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新闻4月14日消息，在电视剧《亮剑》里，有个消灭日军军官“观战团”的情节，讲的是一场无情报支持、无上级指示的遭遇战。这个情节令无数观众热血沸腾，也令电视机前一位真实参与过这场战斗的老人感慨不已。作为在日军作战部队担任过情报职务的中共情报人员，长期工作在特殊战线、沉寂在历史角落，直到2008年5月12日去世前，他的事迹都鲜为人知。

　　老人去世5个月后，《中国秘密战争》的作者郝在今在CCTV—7的军事讲坛节目里，以“亮剑于无声处”为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那次日军军官“观战团”遭伏击——原来，那次行动并非如《亮剑》中所称为遭遇战，而是临汾情报站的陈涛（原名王桐，即上述电视机前的老人）设法取得此情报并及时送到陈赓处，才有如此周密的部署。

　　“那次战斗，全歼日军军官观战团一百八十多人。其中包括一名少将、六名大佐。为此，我哥哥陈涛还受到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嘉奖。”日前，陈涛的妹妹刘乡（原名王宛欣）接受《法制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只可惜郝在今在电视节目上为他正名时，他已去世五个月。

　　陈涛儿子陈文鹿则表示，父亲比较沉默寡言，从来不谈他革命生涯里的那些事迹。直到他80多岁时，常常伏在写字台上撰写回忆录，向山西省安全厅投稿时，子女们才知道他在临汾情报站的那些谍报史。

（1940年，陈涛摄于临汾） 本文图片来自微信公号 “观海解局”

　　穿日军军装回家遭父训斥

　　知其真实身份误会消除

　　日前，在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中国中医科学院宿舍，90岁的退休教授刘乡向《法制晚报》记者追忆了她的三哥陈涛作为中共隐蔽战线情报工作者，在1940年潜入临汾敌占区，以“大汉义军”少将司令身份获取各种日军军事战略情报的往事。

　　陈涛比刘乡大9岁，1919年8月31日出生在北京郊区西三旗一个大家庭。祖父务农，父亲王观卿为秦皇岛柳江煤矿的高级职员。1931年从秦皇岛小学毕业后，陈涛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九一八”事变后，陈涛积极进行抗日宣传，1936年读高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陈涛到南方抗日，与家庭失去联系。

　　“三哥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1942年9月底，他穿着一身日军军服，回到北平家中。我父亲见他最先是一愣，接着脸上喜色全无，生气地质问他，‘日军侵华，国土沦陷，生灵涂炭，为何在这时却穿着日本军服，在给日本人做事么？’母亲忙来劝解，‘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了，应该高兴才是。’”刘乡追忆道。

（90岁刘乡接受专访，追忆三哥情报生涯）

　　她告诉记者，当时三哥陈涛似乎有苦难言，“他满含泪水地一再向父亲辩白，他没有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如果家人不信，可以去临汾调查。他还说再过一段日子，接父亲到临汾去住，看看他的工作生活环境。”

　　“1942年底，三哥真的将父亲和我接到了临汾，他住在伪军司令部附近一处院落。”刘乡说，当时常常有个人在晚上单独找三哥谈话。后来她才知道这人叫张文成（原名朱向离），是太岳军区那边派来负责和陈涛接头的。这时她才知道，原来陈涛是以“大汉义军司令”身份在帮中共获取日军军事战略情报。

　　另外，陈涛还将自家一个亲戚送往延安参加抗日。由此，才消除父亲对他的误解，家人都对他挺敬佩。“三哥并非像影视剧中的谍报人员那样聪明伶俐，神通广大。而是个面带忠厚，不善言辞，略显木讷的老实人。也许正因他的这些特点，再加上他不贿赂不吹捧日寇，反而使日本人感到他更可靠。”刘乡说。

　　谋到日军情报班班长职务

　　随口编地址差点惹祸患

　　为了更好地开展情报工作，1941年元月下旬，经陈涛向党组织请求，太岳军区先后派来张秀田、刘汉民、杨作君、聂士礼四位同志。

　　陈涛将这四人都安插在“大汉义军”司令部里：张秀田任上尉参谋，掌握全盘活动；刘汉民任司令部少尉书记官，掌握往来信件文电；聂士礼任少尉警卫排长，掌握司令部各项勤务；杨作君任警卫，直接协助陈涛工作。后来，上级又派来年长且斗争经验丰富的张文成任党的领导，以商人身份往来于根据地和敌占区，负责与军区的联络，组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1942年4月，日军114师团调往山东德州，师团情报班因班长调回日本而解散。日军69军团接替114师团驻扎临汾，山下少佐留任。一天山下与陈涛在校俱乐部喝酒，说到要重建情报班，陈涛立即将此情况汇报给了张文成。时任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得知后当即指示，抓住时机争取当此情报班长。

