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于杰飞

    2017年10月30日，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在突国民议会外抗议缺少工作机会。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1月9日，突尼斯民众参加反政府示威活动，抗议物价飞涨。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特别关注】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中部小城西迪布济德一名26岁的水果小贩（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因遭遇粗暴执法而自焚抗议，19天后身亡，引发突尼斯全国骚乱。2011年1月14日，执政了23年的前总统本·阿里在民众示威浪潮中出逃沙特阿拉伯。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进而蔓延至许多阿拉伯国家，被西方称为“阿拉伯之春”。

　　7年过去了，同样是1月14日，前总统本·阿里下台七周年的纪念活动竟然演变成了一场大面积的街头运动，包括首都突尼斯城在内的全国11个城市相继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当局出动3万多名警察和安全人员维持秩序，770多人遭到逮捕。

 1.失去工作和尊严

　　据悉，突尼斯本月骚乱的导火索是突尼斯政府日前公布的《2018年财政法案》。新财政法案将提高1%的增值税率，增加对燃油、酒精、通信网络、进口食品和化妆品等的收税，这势必造成物价上涨。此外，新财政法案还将对企业和职工新增社会保障税种。突尼斯商业部部长奥马尔·巴希表示，涨价和增税是为了缓解政府财政和贸易赤字问题。过去7年里，突尼斯通胀率、政府负债率和货币贬值呈“滚雪球式”恶化，形成恶性循环。虽然巴希解释说，面粉、食用油、牛奶、鸡蛋等政府补贴类商品不在涨价范围内，不过观察人士认为，新财政法案涉及税率调整和多种消费品涨价，将造成消费品市场价格大幅上涨，涨幅可能高达40%以上，这直接影响民众业已脆弱的购买力，近期的抗议示威活动正是民众对当前经济不满意的表现。

　　据统计，突尼斯通货膨胀率自2017年1月起就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7年全年通胀率为5.2%，今年预计将上升至6.1%。最新的全国人口就业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突尼斯2017年第二季度失业率为15.3%，其中大学生失业率达到30%。一方面是物价飞涨，另一方面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突尼斯社会动荡加剧。据突社会观察机构统计，去年7月，突尼斯全国发生了630起抗议活动，9月则发生了423起，大部分与社会经济问题有关。抗议活动组织者海因姆·盖斯米表示：“我们赢得了自由，但我们仍然在寻找工作和尊严。”

 2.政局动荡乱象丛生

　　“自由、工作、尊严”，这是七年前突尼斯民众最迫切的诉求。那年1月，他们赶走了执政23年的前总统阿里，迎来了西方推崇的所谓“民主化转型”，但是随后的转型进程中却充斥着纷纷杂杂的乱象。2011年10月，突尼斯在西方国家的引导下实施了“一人一票一次”的普选。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具有浓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突尼斯复兴党赢得大选。突尼斯本来是一个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此后却陷入了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的拉锯和撕扯。总统马尔祖基掌权后拒绝把“男女平等”写入宪法，电影院、酒吧和世俗派政治家频频遭受宗教狂热分子袭击。

　　2013年2月和7月，突尼斯先后发生反对党领导人遭暗杀事件，导致制宪议会一度停摆。政局动荡，危机四伏，突尼斯处在爆发内战的边缘。此时，由工会、工商业协会、人权机构和律师组成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集团，出面调解，成功把政治过渡进程拉回到正轨上来。新宪法于2014年初顺利通过，当年10月突尼斯举行了新一届立法选举，世俗派的突尼斯呼声党上台执政，复兴党和平交权。然而好景不长，眼下，呼声党主导的执政联盟内部分化，在野第一大党复兴党依旧势头强劲，各政党间矛盾重重，立法机构人民代表会议“几乎陷入瘫痪”，多项政府议案难以获得通过，导致经济改革缓慢甚至停滞，民众逐渐失去耐心。在突尼斯呼声党和复兴党两极化政治格局下，一些旧体制官僚得以继续掌握权力。今年5月，突尼斯将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各派政治势力又将展开新一轮的较量和厮杀。

 3.“突尼斯奇迹”难再现

　　政治上的乱象丛生严重阻碍了突尼斯的经济复苏和发展。“颜色革命”以来，突尼斯共经历了3任总统，换了7任总理，每一届政府在解决国家深层次经济问题上都显得力不从心。2011年以前，突尼斯经济发展迅速，被誉为“突尼斯奇迹”。据2009—2010年度世界经济竞争力论坛年报显示，在经济竞争力、抵御金融危机、通信和信息技术促进和生活质量改善等方面，突尼斯在133个国家排名中名列非洲第1位、世界第40位。无论是政府廉洁程度，还是从民生状况来看，突尼斯都是发展中国家的样板之一。

