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俊杰

　　每个个体都被镶嵌在一个历史的语境里、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所做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就业以后所做的事都依附在其中，或者是说为一个更宏大的图景、更伟大的工程做出某种贡献。

 　　专访卢丽安是在民主党派大厦4楼的上海市台联会长办公室，朝她办公桌背后窗外望去，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11月4日是周六，但她的日程排得很满。作为十九大代表，下午1时半到3时半向在沪台胞传达党代会精神，晚上她还要同常住台胞，也就是在上海生活的台湾同胞进行交流，而对她的专访，就安排在两档活动之间。

　　十九大前后，两岸媒体上出现许多关于她的新闻，对她的采访要求一个接一个。“我很不适应当‘网红’呀，看着媒体上我的照片，啊，原来我长这个样子”，卢丽安笑着说，“但除了不好意思再在街边吃烤串，挤公交车时要注意形象，我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变化。”

　　这位研究英国文学与女性主义的大学教授能够成为“网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她是十九大代表中唯一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二是因为她在党代表通道上的那段真诚且睿智的发言，“我想把真实想法告诉岛内乡亲们，我们移居到大陆并不代表忘记家乡。”

　　卢丽安告诉记者，“我生长在台湾南部一个封闭的小山城，小的时候就想离开家，要到高雄去，到了高雄不满足再去台北，到了台北后就想看世界。留学英国让我认识了世界，却还不认识自己的祖国，这是不是很遗憾？因此有机会，我来到了上海。”

　　1997年，也就是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一年，她进入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工作，2013年，接过老会长林明月的班，当选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2015 年，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今年，被推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作为一个来自台湾的中国人该怎么走，是我继续思考的问题。”

　　我很讨厌人家这样比较，“你是爱爸爸多呢，还是爱妈妈多呢？” 

　　上观新闻：很多人说你在党代表通道上的发言，让你成了“网红”。

　　卢丽安：（笑）早在“十一”假期时候，我就注意到台湾媒体很关注我。发言稿是我上党代表通道前一天写成的。

　　我先告诉大家，“我生长在宝岛台湾，我以台湾的女儿为荣，我以生为中国人为傲”。传达的意思是，我就是你们关注的那个台湾人，但我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下一句我讲，“爱台湾、爱大陆，就像爱自己的爸爸妈妈。”这是因为我很讨厌人家这样比较，“你是爱爸爸多呢，还是爱妈妈多呢？”因此我很自然地想借这个比喻表明，爱台湾与爱大陆都是中华民族感情的自然表现，并不应该刻意去二选一。

　　我还说，“大家可以一起为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加油努力。”这是我作为台湾省籍党代表对于两岸关系的期待。我是这么想的，就这么说了。

　　上观新闻：最后你用“历史无法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来结尾。

　　卢丽安：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2014年2月18日他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作了《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讲话，其中就有这句。

　　我想用这句话向先辈们表达敬意，包括明末清初从闽南、广东渡海来到台湾开垦的先辈们，也包括近代百余年来，从家乡台湾回到祖国大陆参加工作、革命、求学的先辈们。

　　上观新闻：接着你在回答台湾媒体“当选党代表就不爱台湾了”提问时说，“我还是中国的妇女代表。那我先生怎么办呢？”

　　卢丽安：开会前我就晓得一些台湾媒体有这样的声音，过去也有台湾朋友跟我开玩笑，你怎么就“投共”了？我作了些准备。

　　我的回答受益于所研究的女性主义。早期女性主义者认为，要完全照顾到女性的成长权益，就必须与男性保持距离。也有男人说，“哎呀，这位女士提倡女性主义，她一定讨厌男人。”

　　我想用这个比喻来破解这样的观点（加入中共等于不爱台湾），分明就是国共内战遗留下的意识形态嘛。

　　上观新闻：当党代表的心情如何？

　　卢丽安：忐忑不安，怕自己不能很好履职。因为我党龄最短，再加上海外成长的背景，对一些事情还在学习过程中。有些时候，我会问些自己都觉得比较“蠢”的问题。但在大家的帮助下，我还是较好地履行党代表义务。

　　上观新闻：十九大期间，台湾团没有向中外媒体开放，不知道讨论的情况如何？

　　卢丽安：台湾省籍党代表共十人，我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统一了思想。我们严格贯彻开会纪律，讨论的氛围非常好。我也做了发言，一方面是关于两岸发展、祖国统一内容，另一方面有关高校教育的。

　　有人劝我们不要打这个（入党）主意，因为我们不是“长在红旗下”

