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对我国出现的新的文艺实践的研究总结和理论升华。4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取得丰硕成果，立足中国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在融会贯通中实现理论创新，有力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艺在文学、戏剧、影视等各门类取得巨大成就，这既与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分不开，与全国文艺界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批评家的努力分不开，也与持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分不开。人类一切实践都是历史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真理性和它的丰富发展，就在于始终重视不同时代的文艺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正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在重视历史经验和发扬优秀中外文艺传统的同时，不断研究和总结我国出现的新的文艺实践，并把它升华为新的理论观点。40年来，我国文论界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做出不懈努力。

　　正本清源，以促进文艺繁荣为旨归

　　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首先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往左倾文艺思潮的批判，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旗帜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主张“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鼓励文艺内容与形式不断开拓，强调党要按照艺术规律领导文艺，重视文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重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重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指出文艺领域既要反“左”也要反右，开展反对错误思想的论争。为了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我国出版界重新根据德文本先后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大学也重新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等书，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和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的论著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和马克思主义文论教材也相继推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文艺应该“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认为这是继承“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他倡导文艺讴歌英雄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要在作品中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之后，胡锦涛同志重申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指出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激励下，我国文论界先后就文艺与政治、形象思维与艺术特性、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主体性与客体性、女性主义和新人文精神、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等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对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探索性戏剧、现代派绘画和行为艺术等也展开不同见解的批评交流。这些都有益于明辨是非，有益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越辩越明，从而发挥指导作用，有力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

　　回应时代，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文论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世界格局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迎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新局面。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也面临新挑战。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面对的正是新的历史状况和文艺实践的新问题。如他所说：“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我说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

　　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着眼，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论述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现实、文艺与传统的关系，提出新时代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任务和方向，高度重视文艺真善美的真谛，高度重视文艺作品思想性，高度重视表现时代精神、中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重视以理想光照现实、透视现实，以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去分析和认知现实，以崇高的精神去塑造民族灵魂，去影响读者和观众的精神世界，以精益求精的努力创造艺术精品、攀登文艺高峰。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这一时期文艺实践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不仅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论基本原理，并且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推进到新高度。

　　兼收并蓄，在融会贯通中实现理论创新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取得过灿烂文艺成就，历代文论家在总结文艺实践经验、探索文艺规律方面也撰写过众多著作，提出过许多精到见解。如揭示文艺发展规律方面的“文贵创新”“质文代变”，揭示文艺本质方面的“意象”“意境”等主客体相统一的概念等，都极具真知灼见。传统文艺理论作为我国现当代文论发展的必然源头和不竭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必不可少的理论资源。

　　改革开放迎来中外文化包括中外文艺理论的交流与撞击，特别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文艺思潮及其作品的引进，激发我们对相关文论问题的思考。这种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文论的批判、借鉴和吸收，也是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参照。

　　40年间，我国文论界编辑出版了大批阐释我国传统文论的著作，也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文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著作，还撰写了大批梳理和研究中外文论和美学理论的史著。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中国文学通史》、李希凡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敏泽著《中国美学思想史》、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思想史》以及胡经之著《中国古典文艺学》、饶芃子著《中西比较文艺学》、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冯宪光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等。这时期出版的钱中文、童庆炳、陆贵山、董学文等众多理论家的文艺学新著，包括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项目中的《文学理论》一书，都努力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批判吸纳我国传统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

　　无论是吸收传统文化的有益养分，还是借鉴西方文化的他山之石，都是在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相互启发、相互借鉴、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中发展理论。但吸收不是全盘复古、食古不化，借鉴不是生搬硬套、强行阐释，真正重要的是放在我们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加以考察，有选择地拿来为我所用，而且要以现实实践作为理论升华的依据，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融会贯通中实现理论创新。

　　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不动摇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从“五四”迄今已近百年。其间，既发生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也出现过庸俗社会学和“左”倾、右倾偏差，人们对某些问题也有不同见解的争论。道路并非平坦，而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辩证唯物史观，坚持文艺的人民性，致力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以及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中之重，对这些原则的坚持不曾动摇、不能动摇。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史观，坚持辩证唯物史观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实事求是，辩证认识文艺作为人类审美意识形态，与人民、与政治、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以及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等的关系。明确提出艺术属于人民，提出文艺必须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积极塑造人民群众的形象、广泛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斗争、心声和愿望，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基于唯物史观的突出特点和贡献。坚持人民性虽非历史上所有文艺作品都能做到，却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必然规律。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体现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致的，这也是社会主义文艺最重要的政治导向。在社会主义社会，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本质上就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文艺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也正符合人民丰富多彩的审美需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同样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属性。

　　尽管文坛仍存在形式主义的和反理性的消解意识形态的理论，但主张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既是历史上优秀文艺作品的普遍规律，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必然要求。从恩格斯对拉萨尔所说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到毛泽东同志所要求的“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再到习近平同志鼓励我国文艺家努力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说的都是文艺作品高度思想性与完美艺术性的辩证统一，也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心。

　　人类的认识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发展同样不会停滞。4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回顾这段历程是为了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真理性及其在我国传播和发展的深刻历史必然性与世界范围的重大意义，更是为了以史为鉴，以真理为指针，立足当下中国现实，发展能够在世界文论中发出自己声音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推动文艺繁荣，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 张 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