　　但是，“突尼斯奇迹”在所谓的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完全丧失。2017－2018年度世界竞争力排名显示，突尼斯仅排到第95位。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了突尼斯的主权信用评级，从Ba3下调为B1，展望为负面，主要原因是突尼斯的预算困难，税务系统运转不良，以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定的改革计划迟迟没有落实。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2018年全球经济展望》将突尼斯2018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2.7%，但仍比此前预测的低0.4%。据悉，突尼斯外债负债率从2010年的41%上涨为今年的71%，今年仅偿还债务这一项就占据了财政预算的22%。

　　由于出口锐减，去年突尼斯贸易逆差高达63亿美元，外汇不足引发的流通性紧缩导致第纳尔一年内贬值近20%，物价抬高，民众资产缩水，生活雪上加霜。据国际咨询机构FocusEconomics（经济聚焦）统计，2012年至2016年期间，突尼斯人均GDP由4178美元下降到4000美元以下。美国国际共和学会一项调查显示，83%的突尼斯人认为国家被导入错误方向，而对经济不断恶化表示关切的受访者最多。

4.西方经援不是天上掉馅饼

　　“突尼斯模式”一度成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的“民主样板”。当时的奥巴马政府把支持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运动提升为外交战略的“首要任务”，采取各种措施来推动阿拉伯国家的转型，试图把美国的价值观推广到该地区。奥巴马总统明确提出，要把正在经历民主过渡的埃及和突尼斯树立为中东地区新的民主样板，并优先为两国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

　　2011年5月，八国集团、土耳其、海湾国家、国际和地区金融机构在法国启动“多维尔伙伴关系”，向突尼斯、埃及、摩洛哥、约旦、也门等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提供高额贷款。世界银行向埃及和突尼斯提供了60亿美元的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在以后几年里把对这一地区的援助扩大350亿美元。八国集团承诺向埃及和突尼斯提供200亿美元援助贷款来促进民主化转型。

　　但是，外部援助往往设置有前提条件。2016年4月，突尼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28亿美元的贷款协议，但放款的条件是突尼斯政府要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包括提高税率、减少公共支持和削减能源补贴等。一些观察人士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针对突尼斯设定多项改革目标，以满足其贷款发放条件，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突尼斯经济状况的恶化。观察人士指出，突尼斯经济近年来过于依靠国际金融贷款，经济政策受制于人，主导权逐步丧失，因此可能面临更大风险。

　　政治乱象和经济乏力最终传导到普通民众身上，造成了民生凋敝。此次游行示威几乎同一时间爆发在泰布勒拜、卡塞林、西迪布济德和加夫萨等地区，这些地区主要位于突尼斯内陆，长期处于发展的边缘位置。即使在2011年以前，这些地区的贫困程度和失业率分别是突尼斯东北沿海发达地带的2倍和3倍。长期的贫富差距严重蛀蚀了突尼斯社会稳定的根基，并使医疗和卫生状况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据突尼斯经济与社会基金会2017年的统计数据，2011年平均每10万个居民可以分配134个医生和184个床位，但2015年在西迪布济德该数据分别下降至42和101。此外，转型不彻底还给寻租和腐败留下了滋生的空间。据2016年12月的民意调查数据，78%的突尼斯人认为腐败状况比2011年前严重。另一项2016年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对腐败的痛恨主要来自本地企业，49%的本地企业认为腐败正在恶化。

　　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1月14日宣布设立“尊严基金”，用于改善贫困家庭状况，并承诺重点解决年轻人的发展问题。多位政府部长宣布，要出台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措施，例如把社会福利预算提高4000万美元，让失业人口也享受医保，增加贫困家庭补助，补贴收入过低群体退休金等。但是，在财政预算捉襟见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掣肘之下，这项民心工程能持续多久、能落实多少，还是一个未知数。

　　跳出突尼斯一国，回顾过去七年西亚北非的转型，归纳起来有三种类型：一是突尼斯类型，变革以相对平稳的方式进行，然而经济并没有得到健康发展，反而民生恶化，产生了年轻人大量失业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二是利比亚类型，迄今无法摆脱无政府状态，为极端恐怖势力滋生、蔓延甚至溢出创造了环境和条件；三是埃及类型，接连发生两次“街头革命”，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期待的结果，塞西总统执政后很快恢复了国内秩序，形成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推动埃及重新走上发展道路。从这三种转型的艰难成败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一国的政治制度必须符合国情和民情，发展模式必须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这样才能国家平稳、发展顺利、给普通百姓带来获得感。

　　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的中东地区“阿拉伯之春”的七年转型表明，西方推崇的所谓“民主化”并没有给阿拉伯国家带来繁荣稳定，反而导致更严重的政治腐朽和经济恶化。有阿拉伯学者感叹，当前的中东民主化是“有毒的民主”，将使更多的阿拉伯国家沦为“失败国家”。

　　（本报开罗1月21日电  本报驻开罗记者 于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