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组织的性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些都是涉及全党、全国的“公共问题”或“社会问题”。《为人民服务》的特点在于，它把这种“公共问题”与炊事员、战士、村上的老百姓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这个“私人问题”或“人生问题”联系起来，不仅强调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的目标和使命是为人民服务，而且强调这个队伍成员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在于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1944年9月在中央警卫团为因公牺牲的普通战士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上的讲演。张思德虽然是1933年就参加红军的老战士，但牺牲时仍然只是普通战士、普通党员。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为党的普通战士作的这篇悼词，已经成为党的经典文献。这个文献的经典之处在于，它不仅以其内容，而且以其发表方式，清晰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重读《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一次立党宗旨的教育，而且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更加深入地思考与党的建设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立党之本，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那里，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开始，中国现代思想家们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时常常使用“体用”范畴。李大钊本人没有直接用“体““用"范畴来表达这个意思，但他写于1916年的名篇“民彝与政治"中，却可以看出他以“民"为“体”的思想。汉语的“彝”这个字有双重含义,一是古代青铜器中礼器的统称，即“彝器”；另一种意义为“常理”，或“常道"。因此，当李大钊说“民彝者，悬于智照则为形上之道，应于事物则形下之器"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人民群众当作"器体道用"传统中的“器”和“道体器用”传统中的“道"，亦即当作占据“体”的位置的东西。“人民"这个词后来完全代替“苏维埃”这个词，被用来命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国家政权及其各种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出版社”等等)，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这里。可以说，李大钊通过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来回答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体用关系问题、现代性和传统的关系问题。我们也可以说，“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同时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和中国要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这两个根本问题。

　　共产党组织的性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些都是涉及全党、全国的“公共问题”或“社会问题”。《为人民服务》的特点在于，它把这种“公共问题”与炊事员、战士、村上的老百姓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这个“私人问题”或“人生问题”联系起来，不仅强调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的目标和使命是为人民服务，而且强调这个队伍成员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在于为人民服务。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不仅是着眼于社会的需要，而且也着眼于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普通人—的需要。在我们的所有需要中，保持生存的欲望是最起码的，对整个人生意义的追求是最高层的，两者都同人们对生死问题的看法密切相关，“人生观”因此也就是“生死观”。通常情况下，人们求助于传统信仰、尤其是宗教信仰来回答生死问题。共产主义要吸引人、说服人，就不能对这样一个人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视而不见。《为人民服务》的独特之处在于，毛泽东对生死观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毛泽东说：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毛泽东这里虽然是在说“死”的意义，但“死”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是对“生”的否定，因而理解“死”的意义与理解“生”的意义就密不可分。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其实倒过来也可以说：‘未知死,焉知生”。《为人民服务》通过谈论“死”的意义，以朴素的、世俗的语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关怀。

　　《为人民服务》对中国共产党人终极关怀的表达，不仅是世俗的，而且是理性的。从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思路来看，有关人生意义的判断非但是价值判断，而且是终极价值判断，此类判断与事实判断截然不同，因而在他们看来只能是非理性的。但从《为人民服务》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一方面把“人总是要死的”这个事实判断与“死的意义有不同”这个价值判断区分开来，同时又把两者联系起来：后者虽然不是简单地从前者推论出来的，但确实是在承认前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果人并非总有一死，死的意义就无从谈起。再进一步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个价值判断，又是同这样一些有关社会的事实判断相联系的：个人的幸福离不开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一方面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社会成员的自觉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些牺牲是“不必要的牺牲”，有些牺牲则是无法避免……正是对这些事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构成了“为人民服务”这个终极价值观的合理基础。

　　“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普遍的价值判断；在把这个判断运用于张思德这个个案的时候，毛泽东也严格遵守理性思维的逻辑规则。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段平实易懂的话，包含了一个非常合乎规则的三段论推理。“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是大前提，“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是小前提，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是结论。

张思德雕像

　　但既然是终极关怀，既然涉及价值王国，我们就不能把“为人民服务”的真理当作一条像“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样的真理，在说服人们接受的时候只诉诸事实和逻辑的力量。要使人接受一条价值真理，重要的不仅是表述这种真理的命题的语义内容，而且是表述这种真理的语用形式。身为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亲自出席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发表一篇出自肺腑、情深意切的悼词；在悼词中远引中国古代大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言，近举党外人土李鼎铭的建议；在承认“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肯定“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同时，强调“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要求“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所有这些加起来，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半个多世纪过后，我们仍深受感动。表述”为人民服务”的这些语用活动，因此而传递出远远超越“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所能包含的丰富内容。

　　某一场合发生的某一活动,如果使之在类似场合重复发生，它就被制度化了，就成为一种惯例、一种传统。《为人民服务》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反映了1944年9月8日在延安举行的一次悼念活动，也不仅在于它记录了这次追悼会上宣读的一个文本的内容，而且在于它启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中的、乃至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传统，那就是人死后举行由非亲属人员一起参加的追悼会的传统。党中央最高领导毛泽东出席普通战士张思德追悼会，这件事情本身就可能成为这个重要传统的开端。但毛泽东不仅参加了这次追悼会，而且还在他的悼词中对他正在施行的这种语用活动进行了自我指涉，明确要求将其制度化，并加以推广：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通过寄托哀思而加强团结，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团结的关键是找到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凝聚起来的纽带，而寻找这样的纽带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共同的革命目标”是这样的纽带，但在这个目标下面，人们还是有许多差别。最大的差别是地位差别；即使在革命队伍中，也因为分工不同，人们之间有职务高低之分。正如有人说过的，“我们都是人民勤务员”这句话，刘少奇对时传祥说可以，时传祥对刘少奇说就有些别扭。但是，当一个人死了的时候，本来置他于高低贵贱等级秩序中某一位置的所有东西，也都随之烟消云散了。唯一不死的，是死者留给我们的回忆，是他值得我们记住的东西。除此以外，生前地位相差即使大如共和国主席与淘粪工人的人们，彼此也确实没有什么距离了。今天我们纪念他们，是因为他们在不同岗位上所体现的同一个“人民勤务员”精神，值得后代永志不忘。纪念的形式有多种多样，追悼会是其中效果最强的一种，因为它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在一个特殊的场景当中，让参与者生动地追忆死者生平中那值得怀念的丰功伟绩或平凡小事，具体感受人生中真正具有重要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东西，深切体会我们的共同追求、我们的共同归属。

　　但制度化活动的优点，往往同时也就是它的缺点。具有特定形式、发生于特定场合、被赋予特定意义的仪式化活动，使它们的参加者在其中不仅受到抽象理念和原则的灌输，而且得到具体生动的气氛感染和情感体验。但仪式化活动也容易出现形式重于内容，或者内容发生异化的情况。从《为人民服务》的讲演开始，为去世同志开追悼会的制度已经沿袭多年，但人们对它的议论也屡有所闻。追悼会用什么规格、悼词用什么措辞，往往成为活着的人们不和和争执的缘由；死者已经抛开的一些东西，却往往成为活人们无法自持的负担。如何让追悼会真正达到寄托哀思、团结同志的效果；更进一步说，在世俗化社会，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数居民不属于正式宗教组织的国家，如何通过一些世俗意义上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活动，满足人民的终极关怀，切实达到“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的目的，是我们今天读《为人民服务》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