钾,一旦被敌人扒了去,抗日将士就一点碘化钾也没有了。这一箱全是止痛药,叫敌人弄去损失也很大。接受这个教训,他们将各种药品搭配好后,装在一个箱里存放,免得被敌人扒去一些他们就没了某种药。
　　在存放的方法上,他们利用沂蒙山的梯田,把石头拿下来挖成洞,挖好后把药品放进去,再把石头垒上。这个方法最安全,但容易记错方位,找时麻烦些。于是,对贵重的药品,他们请“土博士”董直夫讲三角几何,采取三角几何定位的方法找药箱子。1942年,他们进了4000片SD(磺胺类抗菌药),就是用三角几何定位的方法进行掩埋,没有造成损失。
　　日军对我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后,药材供应遇到了严重困难。山东当时流行疟疾,部队很多人染上了疟疾,影响了战斗力。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不仅难买,而且很贵。为解决这一问题,曾是中学理化教员的董直夫又带领大家集体攻关,反复试验,研制出了两种治疗疟疾的中草药方。一是将砒石放在蒸馏水中煮沸过滤后制成注射液,注入人体杀灭疟原虫；二是把中药常山、草果、槟榔、枳壳等份制成浸膏,再用低温焙干,取名“灭疟灵”。疟疾病人发作前服2克,病即停发,24小时后即在下次发病前2小时再服2克,即可痊愈,且无副作用,不复发,和奎宁比,成本低,效果好。这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为治疗疟疾发挥很大作用。
　　高山绝地历险60天
　　1942年初,我中共山东分局、115师机关及抗大山东分校学员等单位在西蒙山转移途中与鬼子遭遇,激战中有300多名战友牺牲,300多名战友负伤。
　　就在紧急施救这几百名伤员时,直属野战医院二所所长刘御得知西蒙山上还有抗大分校的几十名重伤员,急需派人救护。护理班长何永福、看护员高惠等被先后派上山救治伤员。
　　上山后,他们发现情况比想象中严重得多,30名伤员挤在山顶一座小破庙里,没有治疗,没有伙食,仅靠自身带的少量干粮充饥。这里海拔约800米,真可谓陷入了“绝地”!
　　何永福认真查看他们的伤口,顺便用带上山的药物敷料给伤员换药,对几名伤口感染的伤员,清除腐肉后重新包扎,又安排服用消炎药物。
　　几天后,所里派看护员袁兆亮上山,还没有喘息,山下就传来消息说鬼子要来清剿。何永福和袁兆亮环绕山沟看了一遍,发现山上有很多天然石洞,既隐蔽又安全,稍加整理就能住人。他俩在向阳背风处找好洞口,将洞内地面垫平,再用镰刀割些枯草铺进去,成为比较安全、保暖的“病房”。经过4天施工,建造了40多个“洞中病房”,洞与洞间隔少则50米,多则100米、200米不等。
　　“向洞中转移伤员时,我和袁兆亮分别用背背,可是我俩年纪小,个子又小,背起来很吃力。后来采用一人在前头背,一人在后头抬腿的办法,才好了些!”何永福记忆依旧清晰。由于山石阻挡,荆棘挂划,每转移一个伤员都要较长时间。这情况得到了轻伤员的支持,他们自动搀扶着行走,用了两天两夜才把所有伤员转移到洞中。
　　不多久,日军加紧了对蒙山的封锁,还有许多特务化装成我地方干部,千方百计刺探山里的情况。“那时山上几乎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我们连时间也不知道了,幸亏曲营长有经验,他用在石壁上划杠的方法记着天数,成了我们的‘土日历’。”阳历年快到了,这一天敌人果然开始上山搜捕了,有日军、伪军,也有刘黑七的土匪武装。何永福和医护班战友们给伤员洞中放好食物,有条件的放上饮水,将洞口伪装好,使敌人丝毫未察觉到异样。
　　敌人见搜不到我方人员,心生一计,开始放火烧山。他们选择西边树木密集的洋山先放火,由于冬天干燥枯草易燃,很快火焰熊熊燃烧起来,浓浓的黑烟被吹进洞中……“呛得我们直流泪,我真担心洞中伤员忍受不住弄出声来。后来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放火时,敌人也不敢进入火区。待敌人放完火下山后,我和小高、小袁逐洞检查,包括洋山上的洞在内,竟没有一个伤员有闪失!”
　　从1941年12月8日上山,到1942年2月15日(春节),何永福屈指一算,他们在蒙山上住了60多天。在海拔千米的大山上,他们与恶劣环境、疾病、凶残的日军顽强斗争着,使伤员没有断饭,没有冻伤,没有减少一人。1942年,何永福被评为山东军区模范护士,罗荣桓、肖华号召开展学习何永福运动,文艺工作者创作《模范护士何永福》歌曲在全区传唱。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