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 

　　路克利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费正清带领史华慈、布兰特、赵国钧等年轻学者在哈佛大学开创了系统的中共学，提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的重要观点，积极主张承认新中国。费正清等人的中共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和政治影响。1955年，费正清等在哈佛大学正式成立东亚研究中心，标志着美国学界以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研究为核心的中国学正式形成。哈佛大学成为“国际中共学”研究和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学术重镇。从此，哈佛大学的中共学持续发展，一代代学者接力研究，在国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费正清

　　中共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

　　费正清代表的哈佛大学中国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费正清认为，不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主义是美国对华政策接连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失去中国”的根源。费正清希望美国政界、学界、社会公众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费正清这样定位自己的工作：“描述共产党的发展，而且为她的力量和前途辩护，这是我每天都要碰到的问题。”1949年10月，他参加美国国务院的对华政策会议，强调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认为美国对华关系与其说是对一个国家的关系，不如说是对一场革命的关系。他认为对国民党的援助只能加速其失败，不过是“死亡之吻”。费正清把当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定位为美国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没有把中美关系看成是一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认识到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特殊性，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中美关系的重大影响力。

　　费正清反对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的敌视。由于西方媒体有关苏联共产主义的各种报道，美国一些民众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印象不佳，认为共产主义代表着极权专制。相当多的美国人把对苏联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转移到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身上，想当然地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费正清认为，这种敌视对美国非常不利。由于对中国共产主义的不理解，美国在犯了“失去中国”的错误之后，又在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上犯了类似的错误。敌视中国共产主义，错误出兵侵略朝鲜和越南，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损失。他力图使美国政府和公众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

　　费正清很早就对中共充满信心。1946年下半年，费正清预测共产党一定能夺取中国政权。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他就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起初，他对中国共产党没有信心。1934年10月，在写给史沫特莱的信中，他说：“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会对这个国家有帮助，因为，这里没有人能够实践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也不行。”1942年10月，刚到重庆不久，费正清对当时局势变化的预测是：“战后爆发内战的可能性不大……共产党很可能为国民党所摧毁。”其后不久，费正清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认识到共产党很有前途，共产主义在中国有吸引力。

　　他主张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强大的，“（中共）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费正清曾据此分析美国干涉中国革命的“局限性”：“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我们或许可以延缓或者加速中国革命，但我们无法阻止。”他比较分析了国民党的所谓民主和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认为“共产主义的宣传更受欢迎，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比国民党的民主更有吸引力”。

　　这一时期，费正清基本上还是较为笼统地谈论共产主义，没有具体区分共产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没有区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当时中共领导的革命仍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费正清等学者一般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称为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如此，费正清看到了中共领导的革命的前途。他认为共产党善于组织发动群众。“共产党人以史为鉴，与农民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这个党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这是国民党和日军难以想象的。”费正清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必胜”的历史趋势。随着与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他对共产党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在自传中，费正清提到，“在重庆期间，我对中国革命精神、革命号召力和革命的方式有了深刻的认识，确信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必将胜利。”这里他所谈到的革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史华慈

　　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理论主体性

　　史华慈是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指导的博士生，毕业后留校从事中共研究，终其一生，专注中共思想史研究。史华慈在博士论文《毛泽东崛起之前的中国共产主义》中明确提出了“毛主义”概念，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52年，布兰特、史华慈和费正清编著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论证中国共产主义形成发展的过程。史华慈、费正清的“毛主义”论突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理论的创新性，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列宁主义理论的吸收和发展。

　　史华慈强调中国革命的主体性。中国革命是对中国共产主义基本性质的判断，也是美国政界、学界等关注的热点问题。二战后，美国政府面临着对华政策的调整，政界、学界、新闻界有过多次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性质是其中重要的问题。当时，政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是莫斯科的阴谋，北京是莫斯科的傀儡。他们担心：如果中共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中国就将变成苏联的傀儡，苏联就会在实际上控制亚洲。费正清认为，发生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苏联的阴谋，是毛泽东等人自主开创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史华慈通过“毛主义”概念突出强调了中共革命的自主性。他提出，“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联姻的结晶，但这个新生儿一定是有自己的独立性”；“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有主见的开拓性的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内有自己独立的理论的自主权”。他还明确提出了中共的理论自主性和理论独立性这些重要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创新发展了自己的革命理论，具有革命理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史华慈和费正清认为中国革命不是由外部传入的，不是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正是他们提出要区别对待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主张不同的对苏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

