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达志

　　北京市纪委公布了2015年上半年反腐“成绩单”。今年前6月，北京共给予630人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包括10名局级干部、120名县处级干部。与此同时，北京还查处了210人“小官贪腐”。

　　“小官贪腐”不光是北京有，也不光是现在有。可以说，这是一个由来已久且较普遍存在的贪腐现象。《人民论坛》杂志去年下半年曾做过一个“小官贪腐现象调查”，称一段时期以来，小官大贪的事件频频曝出，不断刺激公众神经，譬如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副处级），其家中被搜出1.2亿元现金、30多公斤黄金，并拥有河北、北京等地的60余套房产，其贪腐程度可以说是骇人听闻。

　　调查结果显示：现实中的各类贪腐事件，“小官贪腐”占到了七成以上（76.17%），且发生在区县基层干部和村干部身上的较多。毋庸置疑，那些“小官”之所以能把自己练就成“大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占据着“要害”岗位，掌握着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可以轻松兑换成巨大的个人利益。

　　上月月底有媒体报道，陕西省甘泉县看守所财政紧张需要额外追加资金，县财政局预算股股长贺某借机索贿，3年间财政局给看守所的17万元拨款，被这位股长从中“提成”走了5万元，相当于总资金的三成。5万元，数额似乎较小，但毕竟“标的”本来就小；而雁过拔毛高达三成，这比率却是相当高的。再说，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仅仅在这一处拨款上动了公家的奶酪，集腋成裘也很吓人。何况，区区股长，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了。

　　问题出在哪里？至少是制度设计不合理。财政拨款虽然是一种行政行为，但“款”是由税金构成的，税金怎么用，民意机构要过问，人大要介入。各级人大常委会内部都有若干专门的机构，它们应该负责对每一笔财政拨款进行审核，最好搞个谁都可以进去旁听的听证会，这样作出的拨款决定，看哪个股长、科长、处长还敢“提成”？

　　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行政权力太大，事事都要审批。必要的审批当然是需要的，但太多的审批不光是抑制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也为占据重要岗位的“小官”们制造了不少寻租机会。虽然我们有《行政许可法》，虽然历届政府都不断地清理、废止行政审批事项，但缘于各种各样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这项工作可谓阻力重重，效果不佳。上述调查说，权力集中是“小官贪腐”最主要成因之一。问题是，权力之所以集中，还是因为审批权太多太大。

　　现在有一个现象，什么事情都往根本制度上找原因。对待贪腐，更是如此。这其实是一种懒惰的表现。香港之所以政声较好，贪腐现象不突出，大多数人的说法是，它有一个直属行政长官领导的廉政公署（以前则是港督直管）。问题是，我们的中纪委难道比不上廉政公署？在我看来，香港的贪腐问题不严重，主要还是在于港府权力小，基本上没什么审批权。没权可租，哪来贪腐？

　　所以，加大、加深、加快对于行政体制的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国家机关要拿出削权的勇气”（李克强语），将那些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的行政审批权力真正清理干净，估计可将“小官大贪”现象消弭到最低程度，从而最大限度地铲除其滋生土壤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