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2-23 21:07 |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9年02月23日 第A11版 | 查看:6384次
开国大将王树声之女王宇红 十几年来遍寻父亲革命足迹
王宇红向记者讲述她眼中的父亲
王宇红和父亲
1964年,王树声全家摄于故里
春节期间,98岁的杨炬在家中留影
编者按:
《法制晚报》“家国情怀”栏目通过回忆往事来深挖革命元勋与子女相处的细节,从而由小见大,展现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品德和家风家教。同时,着眼于现实,探讨当下社会热点话题,拉近与当代受众的距离。栏目从2016年2月始,已采访了近百位元勋后代。2019年,《北京青年报》副刊将承接这一栏目,秉承其扎实客观接地气的报道风格,保持其原有的栏目定位,继续弘扬优秀传统,传播正能量,将这一品牌栏目坚持下去并做得更好。
他出生于乘马岗乡,后称为“中国将军第一乡”,全家13人先后参加革命,仅有他一人活了下来;他南征北战,追随徐向前元帅,把一支农民武装拉成了十万规模的红四方面军;他身上有着许多传奇色彩,“神射手”、一路乞讨回延安、“神仙”救他于沙漠……他还是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筹建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他就是开国大将——王树声。近日,本报记者来到王树声之女王宇红的住处,听她讲述自己心目中的父亲。
全家13人投身革命事业
“撤离大别山时只活了父亲一个人”
采访的那天,北京下起了2019年的第二场雪。洋洋洒洒的雪下了小半天,景山公园北门附近的游客纷纷雀跃起来,“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转个弯过去,是一处置身于热闹之外的院落,在雪的覆盖下,更显清寂。小院里临墙种着一排月季,中间则是几株高大的玉兰,只见一个人影穿过走廊,未见其面,已闻一串爽朗的笑声。见到王宇红时,她穿着简单的蓝色开襟毛衣,搭配灰色长裤,有如外面的风景一般素雅。
一张木桌,一杯红茶,和王宇红的交谈就此徐徐展开。王宇红告诉记者,她的家乡湖北麻城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地方,有一位美国教授罗威廉著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一书,写的就是麻城的历史。麻城乘马岗镇有“中国第一将军乡”之称,1955年授衔的乘马岗镇籍将军有大将一位(王树声)、上将3位(许世友、陈再道、王宏坤)、中将7位、少将22位,共33位。在革命战争年代,乘马岗镇有2万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册烈士5938人。而王树声家族就是这为国牺牲的万千家庭的一个缩影。
王树声(王宏信)1905年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幼时上过私塾,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是受到了族兄王幼安(王宏文)影响,王幼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麻地区早期共产党员之一。王树声和家族中的兄弟姐妹互相影响,先后投身革命,仅近支亲属中,就有13人。王宇红说,这13人中,在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大别山时,只活了父亲一个人。“爸爸跟我讲过很多次,他说他的亲妹妹,也就是我的亲姑姑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杀害,只有23岁。后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和姑姑有些相似,所以爸爸总是提起这个呢?”王宇红说,“爸爸特别宠爱我,其实,别说是自己的孩子,那些子侄他都特稀罕,因为我们整个家族在战争中死的人太多太多了。”
王宇红说,1964年寒假,她9岁的时候,曾经跟着爸爸回过一次老家。先在武汉东湖宾馆,又在麻城人武部招待所住了几天后,一天早晨,他们乘车向老家出发,路特别不好走,在一段上坡路时,车停住不走了。下车后他们进了一座很破旧的房子,屋里连一把像样的椅子也没有,地面上有一个很大的长方形的石砌的井,屋顶相应位置有一个同样大小形状的“洞”,过了一会儿,王宇红看到从旁边屋子里冒出很多烟,是专门为了给他们烧开水才生的火。因为整个屋子没有窗户,生火没烟囱,烟只能从厢房,然后从堂屋的大长方洞中冒出。“在回县城的路上,我爸爸问我回老家有什么感想,我说就一个字——穷。现在好了,国家对农村有很多优惠政策,农民自己都说日子好多了。”王宇红告诉记者。
十几年来遍寻父亲足迹
“长征苦,西路军苦得多”
