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

　　李勇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在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功能神经外科专业学组等学术团体任职，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和北京市级人选，获国务院颁发突出贡献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北京市侨联常委、北京市政协常委。2014年正式入选第五届“首都十大健康卫士”候选人。

　　李勇杰留学美国4年，在美期间是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重点培养的尖子人才。1998年，李勇杰应聘回国，将世界前沿的医学理念、理论和技术带回祖国，创办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填补了该领域国内的空白。

　　功能神经外科是用手术的方法治疗神经系统功能性疾病的医学分支，包括帕金森病、癫痫和慢性疼痛等30多种疾病。伴随近年来医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美国总统宣布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脑研究的10年，功能神经外科已经成为发展最快的热门学科，为以前众多不治之症的患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疗效甚至完全治愈。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是国内第一家，它的成立、进步和不断创新的工作，将国内原本弱小和碎片化的案例，拓展成为有明确治疗范畴和定义的学科，其系统性和科学性完全与世界接轨。近年来，李勇杰教授及其团队频繁参加并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多次在国际性会议上演讲发言，报告他们的研究成果，赢得了世界各国同行的高度认可和尊敬。

　　李勇杰教授用了17年的时间，在这一领域内不断发展、引进、消化、吸收和提升新技术、新疗法，为数以千万级的中国神经系统功能性疾病的患者提供了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他和他的团队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10万余人，手术治疗近15000例，有效率达到98%以上。早在1999年，研究所就被美国帕金森病基金会授予“卓越成就临床中心”，这是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临床机构。帕金森病和癫痫的手术量双双名列世界第一，从2009年起，研究所更是连续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脑起搏器植入中心。

　　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是高级医学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也是新技术、新疗法的全国传播者。李勇杰迄今共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60余人，每年主讲“全国功能神经外科宣武讲习班”，向全国同行传授新理论和新技术，自2001年起，共举办讲习班12期，培训专业人员6000余人，目前国内该领域的骨干人才大都是历届讲习班的学员。

　　李勇杰教授融汇中西文化，医术精湛，理论深厚，是中国现代功能神经外科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奠基人，为医学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开创性工作不仅惠及患者，搭建起学科发展的样板和可资借鉴的发展平台和模式，而且通过他所培养的人才对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的进步，将产生持久和持续性的影响。

　　在功能神经外科领域，他的故事就是一部传奇。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从一个优秀的医学专家到一个杰出的学科带头人；他在十多年前首次把代表着功能脑病治疗尖端技术的“细胞刀”技术从美国引入国内，极大地提高了帕金森病手术治疗的有效率，让中国数千例患者在神奇的“细胞刀”治疗后，肌肉不再震颤僵直，失去的生活工作能力得到了恢复。

　　他就是李勇杰教授，头顶着中国“细胞刀”第一人的光环，要将自己炼成“科学家型医生”。

　　以优异的成绩提前结束博士后学习

　　李勇杰是个不甘停滞的人，求知的步伐未曾停下过。他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的言传身教坚定了求学的方向。1979年，母亲一句“咱家出一个医生就好了，你就学医吧！”让李勇杰与医学相伴一生，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取北京医学院。毕业后他又选择师从著名神经生理学家乔建天教授攻读研究生。199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留在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一切似乎就这样安顿下来，然而专业知识愈是增长，李勇杰愈清醒地感到自己视野的狭窄。国内医学科技数十年止步不前，早已与国际最尖端的技术水平形成断层，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煎熬。自己无法说服放弃内心不曾遗忘的梦想——出国，要走出去感受下外面不一样的风景。

　　1994年夏天，李勇杰接受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神经外科的资助，来到美国，在这所世界知名医院做博士后研究。在这里，李勇杰走近了当时国际前沿的微电极导向的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稳定、长期和立竿见影的手术疗效深深吸引着他。他还清楚的记得一位来自马里兰州的原发性震颤症女患者，那天是丘脑切开手术，脑内准确定位后，毁损开始，几秒钟之内，患者右手剧烈的震颤消失了。当李勇杰问她感觉如何，她一言不发，盯着手翻来覆去端详了许久，双眼突然涌出泪水：“oh，it stopped.Look，after 10 years!Oh，my God！”（哦，它停下来了。10年了，我的上帝!）。

　　也就是从那时起，李勇杰察觉到自己的注意力和兴趣正在向一点汇聚——立体定向技术。然而，当李勇杰跻身于这一领域时却受到了不小的阻力。显然，他的这一兴趣已经超越了规定的职责范围，他一再被警告专心于本职工作。但这一切并不能使李勇杰放弃。那些日子里，他着迷一样阅读着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方面的专著、文献，在临床上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每逢手术日，必定6点起床，他一边开车一边吃早餐，早上7点钟之前到达医院CT室。患者一到，马上帮助安装立体定向头架，观摩CT定位，然后是大约5～6小时的术中电生理功能定位。此外，李勇杰还尽量挤出时间去病房观察手术后的患者，体会手术疗效和术中定位准确性的关系，以及今后改进的方向……一门心思地做这些本不属于他的“份外工作”。

