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日本驻北约代表处正式成立运行，这是日本政府设立在北约总部的首个官方机构。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该代表处将承担日本与北约在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联络和协商等任务。在此之前，立陶宛、克罗地亚等国在正式加入北约前都曾在该组织设立代表处。日本与北约远隔万里，在军事上也并非正常国家，却在北约设立代表处，此举被认为是一个有强烈政治含义的信号，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与猜测。

　　日本和北约同属美国主导的全球军事同盟体系。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和周边安全的改善，日本开始发展对北约关系以拓展其全球影响力。日本防卫厅长官先后于1979年、1981年和1984年多次访问北约总部。不过，北约当时主要应对苏联和华约的欧洲攻势，并未重视日本的殷勤之意。

　　冷战后北约积极推动战略转型，提出了集体防御、危机管理和安全合作三大核心任务，主张发展与欧洲和北美以外的伙伴国关系，以应对全球化的安全议题。日本作为当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美国在亚太的核心盟国，自然成为北约重要的发展对象。日本在冷战后也急欲借助北约参与国际安全事务以实现政治大国目标，二者可谓一拍即合，关系由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1990年，首次日本-北约安全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1991年，时任北约秘书长韦尔纳访问东京，这也是北约秘书长首度访问日本。日本通过了20多部相关立法，为自卫队参与包括北约框架内的海外派兵行动解除法律限制。北约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行动中，日本提供了全面的政治和后勤支持。

　　“9·11”事件后，日本与北约关系进入新阶段，合作内容也拓展至打击海盗、防止武器扩散和反恐等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领域。日本自卫队不仅参加了北约在阿富汗的后勤支援行动，还在东帝汶大选、巴基斯坦和海地地震灾后救援中与北约并肩行动。

　　日本与北约的合作机制也不断深化。北约通过加强与日本等美国的亚太盟国的关系，借助“接触国”“全球伙伴关系”等机制建立亚洲安全网络。2004年，北约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列为“接触国”，准予其参加北约的维和、反恐以及海上保交等行动。2006年，北约针对日本等亚洲“接触国”以及瑞典和芬兰提出了“全球伙伴关系”概念，并于次年为日本等亚洲“接触国”出台了“定制一揽子合作计划”，帮助其融入北约主导的军事行动。2010年，日本与北约签署了《情报保护协定》。

　　安倍担任首相后积极发展与北约关系，不仅加强了与北约的高层互访，在朝核问题、导弹防御、打击海盗等安全议题上双方也保持了密切沟通。2013年4月，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访问日本，双方发表《日本-北约共同政治宣言》，确立起日本与北约间的安全问题高级磋商机制，宣布推进在反恐、网络安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

　　2014年5月安倍回访北约，双方签署《个别伙伴合作计划》，内容涵盖了联合军演、打击海盗、情报共享、网络安全、人员培训以及人道主义和灾害救援等领域。2017年7月，安倍再次访问北约总部。今年4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回访了日本，商定了双方在具体合作议题上的机制化。

　　日本在北约设立代表处，不仅标志着日本与北约关系更进一步，更体现出当下的日本在安全上倚重美国和北约的双轨思路，背后有着精明的利益算计。

　　特朗普上台后秉持“美国优先”政策，反复敲打欧亚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以换取美国的安全承诺。日本在极力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也积极拉拢英法等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北约国家来对冲美国可能的“缺席”带来的挑战，以实现安全合作伙伴的多元化。

　　日本还把北约作为向西方国家宣介政策的重要平台，将加强与北约的合作视为修改和平宪法和实现集体自卫权的重要途径。2014年5月，安倍在北约总部演讲时声称，“受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如果北约军队在执行维和行动时受到武装袭击，日本自卫队将无法予以救援”，目的是争取北约对其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年来不仅极度渲染日本周边安全威胁，还夹带不少私货左右国际舆论。2007年首访北约总部时，安倍就强烈反对欧盟取消对中国的武器出口禁令。在第二次上台后与北约交往的各种场合，安倍都要提及中国以“武力改变东海及南海现状”，呼吁“遵照法律”维护航海和航空自由。安倍原计划出席于7月11日至12日举行的北约峰会，后因日本国内灾情被迫取消。如果安倍此次得以成行，他将成为首位出席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

　　对于日本在北约设立代表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认为，“这显示了北约与日本牢固的合作关系。”斯托尔滕贝格的表态，表明日本与北约在安全政策、武器装备、联合作战和训练方面的沟通协调渠道将更为顺畅和常态化，彰显出日本在北约战略转型框架下地位作用的显著提升。事实上，2016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期间曾向安倍提出了邀请日本加入北约的建议。北约有意拉拢日本靠近，或也有着从东西两翼围堵和遏制俄罗斯，以及让日本分担军事成本的战略考虑。

　　从亚太地区安全的角度来讲，日本在北约设立代表处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将使得日本在机制上以“周边安全事态”为由引入北约军事力量变得更为便利，从而改变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和力量平衡，进而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乃至整个地区的安全形势。

　　从全球安全的层面来看，新安保法生效后，日本借助与美英法等主要北约国家签署的《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和《访问部队地位协定》等法律文件，已经将新安保法赋予日本自卫队的“新权力”落实到操作层面。其实就《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而言，由于受和平宪法限制，日本自卫队并没有宣战权和交战权，因而多数情况下都是日本自卫队为美英法军队提供后勤支援。这种“赔本买卖”的背后，潜藏的是精明的日本借助北约之手谋求军事解禁和“海外用武”的战略图谋。

　　虽然日本有意拉拢北约并获得积极回应，但双方关系深入发展依然面临诸多障碍。首先，乌克兰危机之后，北约战略重点重归欧洲的自身安全上，实施全球性扩张和域外行动的意愿与能力显著不足，日本作为“准北约国家”能够在北约的亚洲战略中发挥多大作用尚存疑问；其次，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轻视北约以及欧洲盟友的态度和言论，使得北约的未来前景扑朔迷离，这也让日本倚重北约对冲美国影响的企图大打折扣；最后，从目前来看，日本与北约的进一步合作仍然受到日本和平宪法以及北约相关规章的限制，日本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并不大。

　　不过，随着日本大幅度摆脱战后体制，特别是“武器出口三原则”被修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日本与北约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领域是在防卫技术合作方面，这将进一步增强日本的国防工业能力。

　　（慕小明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