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本报《冰点周刊》报道过的《两个妈妈救女》中提到的女孩，走了。

　　今年53岁的四川女人罗良贵在汶川大地震中失去了独子，她收养了女儿杨净茹。长到7岁时，杨净茹得了噬血细胞综合征。罗良贵曾与杨净茹的生母袁爱萍约定“再也不要联系”，但这次，袁爱萍接到电话后，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带着小儿子去为生女做骨髓移植，“我们没有钱，可我们有血”。

　　11月28日（《冰点周刊》报道发表当天），哥哥的造血干细胞输进了妹妹体内。两家人完成了这场生命接力。

　　然而天不遂人愿。12月6日，7岁的杨净茹因病情加重抢救无效，在北京离世。

　　之前，冰点的大量用户找到这家人在第三方筹款平台上的筹款网址，并为他们捐了款，许多人还附上了鼓励和祝福的留言。

　　悲痛之余，罗良贵嘱咐中国青年报记者，要向所有帮助过女儿的好心人道谢。

　　杨净茹生命的最后20天，在医院的移植仓里度过。这20个日夜，55岁的父亲杨德才寸步不离照料她。他说，女儿去世前的四五天，已全身浮肿，皮肤出现不同程度的溃烂，加上肺部感染，呼吸变得困难。她很少睁开眼睛。

　　他给女儿打气，“妈妈在外面筹到了很多钱，你现在就专心养病。如果你还能坚持，爸爸陪你再闯一把好不好？”

　　女儿点点头，艰难地回应他，“好，爸爸，那咱们再闯一把。”

　　杨德才一边回忆，一边抹着眼泪。他太心疼女儿了。从抗病开始，女儿从没喊过一声疼，也没哭过一次。即便做骨穿和插管时，她都没吭一声。父母在一旁落泪，她“轰”他们出去等候，“弄好了再进来。”

　　据罗良贵介绍，女儿去世当天，她联系了筹款平台的工作人员，通知他们暂停筹款。

　　此前，在医院社工的帮助下，他们申请了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救助，并同时以个人名义在“水滴筹”平台上筹款。

　　两个渠道总共筹到103万余元。其中，她个人名义筹到的7万余元都已提取，汇入医院账户，偿付他们在医院欠下的医疗费用。通过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筹集到96万余元，医院和基金会回复记者询问时介绍，其中26.5万元已用于杨净茹的治疗，剩余善款已由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管理，将继续帮扶5名需要救助的儿童。善款支出报告将定期在公益平台公布。

　　为了给女儿治病，罗良贵一家东挪西凑，目前欠了十几万元外债。同一医院的病友曾建议他们试着去向基金会申请提出一笔钱用于还债。

　　这家人和病友们都不知道，按照规则，这样的申请不会通过。

　　但是，罗良贵原本就不想这么做，“救女儿命的钱，我们一分都不会动。”

　　这家人自9月22日开始带女儿到北京治病，一直没有回家。现在，他们回去要继续打工、挣钱、还债。

　　杨净茹病逝前一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通知罗良贵进入移植仓和孩子作最后的告别。

　　她在出租屋赶忙洗了澡——以尽量减少携带细菌。她让丈夫问女儿想吃什么，“酸奶。”丈夫回复。

　　给罗良贵发完这条信息后，父女俩第一次谈到死亡。

　　看着女儿痛苦的表情，杨德才对她说：“如果你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放弃吧。”他见女儿拼命点头，眼角有泪水淌下。

　　母女最后一次见面时，杨净茹已经肾脏衰竭。她一天都未能排尿，医生想尽了办法。腹部隆起得厉害，她告诉妈妈，“肚子疼，头疼”。她想要妈妈抱抱她。但是身上插满管子的女儿让罗良贵无从下手，她只能把额头贴到女儿脸上，右手环抱着女儿的肩。女儿一直说：“妈妈，抱起来，腿也抱起来。”

　　夫妻俩泪流满面。每抱一下，女儿的皮肤几乎都可能被蹭掉一块。可弥留之际的女儿仍固执地喊着“妈妈抱抱我”。罗良贵最终都没能满足女儿的心愿。

　　她们问过女儿，怪爸爸妈妈带她来北京治病吗？已经卧床一个多月的杨净茹拼命地摇头。

　　最后这次见面，罗良贵在移植仓里大约呆了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和母亲分别已有19天的孩子突然精神了起来，她不停和妈妈说话，一点儿都没有“病危”的迹象。从关心罗良贵中午吃了什么，到问她睡得好不好，还用妈妈的手机和疼爱她的四姨妈视频聊天。罗良贵夫妇看着孩子本就溃烂的口腔渗出了血，赶忙让她不要说话。女儿没有听话，一直嘱咐她们要“吃点好的，不要生气”。

　　生命最后的倒计时里，杨净茹对父亲说，“爸爸，你替我作决定吧。”杨德才拒绝了：“你自己作决定，你已经上过学，读过一年书了。”他知道，在医院里，女儿眼见了很多生离死别。住院期间，有人走了，听到病房里的哭声，杨净茹会用手捂住耳朵，说“太吵了”。父亲准备把棉签塞进她耳朵时，发现女儿的枕头已经湿了一大片。

　　“爸爸，放弃吧，我放弃了。”这是女儿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个7岁的孩子用手去扯氧气管。护士帮她戴好，她继续扯。

　　12月6日下午5点，这个小生命永远地离开了。

　　当天，北京最低气温近零下10摄氏度。罗良贵夫妇把病友们留下的衣服裹在自己身上，用4个塑料袋兜着女儿的遗物。她给女儿烧了纸做的“手机”。她把两个洗干净的苹果搁在孩子身边，那是孩子临终时想吃的。

　　袁爱萍带着儿子在骨髓移植后的第三天飞回了重庆——她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等着照顾。

　　杨净茹去世后，袁爱萍从重庆打电话给罗良贵，两个母亲在电话里哭了起来。平静下来后，袁爱萍在电话那头说，“我知道你们对净茹是真心好，她没有为你们尽孝，我还有三个孩子，可以为你们养老尽孝。”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马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