　　史华慈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发生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苏联的阴谋，而且“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具有强大的中国性。史华慈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9年，史华慈在《远东观察》杂志撰文《马克思和列宁在中国》，定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使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的实际和文化”。史华慈看到了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强调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结合的两个主要方面，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较为全面。

　　史华慈和费正清在西方学界较早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他们强调了以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理论的主体性，这种认识和态度代表着西方学界的认识深度和研究水平。

　　麦克法夸尔

　　高层领导集体的凝聚力强大是中国模式的巨大政治优势

　　麦克法夸尔曾是费正清和史华慈在哈佛大学的学生。1960年，他创办了国际学界中共和中国研究权威刊物《中国季刊》，1983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著名中共研究专家，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麦克法夸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现代化走出了自己的新路。1963年7月，他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的《国际事务》杂志发表的《中国模式与发展中国家》一文中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模式的特点，认为其“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提出“高层领导的凝聚力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优势。无疑中国的这种凝聚力非常强，这是使这个共产党国家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是当时国际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

　　麦克法夸尔在国际学界较早讨论了中国模式和中共凝聚力。他研究了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模式和道路的过程、经验与教训，他提出：中国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的发展模式；高层领导集体的凝聚力强大是中国模式的巨大政治优势。他也赞同一些美国学者提出的美国政治和现代化模式不适合中国这一重要观点。

　　傅高义

　　改革开放决定中国命运

　　傅高义曾接替费正清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从社会学视角入手研究中共。上世纪80年代，傅高义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向世界解读中共改革开放政策。

　　傅高义在专著《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中用“纲领”来表示邓小平的执政理念。他认为，邓小平有自己的治理模式，他总结了邓小平执政和再造国家的纲领，认为邓小平强调“权威和纪律”。傅高义总结了邓小平治理模式的一些基本原则，认为其纲领包括：说话办事要有权威、政令统一、实事求是、大胆试、大胆闯等诸多方面。

　　裴宜理

　　中共的群众路线是“对群众的感情动员”

　　裴宜理是国际知名的研究中共党群关系的学者，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她概括总结了中共群众工作的“感情动员模式”，较为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

　　在《感动群众：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工作》一文中，裴宜理从感情纽带视角分析中共与群众的关系：认为中共的群众路线是“对群众的感情动员”；中共“系统地发展了情感联络工作”，“情感工作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和国民党的一大区别”，而且“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情感工作模式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她认为，毛泽东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注入情感活力，“毛泽东深知人性心理的重要性——包括知识分子精英的心理——他在著作中深入考察了心理在革命中的作用。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词汇‘阶级’时，认为情感身份认同比客观经济地位更为重要”。裴宜理还认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民本主义”，强调为老百姓谋实惠。

　　裴宜理认为，无论中国的政治历史还是当代的政治，都有许多非常积极的东西，比如中国注重基层组织建设，关心大众教育、关注大众福利等，不妨把这些宝贵的政治传统作为未来政治发展的资源之一。中国的传统统治模式是一种极富弹性的管理实践模式，即“务实主义”治理模式的历史传统。虽然这种治理技术还是一种新兴事物，但是其运用的基本技巧却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一直存在。因此，中国的体制有很强的自我创新和适应能力。

　　赛奇

　　中共具有强大的治理能力

　　赛奇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治理。赛奇和另一位学者阿普特引入了柏拉图、福柯、布迪厄等人的理想国、话语、象征资本、话语共同体等概念分析延安时期中共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赛奇和阿普特认为延安是“理想国”，是“符号空间”。他们把毛泽东比为柏拉图并加以比较，认为毛泽东在构造自己观念领域的理想国，他的理想国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有所不同，“毛泽东的理想国接地气，后来才成为具有内在原则逻辑的政治模式，另外，毛泽东是认真向农民和工人学习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通过理想国建构，“延安变成了一个能够吸引和动员中国年轻人的磁铁”。

　　赛奇从西方治理理论的视角研究了中国的治理与政治发展，认为中共具有强大的治理能力。2014年8月，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他又明确表示，在现代治理体系上，中国不能照搬别国的政治体制。

