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亚平

　　1996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对147名参与者进行为期一周的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说一两次谎。比如,有人觉得朋友的衣服很不得体,但却违心地告诉朋友说,“你的这件衣服看上去不错”。再比如去医院探望病人,明明知道病情很重,但却安慰说,“没事,你会很快好起来的”。还有人为了避免尴尬处境,假装不知道配偶已经丢了工作,等等。尽管其中不少谎言是无辜甚至是善意的,但撒谎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这一点恐怕无人否认。

　　普通人的善意谎言由于无伤大雅,也就无人追究或苛责。即便是恶意的谎言,最多是让撒谎者本人失去信用,造成众叛亲离,对整个社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如果美国总统撒谎呢?那就不同了。往小里说,这是一国之君的人品和道德问题,往大里说,这是关系到千万人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大事。更何况,总统乃人中龙凤,层层选上来的,有道德瑕疵或善于撒谎的人,怎么会被选上来代表人民和国家呢?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总统不但要有超凡的能力、过人的胆识和卓越的远见,还应该是道德的楷模,国家的形象,总归是“高大上”的代表。

　　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美国总统往往是靠不住和信不过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撒谎。

　　上世纪60年代初,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因撒谎导致美苏发生一次严重危机。1960年,美国不断派出侦察机入侵苏联领空,以掌握其军事机密。当年5月,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雇员鲍尔斯驾驶一架U—2侦察机深入苏联领空,被苏联的防空部队发射的导弹击中,鲍尔斯跳伞后被活捉。然而,美国国务院并不知道鲍尔斯被抓,于是公然否认有侦察机故意侵犯苏联领空。艾森豪威尔也发表声明,声称此事他不曾授权,等于公开否认此事。随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将被活捉的飞行员展示在世人面前,艾森豪威尔这才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间谍飞行。这一真相被媒体报道后,令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美苏关系也随后趋于紧张,并导致苏联后来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对抗美国,差一点引发核大战。艾森豪威尔后来在离职时对记者袒露心扉,把美国在U—2侦察机上的谎言看成是他任总统期间最大的遗憾。“我从没想到撒谎的代价如此高昂,如果事情再发生一次的话,我宁愿闭嘴,一言不发。”

　　而尼克松总统更是因为著名的“水门事件”而黯然辞职下台,成为唯一一位因丑闻而下台的美国总统。前总统杜鲁门曾这样评价尼克松:“他能够用两片嘴唇同时撒谎。即使他保证说真话,也是在撒谎,以免荒疏了撒谎技巧。”后来卡特总统在回忆水门事件时则说:“在我国200年的历史上,他是最不诚实的总统。他玷污了总统的名声。”连著名的历史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对如何评价尼克松都表示出困惑:“一个人要如何评价这样一位总统,如此的辉煌,但又如此的不道德?”

　　从尼克松执政时发生“水门事件”开始,美国政治家就跟“门”干上了,一扇又一扇的“丑闻门”事件,让人不禁发出“白宫门重重几许”的感叹。

　　人们不禁要问,总统公然撒谎,既玷污了总统本人的声誉,也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如果总统做出的决定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还有撒谎的必要吗?

　　其实,总统撒谎的原因很多,有的是政治斗争需要,有的是过于自信,有的是缺乏安全感,有的是为了一己私利,当然也有的是为了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不一而足。按照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分析,政治生活与欺骗紧密相连,换句话说,欺骗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建立一种没有欺骗的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一定程度的公开欺骗也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便于政治上操作方便,也是国家战略的需要。“政府官员公开发表的言论必须谨慎,道理很明显:如果我说实话,我等于在帮助敌人。”

　　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新闻学教授厄里克·阿尔特曼在2004年出版的《当总统撒谎时:官方欺骗的历史及其后果》一书中就指出,绝大多数总统都会欺骗记者和公众,因为总统的一些秘密行动涉及国家机密或者核心利益,是不希望让民众知道的。在外交行动中,如果什么计划都让国人知道,还有什么国家机密可言,还怎么对付敌人?总统所进行的大国政治外交是很复杂的事情,而公民则很少有人被要求以这种方式去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要与他国进行交易或者为了某种目的做出让步时,总统往往愿意用欺骗而不是教育和解释的方法去面对民众。

　　阿尔特曼通过研究发现,官方谎言的真正麻烦是谎言有自我复制功能,即国家领导人对他的人民越是说谎,他就越不得不对他的人民撒谎。也就是说,一个谎言抛出去后,需要用另一个更大的谎言来加以掩盖。最终,谎言会形成自己的生命力,并逐渐控制撒谎者。谎言在短期内对总统似乎是有效的,这就容易让总统忽视谎言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带来的危险后果。因此,如果能够以史为鉴的话,那就会知道,总统对那些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政治事件是不能撒谎的,尤其是那些涉及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重大事件更是如此,否则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