　　于是陈涛便积极活动山下少佐，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日军情报班班长，以此更好地为根据地服务。“太岳军区又明确指示陈涛当稳这个班长，并派刘子安当书记掌握班内事务，赵铭和袁之平为情报员。他们名义上是日军情报员，实为中共情报员，经常往来于敌占区和根据地，传达情报，接受指示。”刘乡解释道。

（全家福，居中膝下盘坐的长袍少年是陈涛）

　　彼时，为了扮演好角色，陈涛这样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不得不出入各种场所，抽烟、喝酒、打牌和宴请等应酬经常不断，尤其是还要跟居高临下的日本鬼子打交道，经常令他很烦恼，甚至惊心动魄。

　　有一次，担任“大汉义军”顾问的高田回国后，从日本给陈涛来了一封信，说他在天津等船时，按陈涛说的地址却找不到陈涛的家，指责陈涛欺骗了他，从此绝交了。这封信让陈涛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以前闲谈时，高田问陈涛家在天津何处，陈涛随口说了个天津地址，没想到对方真记住了。陈涛万分后悔当时没告诉高田一个天津远郊的地址。

　　如果高田向日军告发陈涛，不仅会招致杀身大祸，现有的工作基础也将毁于一旦，于是陈涛紧急找了张文成和张秀田来商量对策。开始他们认为陈应立即撤退，免得查起来被一网打尽。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占据的有利的地位，就这样丢掉，实在不甘心。

　　冷静下来后，大家对高田的来信又进行了认真分析：陈涛是高田经手考察的，如果陈涛用欺骗手段当了伪军司令，高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揭发此事对高田的前途不利，他可能只想把陈涛吓跑而已。经过这样的分析，陈涛继续坚持留了下来，只是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此次危机算是虚惊一场。

　　截获日军参观“铁滚扫荡”情报

　　180多名日军军官被歼灭

　　1943年秋天，根据敌人对情报班提出的情报要求和敌人一年两次扫荡的规律，陈涛判断其秋季扫荡就要开始了。不久后的一天，陈涛看到了两个不熟悉的佐级日本军官出入师团司令部，接着，原在114师团任职、后调到太原第一军团司令部的松田也来了，这引起了陈涛的注意。

　　随后松田离去，山下大佐也走了，并在临走时将经理部的加藤大尉介绍给陈涛认识。“随后我三哥得知，加藤此时是在临汾官衔最高的日军军官，成为留守司令。这表明大尉以上的军官都已经离开临汾，司令部移到前线去了。他马上意识到这次‘扫荡’的严重性，必须想方设法尽快获取相关情报。”刘乡说。

　　接着，在一次喝茶聊天中，加藤介绍自己是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家里很有钱，不但在日本开办工厂，而且青岛啤酒厂也有他的股份，以此来显示他对中国文化很热爱，与一般军官不同。陈涛则扯起唐宋元明清的一些历史故事，同时称赞加藤温文尔雅有英国绅士的风度。

　　加藤被说得兴起，与陈涛喝起酒来。此时，恰逢一名日军中队队长来找加藤请示工作。于是加藤就与来人讲起“扫荡”的计划，并拿出一张军用地图，指指点点说明“扫荡”的兵力部署、时间、地点以及路线和日程安排。这一切，都被已能听懂日语中大部分军事术语的陈涛牢记在心。

（1937年，陈涛摄于安徽怀远大通煤矿）

　　饭后，陈涛找来张文成、穆彬和袁之平到情报班，取出日军发给的一张同样的地图，详细讲述了敌人“扫荡”计划。日军以驻临汾69师兵团为主，抽调长治36师团、榆次62师团等几个地区的日军共十八个大队，在驻太原第101军团日军司令部的指挥下，纠集日伪军三万余人，采用“铁滚扫荡”的新战术，分兵六路，向我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妄图一举消灭我太岳军区的武装力量。这一重要情报立即由钱俊送到太岳军区司令部陈赓处。