　　上观新闻：所有采访你的媒体都会问两个问题，为什么要来大陆以及为什么要入党？

　　卢丽安：来大陆就是为了安身立命，找一个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当时，台湾比大陆工资高许多倍，但那里的政治氛围越来越绿，这不是我所认同的政治走向。（当时在上海）钱少一点，但日子总能过下去，人要看得长远。

　　至于入党的原因，其实这有一个十几年的过程。早在2000年的时候，我和先生就考虑要不要入党，但有人劝我们不要打这个主意，因为我们都来自台湾，不是“长在红旗下”。所以，我们也就认真、安心地工作了这么多年。

　　现在想想，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在默默观察这个党。它的成绩有目共睹，也不避讳存在的问题，并且能够刮骨疗伤，最让我倾佩的，是它对于民生问题的解决。

　　上观新闻：这成为了你的入党动机。

　　卢丽安：我读大学时，身边有个女同学行为让我很惊讶。她找男朋友，要一一列出条件，符合条件的打勾。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谈感情是可以这样谈的。我在想，你喜欢一个人、喜欢一本书，说明它触动你的心灵，这很难用绝对的理性或价值来衡量，不是所有事情都能量化。

　　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这个党既能带领中华民族走出困境，也一定带领我们国家走向美好未来。

　　上观新闻：因此你作出了决定。

　　卢丽安：说起入党（这件事），这真是很微妙、很奇妙的契机。我一直在想，我够不够条件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自认为愿意为民族伟大复兴从事教育工作，那我是否能被接纳入党呢？我不晓得我够不够格。

　　上观新闻：在2014年你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时任上海市委常委沙海林。2015年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卢丽安：是的。我想这说明我们党是看得很远的。

　　上观新闻：与此同时，你的身份也从党外诤友变成了党内同志。

　　卢丽安：什么叫诤友？会提意见对不对，提意见的初衷也是想让这个党变得更好。成为党员后，党内民主表达渠道是通畅的。当诤友跟现在作党员一样，民主表达的氛围一直都在。

　　你们能承受得起多大压力呢？我鼓励他们，心跟思想先入党

　　上观新闻：外界注意到，北京大学也有两位台湾籍学生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卢丽安：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这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道路被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所认识，进而接受。我想，台湾青年人首先要放下成见来接触这些内容，并且在大陆生活工作过，这样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进而产生入党的想法。我很鼓励他们。

　　但是，我跟这两位同学不一样的地方是，我1997年来上海就办理了大陆身份证，没有了后顾之忧。

　　上观新闻：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面临岛内某些势力的压力。

　　卢丽安：我会对他们说，你们能承受得起多大的压力呢？我想鼓励他们，心跟思想先入党，这很重要，在目前情况下是做得到的。外在条件还没完全成熟时不要太拘泥于程序。

　　上观新闻：对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台湾当局有一些打压的做法。

　　卢丽安：我在二十年前（来大陆）时就预料到了，当初我就知道自己是在以身试“法（台湾方面制定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但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执政当局“立法”的本意是什么？我一直认为本意是要保障民众的发展空间，并且让个体发展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展现。

　　上观新闻：条例本身就值得商榷。

　　卢丽安：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要过来，因为我不想受它局限。

　　上观新闻：在大学校园里面，你跟台湾学生交流多吗？

　　卢丽安：这方面我比较遗憾。就复旦校内从台湾到大陆念书的学生来说，可能他们思想上还有一些包袱，或许是怕回去受到一些压力，或者是舆论压力，不太愿意对两岸议题作过多表态。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也尊重他们。

　　我能做的，是尽我所能营造出帮他们成长成才、在大陆安身立命的环境。他们也知道，如果遇到问题可以来找卢老师，包括选课问题、学分转换问题、奖学金问题、学费问题等，其他大学的台湾同学也会来找我。

　　上观新闻：学生知道你的社会身份后，会不会对你有新认识？

　　卢丽安：他们之前是知道我从台湾来的，但不知道我还在从事促进两岸交流的社会活动。我对他们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照样叮嘱他们念书，该批评还是照样批评，我是个很严格的老师（笑）。

　　其实，有时大学生思考不到很多很深刻的、跟政治相关的问题。即便我跟他们说，“贫富差距问题你怎么想？”“男女平等问题你怎么想？”“两岸关系、国家发展走势你怎么想？”大家可以在课堂上讨论，但那些问题离他们比较遥远，贴不了身。

　　或许因为我的这件事情，同学们可以比较深刻地理解到，其实每个个体都被镶嵌在一个历史的语境里、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所做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就业以后所做的事都依附在其中，或者是说为一个更宏大的图景、更伟大的工程做出某种贡献。我想他们现在大概意识到这点了。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专访台籍中共党员卢丽安：我曾以身试“法”，台湾当局对我的打压，二十年前就预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