　　1995年3月，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李勇杰目不转睛地看着享誉世界的加州Loma Linda大学医学中心神经外科医生Robert P．Iacono教授用“细胞刀”给一位帕金森病患者做手术。凭着在神经电生理技术方面的功底，李勇杰从电视屏幕上注意到一个细节——术中电信号噪音太高。李勇杰断定可能是电生理系统的设定不太合理，与高频电刀干扰的手术室环境不适应，需要更好地屏蔽。当晚，他就写信给Iacono教授，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技术改进的看法。这个大胆的举动，使李勇杰引起了Iacono教授的注意，很快给他回了信，并发出了工作邀请。李勇杰以优异的成绩提前结束了博士后学习，应Loma Linda大学医学中心的邀请从美国东海岸的马里兰来到西海岸的南加州，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临床治疗工作中。

　　就这样，李勇杰走近了当时国际前沿的微电极导向的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俗称“细胞刀”技术。当见证了无数成功的手术，目睹了太多从轮椅上重新站起来的帕金森患者时，他已被“细胞刀”所深深震撼与折服。

　　中国“细胞刀” 第一人

　　谁都曾有过少年时的梦想，青年时的信念，并为此燃烧激情。在来美之初，李勇杰的目标是做一名神经外科的研究人员。因为在基础医学的研究中，中国在许多方面尚未能与世界先进水平齐列，他希望自己能为改变这一状态尽份绵薄之力。但随着“细胞刀”的运用，李勇杰发现既然先进的技术已摆在面前，如果能掌握它，并运用之为祖国服务，这岂不是一条更有效的捷径?

　　他知道在遥远的祖国，帕金森病发病率已达1‰，那么全国患者的数字至少保持在两百万人以上，如此庞大的群体正忍受着病痛的折磨：逐渐丧失工作和生活能力，残疾，瘫痪……而这一先进手术技术在国内还是空白。“如果将这项新技术带回去，一定能造福国人！”由此李勇杰坚信自己理想的种子只有落在祖国的土地上，才能生根发芽，他要在中国建立世界一流的功能神经外科研究与治疗中心。

　　1998年，李勇杰毅然回国，当时正是他在国外生活得最好的阶段。经历了初到异乡的不适，生活逐渐平稳并开始殷实起来，更重要的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钻研功能神经外科学。那时候出去的人都绞尽脑汁想留在国外，因此，回国的决定无疑如静湖投石，激起千般涟漪，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如此“异类”的选择，第一反应就是“李勇杰是个不安分的人。”“我也认为自己是不太安分的人。我总觉得应该尝试去挑战新的东西才能获得快乐。就像人碰到了天花板，再也无法跳得更高的时候，就会本能的寻找新的出口，进行新的尝试。”李勇杰说。

　　1998年，作为中国驻美领事馆“留学尖子人才”，带着梦想回国的李勇杰选择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随后推动宣武医院与美国Loma Linda大学合作创办了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的临床治疗和科研机构。回国后手术的成功在意料之中，然而引起的反响却是李勇杰始料未及的。中央电视台对他做了详实的专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健康报》等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冠之以“中国‘细胞刀’第一人”之称。从此，被患者称作“细胞刀”的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疗法风靡全国。而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也被美国帕金森病基金会授予“卓越成就临床中心”，成为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临床机构。

　　说起这10多年的工作，李勇杰淡淡一笑，“细胞刀只是几年前的事了，我们早已开始运用更前沿的技术手段治疗更多的疾病。”李勇杰在不断思索今后的道路：国内也曾引进过不少的世界先进技术，可过了一段时间后，它又被世界抛在了后面。原因很简单，缺少相应的技术创新与进步机制，先进技术的老本吃完了，自然又落后了。帕金森这条“鱼”总有一天会吃光，还需织网谋“渔”。手术对帕金森病的治疗并不止于苍白球切开术和丘脑切开术，手术技术的适应症也不止于帕金森病一种运动障碍病。李勇杰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科学家型的医生：“不是简单的一个医生，而是要做研究搞创新，要有科学家的头脑，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司空见惯的。”

　　帕金森病“脑起搏器”治疗量达到全球第一

　　在众多病人中，为给家人看病而跑遍大江南北变得一贫如洗的家庭数不胜数。每每遇到此类求医者，李勇杰心情都无比沉重。几经考虑，李勇杰提出了“终点站”概念。“我希望可以告诉患者，不要病急乱投医，这里解决不了，其他地方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李勇杰希望给这些患者一个信念，让他们心里更踏实些。李勇杰心里很清楚，要想让病人甚至同行真正认同自己“终点站”的概念，就必须拓展功能神经外科的内涵和外延，将那张谋“渔”的网编织得更大、更密。