王树声对家乡的感情也影响了王宇红,近些年她经常回老家看看,走走麻城附近的革命历史遗迹。从2007年开始,王宇红前往父亲长征、率领西路军西征曾经到达的地方。她还十多次从北京自驾寻访,单程一般得花上一两天。“我想了解父亲,想知道这支军队的历史,这些年我去过四川、甘肃、河南、宁夏等地,希望父亲走过的地方我都能去走走看看,后来因为年纪大了,其实还有好多地方没去的。”王宇红告诉记者,重走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她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汽车轮子没有他的脚厉害”。
一路上,王宇红听来很多故事。几年前,王宇红来到四川芦山县,知道来访者是王树声大将的女儿,一位老年村民指着大山崖口告诉她,当年,她父亲正是从那里一路打进来的。红四方面军分成三个纵队,在芦山苦打了几天,死伤众多,减员达两个营。在四川剑阁县剑门关,王宇红登上自古以地势险要无人能破著称的高山,站在当年敌人修建的战壕边,往下一看,汽车只有蚂蚁大小,红军硬是从山下一路打到山上。王宇红说,“很多地方我现在都没法到达,真要靠自己脚走过去,不大可能了,而当时红四方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要几过雪山,几过草地,可以想象是多么的艰难。”
1927年11月13日,王树声率部参加了黄麻起义,起义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王树声任第二路军分队长。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成立,王树声任第11师师长。“从1927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红军的整整十年,红四方面军是完整的十年历史,从头到尾,是从大别山农民起义历经千难万险的一支队伍。”王宇红说。1933年,王树声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这一年,他仅仅28岁。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随即,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王树声率部西渡黄河,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徐向前任总指挥。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西路军接连失利,损失严重,最后兵败祁连。余部于1937年3月编为3个支队,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王宇红说,父亲在祁连山的冰天雪地里坚持了三个月之久,从祁连山回延安也异常艰苦,这中间有许多传奇故事,包括一路乞讨、昏死在沙漠(有传说是“神仙”救了他),历尽艰险,辗转回到延安。也就是在前两年,王宇红终于清楚了父亲是在宁夏中卫遇到了救他的恩人俞兴仁,她两次去中卫,拜访了有救父之恩的俞兴仁的族人,听到当年的故事。
王宇红说:“爸爸给过我两句话,至今都深深地刻在我脑子里。其中一句是——中国革命死了多少人啊,另外一句是——长征苦,西路军苦得多!”这每一个字在王宇红看来都是很有分量的,重如千斤。她说,爸爸跟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知道她听不懂,但还是很感叹地说了出来。
长大后,王宇红和人聊天时,听别人说很晚才知道“西路军”这个说法,“但是我十二三岁时就听说了,那时我并不理解,只知道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什么是西路军呢?后来才慢慢知道这个历史。”王宇红告诉记者,“每次接受采访,我都会说,每一个纪念碑和烈士墙都是特别好的故事,值得好好发掘。烈士墙上的名字,有的连正经名字都没有,诸如李二狗之类,还有很多没有名字的人牺牲在长征路上。在四川,很多人跟我说他的爷爷在哪个军,他的大伯二伯跟着红军走,没回来,走到哪儿,不知道。在甘肃临泽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一个坟冢里,就埋有2000多红军尸骨。我也采访过很多老红军,听他们的故事常常让我不由自主地落泪。”
父母战火爱情可歌可泣
“革命与孩子保谁舍谁在树声心中是有杆秤的”
十位大将夫人中,如今健在的只有两位,其中一位是罗瑞卿大将夫人郝治平,另一位就是王树声夫人杨炬。杨炬出生于1921年,去年年底刚刚过完97岁生日。“老人家思维依然活跃,对什么社会问题反应都特别快,跟她对话非常有意思。”王宇红说,爸爸妈妈的恋爱结婚故事已经成为一段佳话,“这段故事妈妈老讲,去年年底还在说。有一天,老妈突然反应过来,‘我结婚的时候,是他们计划好的吧?’我说:‘妈呀,你才反应过来啊!’”王宇红说着笑了起来。
为何说和王树声结婚是被“计划”的呢?
1938年,上完中学的杨炬在大哥的带领下从老家到了武汉,然后坐着破火车到了西安,又走了一个月的路来到延安。1941年,学医毕业的杨炬分到中央门诊部当医生。一天傍晚,王树声来到中央门诊部,等其他病人都看完了才坐在杨炬面前,等问完她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入伍几年,在哪里学的医,最后冒出一句:“杨医生,我对你的印象很好!”
