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什么样的女权主义者会如此绝望，愿意用尊严换取工作？

图片来自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参考消息网12月18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2月10日刊登了题为《我这一代人觉得妇女已经赢得了权利，难道真的不是在骗自己吗？》的文章，作者为普利策奖获得者卢辛达·弗兰克斯，以下是文章摘要：

　　与最近几周纷纷站出来讲述自己痛苦经历的那些女性相比，上个世纪70年代当我刚入新闻这一行时，编辑室里装点门面的那寥寥几位女性对性骚扰的态度截然不同。

　　“你写文章像个男人”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著名国际通讯社的伦敦分社工作。当我走进新闻编辑室时，所有的男性工作人员都盯着我看，仿佛我是沙漠中的绿洲。但他们很快就失望了。我的态度很冷漠，被他们称为“冰雪公主”。我感到孤独，很需要朋友。所以，当一名记者开始跟我攀谈时，我做出了回应。我的心里升起了希望，直到我感到有一只手在慢慢沿着我的大腿往上摸。我迅速用一记肘击甩开了他。第二天，另一个抓我屁股的家伙被我迅猛的后踢踹中膝盖，另外奉送了几句脏话。

　　我那一代女性是在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兴奋感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自视为强大、凶猛的自我捍卫者。我们告诉自己：不当的性冒犯只不过是证明我们比那个更弱的性别更具优势的机会。我们几乎都不认为自己受到了严重伤害，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只要有足够的勇气，我们就能克服困难，找到出路。

　　一天晚上下班后，一群记者邀请我去当地的爱尔兰酒吧喝酒。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喝了几大杯健力士黑啤酒和帕迪威士忌。当时我很害怕，但我知道那次考验有多重要。我一定不能让他们看着我从凳子上掉下去取乐。我并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只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也许还能在掌管这个世界的大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

　　不久后，我去了北爱尔兰，正赶上一群新教徒用棍棒对天主教徒发起凶狠的攻击。我受了一点皮外伤，带着流血的兴奋，我找到了一个付费电话。当伦敦分社社长接了电话后，我开始用第一人称口述新闻。听到我的电话他很不高兴。“该死的，赶紧滚回来。女人不允许留在战区！”他吼道。当时，他在盛怒之下没有意识到，等他找到一个男记者来接替我，一条好新闻已经完成了，不过，他慢慢地勉强同意我留了下来。

　　我一回来，就看见他在一脸阴沉地翻看我的稿子。我躲开了。“弗兰克斯，”最后他用祝贺的语气说，“我不再把你当成女人了。你写文章像个男人。”

　　现在，我依然禁不住把这视为最高级别的赞美。我已经被洗脑了。

　　“恐惧比承认的要多”

　　当几个月前闸门被打开后，很多各行各业的男性突然快速倒台，起初，我还有点不敢相信。有些女人说，她们当时呆住了，无法抗拒上司，有时甚至是同事，这令我感到困惑。还有几名女性说，她们在反抗后感到内疚和恐惧，第二天写邮件道歉，并要求再给一次机会。我为她们感到难过，但我真实的反应是困惑：我想知道，什么样的女权主义者会如此绝望，愿意用尊严换取工作？

　　随着这些女性经历的故事变得更加下流，甚至是彻头彻尾的变态，我想知道男性的傲慢是否终于演变成了狂暴。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10年美国流行文化的色情化，是否释放了男性的本我，让他们可以追逐自己最荒唐的幻想：在家中进行专业访谈、在求职者面前裸体穿着敞开的浴袍走动？倡导性自由的女权主义，是否与这些文化潮流合污，适得其反地为这些工作场所的侵犯行为火上浇油？又或者，这些令人反胃的侵犯一直都在发生，只是没有被暴露出来？

　　在思考这些时，我想起了更多的往事。我们的先锋一代是否欺骗了自己？当然，那时候，我们也非常了解沙发试镜这回事，有权势的男人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扶持或毁掉一名年轻女性的事业。我们警告过自己的姐妹们，但我们都是轻声低语，从来不敢大声说出来。也许，我们的恐惧比我们承认的要多。

　　“认为自己不配得奖”

　　在加入通讯社两年后，我获得了普利策奖。为此，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我是第一个凭借国内报道获奖的女性，这一切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我能看出他们垂着的脑袋里在想什么：我们努力多年，想获那个令人垂涎的奖项，结果却让一个24岁的人拿走了！那一天和那之后的日子里，整个分社的男人都拒绝和我说话。

　　我被逐渐产生的一个想法所困扰，认为自己不配得到那个奖，应该把它还回去。在接下来的至少10年里，我一直羞于告诉别人我得过奖。

　　过去几周中我年轻时经历的那些更为微妙的歧视时刻又回来了：稿子还没写完就被毙掉；在看望完生病的母亲回来上班时却发现，原本承诺给我的调去巴黎的机会给了一个和我同龄、工资比我高得多的男同事等等。

　　年纪越大便越容易遭遇性别歧视，这在意料之中，有时甚至会挺好笑。但它不会停止，即使是在你已经出版了4本书、拥有了漫长的新闻从业经历之后。

　　我赞赏最新一代女性为了争取改变社会的机会而站出来披露个人屈辱经历的勇气。作为最早的女性新闻从业者，我们坚强，满怀抱负，甚至对自己的才华感到自负，但多年来，我们的自信心经常受到不可弥补的伤害。

　　几年前我遇到一名在前一年凭借国外报道获得普利策奖的人。当他终于发现我们都是普利策奖获得者时，他用批评的语气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害羞的普利策奖得主。你知道自己得的是新闻领域的最高奖项吗？我获奖的时候可是仰天长啸。”

　　天显然是在听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