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格·奥斯汀

【引语】或许是出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乃至全球战略的考量，欧美政策界和媒体人士往往从其惯用的“权力政治”和“门户开放”视角来分析评价南海问题。在“中国威胁论”持续老调重弹的渲染中，对区域史的选择性失明常常导致次序错乱、倒果为因的叙述混淆视听，真正的历史反而在“中国是否该应诉国际法庭”之类的争论面前“心虚”起来。

种种讨论泥沙俱下之际，2015年12月16日美国著名政策杂志《国家利益》（The International Interest）网站发表的纽约东西方研究所专家雷格·奥斯汀（Greg Austin）题为“为什么中国的南海行动符合常理？”一文，则再次以严谨的专业素养提醒西方国家和国际舆论不要漠视或曲解东亚和南海的区域史。

《国家利益》官网截图

基于对西方殖民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熟稔，奥斯汀博士在文中简要回顾了欧洲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掠夺、侵略以及领土瓜分，并从国内-国际政治的联动视角出发严肃剖析了冷战大背景下国共分家、两岸分治对中国海洋权益的巨大损害。这种清晰深刻的历史认知使作者对中国的南海岛礁主权诉求保持了难能可贵的“同情式理解”，并因之对中国的维权行动给予了客观评价。

作者中肯地指出几十年来中国相关主张并无改变的事实和近期维权举措的正当性，认为“这种先在性的主权诉求至少已经合理存在了66年，中国人捍卫它无可指责”。因此，奥斯汀博士毫不留情地在文中批评了西方舆论的流行观点，即所谓“岛礁建设是中国实力强大后试图称霸和无理声索的‘沙文主义’行为”，他强调“任何‘中国自恃实力大增而扩大海洋权利声索’的假设都不是经由事实推导得出的结论”。

与这一认知立场相呼应的是，在另外一篇较早的评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有多‘荒谬’？”（日本《外交学者》，2015.6.11）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视中国为唯一挑衅者的人一再使用的手法，就是搅乱复杂法律、事件日期和先后顺序，尽可能把中国往坏处描写”。这种犀利、正直的声音反映了作者对“西方中心论”思维的审慎和距离感，它不仅对惯常“妖魔化”中国的西方舆论来说是一种正本清源，相信也足以给少数认知模糊的国人上一堂态度严谨的历史课。

此文发布数日即获得国内主要网络媒体（如环球网、光明日报网）和诸多新媒体平台的关注与评述，甚至2015年12月30日的央视国际频道在新闻播报中亦专门对文章观点进行了说明。鉴于该文的学理价值，以及不同版本的文意介绍所出现的明显偏差，经略团队特发布详细的全文译注，以飨读者，同时供相关人员研究参考。

链接：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why-beijings-south-china-sea-moves-make-sense-now-14643?page=1

作者简介：雷格·奥斯汀，系纽约东西方研究所专门研究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防务力量学院访问学者。曾在大学和政府机构担任多种要职，研究及参与国际事务垂三十载，对中国、俄罗斯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对中东、预防性外交、反极端主义等方面亦有心得。他在国际安全领域（尤其是涉及亚洲）的多部著作深受好评，其中1998年出版的《中国海疆：国际法、军事力量和国家发展》一书系统提出并分析了中越在南海权益争端上的可能“关键点”，近年来他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关注颇多，2014年出版了最新著作《中国的网络政策》。本文最早发布于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主办的“战略家”网站。

正文如下：

有观点认为，凭借更为强大的海军力量，中国在其海疆试图削弱他国、拓展实力的军事活动已经引发了相当的恐惧。这一看法本质上强调——无论是出于提出更多领土诉求的新态势，还是出于投送新兴海上力量以重塑区域秩序的强烈愿望，中国当下的行动使其比二三十年前更像侵略者，更有攻击性。

然而我认为另外一种解释因更加符合事实、更少阴谋论色彩而更能站得住脚：即自从1609年国际法意义上的领海概念得到明确以来的五个世纪里，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领海边界都没有得到确定，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行动的初始动机其实是为了保卫那些被视为其领土的岛屿免受邻国篡夺意图的侵害，而这并不是无理声索和军事扩张（译注：1609年,荷兰法学家、近代国际法之父和奠基人雨果·格老秀斯发表了《公海自由论》，提出了影响后世国际法甚深的“海洋自由”原则，领海概念在这一经典文献中首次得到阐明）。

我们要看到，现行区域秩序（经济和军事层面的中日均势和两岸均势）已被中国和平崛起的宏大事实所重构，相比之下其控制南海岛屿的任何收益增殖仅仅是一种边缘性因素（译注：作为美国学者，奥斯汀深明美国帝权一手“离岸平衡”出来的东亚均势格局之奥义所在，在现实主义地缘视角下，以日遏中、以台制华已经内化为“合理”的东亚秩序的一部分）。尽管中国基于领土主权学说开始将南沙群岛描述为“核心利益”，然而它只是一种显著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什么新鲜说辞。对于中国来说，其茫茫海疆之上的主要目标无疑是成功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而后者却坐落于南海的北端。正如中国政府的一名智囊早在1996年就观察到的那样，南沙争端本身具有“小规模”和“局部性”的特征（译注：该年正值“第三次台海危机”的高峰期，大陆常规军力对比台湾当局并不占显著优势，为遏制“台独”势力，国家在随后相当长时间内投入了大量战略精力和资源用于台海军事斗争准备，南海方向上的投入相形乏力）。作为几十年来驱动中国相关政策的更重要因素，这种质性定位一直持续下来。