　　李勇杰带领他的团队不断追踪世界领域在功能性脑病的最新动态，改良技术方法，提升治疗水平，拓展治疗范畴。1999年3月，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应用丘脑底核毁损技术治疗帕金森病获得成功，同年又开展脑深部电刺激技术（脑起搏器治疗术）治疗帕金森病。1999年5月，首例全身性扭转痉挛的手术获得了成功。1999年下半年，首例痉挛性斜颈、舞蹈症以及抽动秽语综合症等的手术相继获得了成功。李勇杰在创造性地把手术的治疗范围拓展到其他运动障碍性疾病之后，又开始了手术治疗癫痫和疼痛的工作，至今已拓展到30多种功能性脑病。研究所形成了以疼痛中心、运动障碍中心和癫痫中心为核心，面瘫、面肌痉挛以及精神外科为分支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学科构架，成为国内最大的功能性脑病临床、科研和教学基地。自2009年起，研究所的帕金森病“脑起搏器”治疗量达到全球第一，成为“脑深部电刺激全球最大治疗中心”。

　　随着名声越来越响，李勇杰的“终点站”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慕名而来的疑难患者更是数不胜数。张贵忠是一名帕金森症患者，患病11年，一直靠药物控制病情，但随着病情的发展，他的颤抖越来越严重，生活不能自理。药物的副作用也越来越大，服药后僵直的他也只能卧床。从军的儿子为了照顾父亲被迫退伍回家。李勇杰主任为他进行了脑深部电刺激手术，成功植入脑起搏器，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看着颤抖多年的张贵忠平稳的走出病房时，他的家人流出了欣喜的眼泪。

　　在功能神外的病房里，有着许多“特殊”的病人，彭水林就是其中的一位。彭水林在7年前被一辆大货车拦腰轧成两段，原本身高168厘米的老彭只剩下上半身的78厘米，他以惊人的毅力闯过生死大关，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成为了世界罕见的高截位存活者，被人形象的称为“半截人”。然而，一种奇怪的疼痛始终折磨着他，明明肚脐以下什么都没有了，可老彭能清楚的感觉到身体残端常常袭来剧烈疼痛，7年的折磨让这个坚强的人有了轻生的念头。一个腰部以下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了臀部的“半截人”，身体残端良好愈合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感觉到身体残端的剧烈疼痛呢？李勇杰说这种疼痛医学上称为截肢痛，他和他的团队为彭水林进行了脊髓电刺激手术，也就是在老彭的脊椎中段安放一个电极装置，刺激他的脊髓神经，让疼痛无法从脊椎下部传输到大脑皮层中，这样老彭就不会感觉到肢体的疼痛了。“这简直是个奇迹！我不疼了！”术后的彭水林终于告别了伴随他7年的止痛药。

　　打造功能神经外科“中国队”

　　李勇杰常提到“境界”这个词，他说当医生有几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学会了看病做手术的本事，能为病人解决一些问题了；第二个境界是不仅能独立地承担一些临床工作，甚至有一定的名气了；第三个境界是意识到就算自己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批量”地治疗病人，必须借助一个团队的力量。这个境界是当医生的最高境界。

　　治疗的患者越多，李勇杰越发感觉到，纵使自己有天大的本事，可以治疗的人也是极其有限的，只有打造出一支有世界水平的功能神经外科“中国队”，才能让更多的患者受益。于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打造一支有世界水平的功能神经外科“中国队”上。他选“队员”时，在人品方面要求很高。“最根本的一点，他必须是好人，必须诚实，要有很好的是非观。如果没有善良之心，他就不会很好地对待同事和患者；如果没有合作、没有诚信，也就不会有什么团队精神。”

　　李勇杰说，做一个值得信赖的医生，首先是“仁者爱人”，胸怀仁爱之心。他常常告诫自己，面对手术刀下经过数百万年进化的脑组织要深怀敬畏之心。他也告诉年轻大夫们：“人家能放心地把脑袋交给你摆弄，是因为你沾了医院的光，是医院的名声给了你信任感和荣誉，否则你到大街上给人家剃头，人家都未必信任你。”多年以来，他和团队努力营造并践行着这样的理念，让患者得到世界水平的医治，得到最人性化的服务和最坚定的心理支持。他更连续12年举办学习班，将探索成熟的技术毫无保留的传授出去。功能神经外科在全国各大医院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众多的神经系统功能性疾病患者因此受益，也让功能神经外科这个学科在中国落地生根，与世界同步，甚至超越世界发展水平。

　　如今，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已成立17年，李勇杰带领他的团队共诊治患者10余万，手术治疗近15000例，患者不仅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还有来自美国、日本的远道求医者。研究所从帕金森病的治疗入手，已逐渐将技术运用于其他运动障碍病，又马不停蹄地拓展了癫痫、疼痛、脑瘫以及精神外科领域。李勇杰还在不断的探索，打造功能神经外科“中国队”，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是他最大的梦想。

来源：首都文明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