杨炬被这突如其来的表白弄得不知所措,把钢笔放桌子上一扔就跑了。“我妈妈在中央医院接生,当时条件太差了,她觉得她是来参加抗战的,什么时候鬼子打败了,才考虑婚姻问题。后来在周总理和傅连暲等人的撮合之下,妈妈虽然对我爸爸印象逐渐变好,但没有想到要结婚。”王宇红说,父母于1944年中秋节结婚,两个月后,11月父亲就奉命南下开辟河南抗日根据地,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及河南抗日人民军司令员。“现在推想起来,妈妈肯定是‘被计划’了。很热闹的,贺老总徐老总应该算是证婚人吧,就在徐帅办公的房子,吃了一顿饭。我还专门跑延安,到爸爸妈妈结婚的地方看了看。”
杨炬曾回忆,1946年6月中原突围,她亲身经历,与丈夫患难与共。在国民党的重兵包围下,部队缺衣少粮,没有饭吃。当时她怀孕五个月,王树声40岁出头才第一次要当爸爸了,但他考虑到这是一场恶战,妻子若挺着肚子行军,对于他指挥行动和妻子在战场救护都有诸多不便,于是便同妻子商量打胎。“他的话说得轻声细语,但从说话的声调和流露的眼神,我看出他下这个决心是痛苦的,也是坚决的。在非常时期,革命事业与孩子,孰轻孰重?保谁舍谁?在树声心中是有杆秤的!”杨炬回忆说,两个警卫员不忍心40多岁的司令员没有孩子,暗中合计出一个偷梁换柱的办法,用自采的野草替换打胎的中药煎了让她喝,这样,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才保住了。
农场挑水磨破肩膀
“没觉得有什么,孩子受点罪挺好的”
新中国建立后,王树声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参与指挥大别山剿匪作战。中央让他参加开国大典,他说我要完成任务,就没回去。1955年王宇红出生在湖北,在她出生一百天时,王树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从湖北调到北京。还在襁褓里的王宇红也跟随父亲一同来到北京。
可能是因为经历过战争的洗礼,王树声特别喜欢女孩,对这个50岁时才盼来的女儿百般宠爱。王宇红回忆道,爸爸的生活很简单,不吸烟不喝酒,一家人在大圆桌上吃饭,她的固定位置在爸爸的左边,爸爸的“固定节目”是一小碟腌豇豆。在王树声留下的照片中,永远是站如松坐如钟,从未见过他有懒散之态,生活也是简朴而有规律,很早就起床散步,等他散步回来,会挨个屋打门,敲得山响,因此孩子们也都不敢睡懒觉。
王宇红说,对于过去带兵打仗的经历,爸爸不是特别多讲起,“讲了我们也听不懂,我从幼儿园开始就住校,爸爸妈妈没时间照顾,直到小学四年级转学走读才回到家里住。”有人说王树军“教子如治军”,家里的“生活规则”着实有不少,比如孩子上幼儿园时规定手绢、袜子之类的小东西要自己洗,到上小学三四年级时衣服要自己洗,待进入中学之后,被单之类全部要自己洗。他还叮嘱孩子不许在同学中夸耀自己的父母,不准用小汽车接送,生活中如果需要帮助要态度和蔼地请阿姨帮忙等等。
在王宇红的眼里,爸爸是非常非常朴实和克己奉公的一个人。采访中,王宇红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天,院里的一个阿姨拿了一份《北京晚报》给我们看,上面是北京饭店的一个老职工写的文章,说一个老军人带着一个小军人急急忙忙跑到他们餐厅来,要一瓶北冰洋汽水,当时一瓶汽水是一毛五左右吧,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喝完之后,服务员说再来一瓶吧,老军人马上说‘不来了,就要一瓶’,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两人就是赫赫有名的王树声大将和他的警卫员。饭店的人还说他都进城二十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土得掉渣儿,一毛五分钱的汽水还舍不得喝第二瓶啊!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们都不知道。
1969年冬天,不满15岁的王宇红成为了一名通信兵,在军委长途台担任话务通信工作,各个地方的转接号码到现在她还记得。那时上班时,王宇红经常可以接到爸爸的秘书为爸爸挂长途,但作为纪律,她绝不可以多说话,只能按照班上的术语,问去话和回话的号码、单位、时间、人称,不能有一点特殊。
1971年3月份,王宇红被送去宣化农场待了四个月,整田、撒种、放羊、喂猪……每天挑泔水喂猪还要挑河水做发酵饲料,这对从未挑过胆子、身高1米69体重100斤的王宇红,是个不小的挑战。两天下来,右肩已被磨破出血,又肿又疼。“我向爸妈写信汇报过当时的生活,但绝不敢向他们请求寄些好吃的给我。”如今谈起这段经历,王宇红笑言:“没觉得有什么,孩子受点罪挺好的。”
结尾
1974年1月7日,王树声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当时王宇红还不到19岁。王宇红说父亲在最后弥留之际,心心念念是他的家乡大别山,曾喃喃自语说家乡屋前有小河,还说家乡的鱼丸子最好吃。爸爸去世前,从未对任何人说过后事的安排,但在晚年,他曾写在一个小本子上:“门外到处是青山,埋骨何须桑梓地。”在他去世后,母亲遵从他的遗愿,将他的部分骨灰从八宝山移至家乡,安葬在了麻城烈士陵园。
王宇红说,她很想在有生之年循着爸爸战斗的足迹,多走走多看看,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走到。“循足迹知艰辛,更要了解真正的历史,想想便知,如今的生活有多来之不易,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更不能忘怀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那些人。”
文/本报记者陈品 摄影/本报记者王晓溪
(资料图由被访者提供)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汽车轮子还比不上爸爸的一双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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