回顾过去，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不少殖民国家，如英国、美国、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德国、葡萄牙、俄罗斯和日本等都成功地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或以某种租借区的形式确立了在中国若干“飞地”的实质性主权。而当时海上力量孱弱的中国，并没有任何精力可优先用于勘定和维护海上边界。直到1887年中法谈判确定法国“保护国”越南同中国的领海边界，中国才开始采取措施定界戍边（译注：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中法双方约定对中越两国陆上边界和北部湾沿岸岛屿进行会勘，作者在这里认为直至1887年涉及东京湾划界的中法界约谈判时中方才逐渐确立近代领海主权概念；而就战略眼光观之，中法战争也是清廷“海防与塞防之争”的转折点，战后清廷决心大治水师，于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标志着中国正式以东部海防而非西北塞防为战略重点）。然仅仅数年之后，日本便迫使中国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甲午战争，1894；《马关条约》，1895），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才又有机会和地位捍卫自己的海上边境，使台湾等领土重回祖国怀抱，从而摆脱外国的军事威胁、入侵和控制。

但这种机会并未持久，刚摆脱二战阴影又陷入冷战泥潭导致中国定鼎海疆的宏愿遭遇持续困境。由于1949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未完全取得胜利，中华民国（ROC）作为中共对立政权偏安于台湾一隅，而大陆的共产党政府则卷入了旷日持久、远未结束的各类岛礁冲突和政治斗争之中，以至于无法确定一条明确的领海边界（译注：作者2015年10月14日发表于“The Japan Times”的《中国未竟的岛屿收复战》一文细致梳理了20世纪中国对其岛屿领土的艰辛收复进程——从日本在30年代以来对南海诸岛的侵占到西沙南沙的几度易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即卷入朝鲜战争导致美国协防台湾到1979年叶剑英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再到90年代香港和澳门的最终回归，作者认为未来中国在恢复其岛屿主权过程中很可能具有“历史复仇主义”倾向，领导人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应着力避免日本等国的扩张错误，在文章末尾作者尤其表达了对以“和谐发展”及“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为特征的“天下观”的疑惧心理）。直到1970年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方国家对“中华民国”的外交承认才开始逐渐转移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在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由单一合法政府代表中国）的国际法框架下，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的一切领土权利主张的继承。就此特殊意义而言，这些权利当然包括民国政府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而这一主张又通过1946年（民国舰队）实质占领太平岛的历史得到了确证（译注：1946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派出“太平”、“中业”等舰接收南沙群岛，并以“太平”命名该群岛之面积最大岛屿，在岛西南防波堤竖立“太平岛”石碑，并在岛之东端另立“南沙群岛太平岛”石碑）。由此，当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民国政府在涉及南海问题的主张上保持高度一致自是顺理成章。

当前中国关于海洋边界的主张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对台湾以及“中华民国”政府辖下其他岛屿的主权诉求、对南海水域（包括西沙、南沙群岛）和东海水域（包括钓鱼岛）大量小岛的主权诉求，以及要求南海声索国承认中国在（断续线）海域内的资源管辖权利。这里面除了关于钓鱼岛的声明以外，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关于的领土主张自始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只因1970年台湾当局首先提出钓鱼岛主权，大陆政府才出于同对岸争夺“一中”正统继而被迫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译注：作者这种说法乃是基于“大陆官方曾承认钓鱼岛属于冲绳”的论述，持此论者往往援引周恩来总理关于《旧金山和约》的声明及《人民日报》文章曾提到尖阁诸岛隶属琉球为佐证，但这种观点并不严谨。前者固然反对美国独自托管琉球，但并不意味着承认琉球群岛主权归属日本之合法性，而后者既非评论文章，亦非社论，经查证乃是编译自日文的无署名资料并被刊登于外文资料专栏，更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有关钓鱼岛归属的立场，且清末以来琉球之主权归属本为历史和法理悬案）。

其实就程度和特点而言，中国的主权要求并无出奇之处，在对一般条款的处理上也与其他国家的举措类似，仅有一系列明确的免责条款或可视为例外：即中国似乎对一般并不视为岛屿领土的水下暗礁也宣称主权（译注：针对这一问题，作者2015年6月11日在日本《外交学者》发表评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有多‘荒谬’？”中指出，“中国当前的填海造地都是在南沙群岛附近的水下岩礁，中国实际控制那里已20余年，过去18个月里、甚至过去20年里，中国并未占领新岩礁”，他认为美国国务院尚能对此理性克制，而“五角大楼多次表现出对华的极不专业或偏见，动辄把愚蠢的意图归咎于中国”）。

一些学者、媒体评论员和其他分析家经常声称，中国对整个南海都提出了主权要求。这种观点其实源自对1947年以来中国一再标注于南海地图上的所谓“九段线”的误读。2014年12月份，在一项关于“中国在南海的潜在边界线”的课题研究中，美国国务院得出确切结论，即中国从来没有明确过对这种“U型线”的管辖意图。

综上所述，鉴于当前南海纠纷在中国实力崛起及其海军扩张之前即已存在，任何“中国自恃实力大增而扩大海洋权利声索”的假设都不是经由事实推导得出的结论。与大多数国家相同的是，中国具有坚定的维权意愿，只不过这构成了使相关争论出现变化的众多因素之一。但这种先在性的主权诉求至少已经合理地存在了66年，中国人捍卫它无可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