　　“值得一提的是，我三哥还请日军翻译丸山来家中喝酒，坐在榻榻米上，酒过三巡后同样获得了重要情报：因日军感觉自己的‘铁滚扫荡’肯定胜利在望，就又搞了个一百多人的军官观战团，其中包括一些高级军官，到太岳去参观‘铁滚扫荡’的辉煌战绩，进而推广，以期取得整个侵略战争的胜利。这一情况也十分紧急，刚刚从根据地回来的交通员袁之平连夜返回太岳军区司令部，再次将情报转交到陈赓手中。”刘乡说。

　　根据陈涛送来的情报，陈赓做了部署：为了使敌人按原计划行动，布置几个与这些情报相适应的假象，又给敌人透露了些假情报，使敌人误以为我方已经陷入被动的局面，放松了警惕。结果，这次“铁滚扫荡”，日军动用了大量兵力，却以死伤几千人的惨重代价彻底失败。我方的损失却比历次反“扫荡”都小。

　　陈赓又命王近山在洪洞一带设伏，全部歼灭日军军官观战团180多名现役军官，其中包括六名大佐、一名少将。在一次战斗中消灭这么多日军军官，这是前所未有的。由于这次的惨败，日军69师团的清水中将被撤职查办。

　　临汾情报站获中央社会部嘉奖

　　《亮剑》所称遭遇战非史实

　　“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名为‘临屯’公路上的伏击战的战地通讯，称赞这是敌后伏击战的光辉范例，给予很高的评价。临汾情报站及时准确提供的日军‘铁滚扫荡’和军官‘观战团’的情报，对反扫荡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陈涛和临汾情报站获得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嘉奖，以及太岳军区最高领导的表扬。”刘乡说。

　　陈涛的儿子陈文鹿则表示，建国之初，在他们姐弟上学读书时，父亲从来不讲他在日军情报班为中共获取情报的那些事迹。直到他80多岁时，常常一个人坐在写字台前撰写回忆录，有时还给山西省安全厅投稿，讲述他在临汾情报站工作时的那些经历，子女们这时才陆续获悉父亲的这些不为人知的谍报史。

　　陈文鹿告诉记者，有一次陈涛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观看电视剧《亮剑》，其中这段消灭日军军官“观战团”的情节，被演成一场无情报支持、无上级指示的遭遇战，这让陈涛很感慨——当年自己潜入敌人心脏里获取情报的惊心动魄的史实，在电视剧里被彻底“无视”了。

　　直到2008年11月，即陈涛去世五个多月后，《中国秘密战争》的作者郝在今在CCTV—7的军事讲坛节目里，以“亮剑于无声处”为题，为他做了一场迟到的正名，确定这次日军军官“观战团”遭伏击，并非如《亮剑》所演示为遭遇战，乃是临汾情报站的陈涛设法取得此情报并及时送到陈赓处，才有如此周密的部署。

　　个人医保卡从不让家人使用

　　常叮嘱妻儿要廉洁奉公

　　法晚记者了解到，建国后陈涛先后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湖北省劳动厅、湖北省技工学校工作。1982年在湖北省物资储备局三三七处以副处级干部身份离休，享受局级待遇。据陈文鹿透露，他们姐弟六人，除了大姐文英在南京理工大学工作之外，其余的都在武汉工作生活，且他们每个星期都会去看望父母。

（1950年，陈涛与刘乡各自从解放区回北京）

　　在陈文鹿看来，父亲陈涛虽然享受局级待遇，但生活中常常是粗茶淡饭，很简朴。“他很耿直，他的医保卡从来只能他一个人用，我母亲患老年痴呆，想用他的医保卡购买一些稀缺药物，但他坚持不让用。”陈文鹿说。

　　陈文鹿曾在陕西丹凤酒厂负责基建工作，后来在武汉一国有制药厂担任党委书记；母亲李敏也曾在制药厂主管后勤，担任要职。对此，陈涛常表示，这些岗位都是肥缺、油水很大，诱惑也很多。他很不放心妻儿，常叮嘱他们一定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保持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庭应有的本色。

　　“父亲的这些警醒和教诲我牢记在心，工作上尽职尽责，自觉抵制诱惑，从不干违法乱纪的事情。这样我退休后，想想一辈子问心无愧。”陈文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