　　约瑟夫·奈

　　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软实力

　　约瑟夫·奈是国际学界知名的软实力理论学者，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都已经有了强大的软实力。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是这个政党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党员和群众自愿跟随的能力。把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好，就是巧实力。

　　约瑟夫·奈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经济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此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中国共产党正在掀起的反腐运动就是一个说明软实力的很好例子。党的一些干部腐败严重损害党的软实力，反腐深得人心，就是在增加党的软实力。反腐意味着官员要为老百姓服务，要使老百姓共同富裕起来，这种思想也来源于儒家传统文化。可以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最大的软实力。

　　约瑟夫·奈认为，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富有。随着中等收入人群的增多，民众参政议政的意愿也会随之提高。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中国可以找到一种新的方式，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管理，还要更多地倾听民意。

　　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如果让国际社会充分理解“中国梦”是追求和平发展的，并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中国梦”就将成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软实力。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应增加信任，减少误解。软实力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福山

　　中共具有强大政党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

　　福山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近几年，他把学术重点转向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研究，他的基本理论框架认为国家、法治、民主责任制三者的平衡是善治的基本要求。他比较了中美两国政党政治，认为中共具有强大政党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而美国在这方面则欠缺，政党能力弱，国家能力弱。中国在法治和民主责任制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美国现在法律太多了，民主异化成了否决主义，国家能力较差，政府效率较低。他还认为，如果中国法治和民主有更好的发展，那么中国模式可能就是美国自由民主模式的替代。

　　费正清、史华慈、麦克法夸尔、傅高义、裴宜理、赛奇等几代哈佛大学学者的中国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研究。这也是美国中国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所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的解读是世界性的难题。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费正清及其后继者在哈佛大学成功开创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中共学研究。他们的学术和政策研究生涯可以用费正清在其七十岁生日时对自己事业的生动总结来描述，“在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与最伟大的大学之间取得有利地位”。他们做到了。在他们的努力下，哈佛大学成为了国际中共学的学术重镇，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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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学者看中共

　　欧盟亚洲事务研究中心的格林·福特教授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改革，让中国变成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墨西哥首任驻华大使安吉亚诺表示，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两度担任驻华大使，成为中国在世界上崛起的最重要阶段的历史见证人。中国共产党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向外资敞开大门，使经济蓬勃发展，国家面貌焕然一新。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皮埃尔·皮卡尔表示，中国给世界带来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更加和谐、更加和平。

　　世界银行前驻华首席代表鲍泰利表示，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所进行的尝试，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政策非常成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展现了适应不断变革需求的意愿与能力。

　　南非南部非洲资源观察研究所所长卡本巴表示，中国走出了一条备受称赞的“中国道路”，它使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人民更加富足，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

　　德国联盟党联邦议会党团干事长格龙德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和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期间多次表示，欧洲政党喜欢与立场相近者开展交流，平时很难与立场不同的政党坐在一起，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将持不同理念的欧洲政党聚合到一起，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一个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重新列入议事日程的时代。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而是面向未来、创造性地发展。在科学上，不仅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工具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要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作出宣示。

　　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认为，共产主义提倡人人平等是一个非常好的理念。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符合中国国情及发展需要的，我相信至少是在现在，以及我们所能预见的未来，这是中国最理想的发展道路。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对于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均衡的中国来说，这才是最佳道路。

　　新加坡隆道研究院总裁许振义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经济的领导者、参与者，也是经济资源的分配者。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形成了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做出的贡献，最直观的体现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哥伦比亚民族团结社会党的加夫列尔·戈麦斯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一个有能力管理13亿人口大国的组织结构，其执政能力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保证。

　　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很多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与管理，包括对老百姓资金的保护等；如中国吸引外资的经验，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无论是制度上、法律上、人才管理上还是生活条件上都为海外投资提供了便利条件，使中国像磁石一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吸引外来投资国家；再如中国创造的经济特区也是行之有效的，具有世界意义；中国对财政金融领域管理的许多做法，也非常有参考价值。

　　欧洲左翼党主席洛塔尔·比斯基说，中国共产党执政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大原因在于善于学习。只要中国共产党继续学习，继续做出正确的发展决策，继续鼓励各行各业的创造性，它就将一直是中国发展的发动机。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在于继续保持经济良好发展，继续以人民福利为准则进行体制改革，继续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金林）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凝聚力：中国模式的巨大政治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