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消除干部“本领恐慌”

　　◆ 学习是消除当“本领恐慌”的最好良药

　　◆ 干部要自我施压，“真学习”

　　◆ 要增加培训机会

　　◆ 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常用“群众”这把尺子量一量，让干部“能上能下”

　　◆ 干部任用要防止年龄和学历搞“一刀切”，更重于对干部能力的考察应重于对学历的考察

　　据近期媒体报道，有干部到扶贫联系点指导工作，一位因病致贫的群众向其咨询市里大病统筹报销政策，这位干部支支吾吾说不清，只好以“我查查，回头再告诉您”搪塞。面对群众渴望的眼神，这名干部羞愧难当。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基层各种利益关系不断调整，就业、社保、医保、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解决难度越来越大，不少干部遭遇“本领恐慌”。

　　“有些干部在工作中匮乏‘发展之招’，过去的思维定势使其面对新问题时一头雾水，这实际上是个‘本领恐慌’的问题，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群众的要求不相适应。”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只有加强学习，才能让干部不僵化、不迷信、不守旧。”齐善鸿说，通过学习促使干部能力升级，扭转一些干部疏于学习、怠于思考、脱离实际的作风。

　　“中国处于深刻变革的时期，党的学习能力关乎国家命运与前途，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高执政能力与水平。”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认为，学习是消除当前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本领恐慌”的最好良药。

　　干部四大“本领恐慌”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啃“硬骨头”阶段，干部要有过硬的本领解决新问题。然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最近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基层调研发现，不少干部常遭遇四种“本领恐慌”。

　　首先，有知识贫乏的恐慌。面对国内外多变的局势、复杂的社会环境，有些干部感到自身的知识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

　　在调研过程中，《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不止一次听到各级干部感慨工作中常遇到“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的状况。比如，当前的脱贫工作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有的干部也想有所作为，但因知识水平低，在工作中没有新思路、新模式、新方法，扶贫方式仍是“慰问式”，对贫困户“输血式”扶贫多，“造血式”扶贫少。扶贫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还是按照送鸡苗、鸭苗，种蔬菜大棚的老套路发展扶贫产业。

　　其次，有工作经验不足的恐慌。有些领导干部基层历练不够，缺乏基本的危机应对能力。比如一些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归根结底就是个别领导干部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复杂矛盾的经验不足。

　　“作为一名合格的干部，既需要知识又需要经验。”北京市大兴区一位从事多年组织工作的干部说，“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干部队伍，年轻人占大多数，基本是从学校到机关，他们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经验较少。”

　　第三，有环境不适应的恐慌。当前干部面临的社会环境复杂，外在挑战多。有些干部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职级的提升，原有的能力素质与新岗位、新角色的需求之间会出现新的不适应，不能适应新岗位、胜任新工作。

　　第四，有服务水平难达群众需求的恐慌。当前群众利益诉求不断增加，对干部工作要求也越来越高，干部普遍感觉服务水平难达群众需求。在现实中，有的乡镇干部下村，常常和村干部约个时间、定个地点，匆匆忙忙握个手，三言两语往回走。有的县里干部，下乡就是“到此一游”，群众问个政策他含含糊糊，求个指点一问三摇头。个别市县领导，下乡坐在接待室，任凭汇报人胡夸海吹，不加分析地频频点头。

　　事实上，这些干部并非不想跟群众多交流，也并非不想帮群众多解决困难，而是因自身素质能力有限，实在帮不上忙，说不上话。

　　知识“折旧”越来越快

　　“本领恐慌”是毛泽东在延安学习运动中提出的。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

　　“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毛泽东把学习比喻成“开铺子”，如存货不多，取一点，少一点，不久就要告罄，你不进货就要关门倒闭。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在齐善鸿看来，干部所掌握知识的“保质期”也越来越短，“折旧率”越来越低，产生“本领恐慌”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

　　有关资料表明，近50年来，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学会生存》一书指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

　　“学习是干部消除‘本领恐慌’的重要途径。”中国好人网创办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谈方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干部‘本领恐慌’是长期存在的。随着形势的变化、问题的出现，过去的本领如果不及时更新，必将落后于时代。”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指出，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迫切要求着重提高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解决民生突出问题的能力、开拓创新的能力、依法办事的能力、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引导舆论的能力等。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干部要上进，国家要上进，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

　　把脉学风“漂浮症”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制度上不断完善。其中，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化、长期化，便是一种学习方式的重大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更是在全党倡导大兴学习之风，且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但有些干部依然存在学风不正的现象。

　　“偌大的豪宅里，却遍寻不见一本书。”深圳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落马后，广东省纪委办案人员搜查其住所时有这样一个深刻印象。

　　据办案人员透露，作为一名正厅级领导干部，蒋尊玉家中书柜里摆放的并非图书，而是名贵烟酒、玉器、字画等。放在床头的唯一一本书刊还是“少儿不宜”读物，甚至还布置了一间佛堂，供奉了十几尊佛像。蒋尊玉作为“不读书干部”的典型，值得警醒和反思。

　　干部学风“漂浮症”，表现在工作繁忙“不愿学”、碌碌无为“不爱学”，或装点门面“不真学”、急功近利“不深学”。虽然有些干部学历年年看涨，文凭越拿越高，但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

　　在现实中，大部分干部能够通过认真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文化知识水平和服务群众的本领。但是，也有的干部文凭与自身能力、本领并不相匹配，“大跃进”地戴上了“硕士帽”、“博士帽”。对这类干部来说，学历只是他们被提拔任用的“垫脚石”，而腹中“存货”并未增加多少。

　　比如，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系云南保山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专科毕业，其后就读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在职研究生班。2004年至2007年，沈培平在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自然地理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5个月后获聘该校兼职教授，其学历和职称的“速成”颇受人关注。

　　这也再次提醒，干部任用要防止年龄和学历搞“一刀切”，对干部能力的考察应重于对学历的考察。

　　“能上能下”倒逼加压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对干部要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及时补齐干部能力上的“短板”，这既需要干部自身勤奋努力，有提升自身的强烈愿望，同时单位和组织也应提供更多培训机会。

　　首先，干部自我施压。“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谈方说，“干部要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学习，并把每一次学习，包括自学、集中学、外出培训等，都当作是充电的机会。”

　　“干部在工作中，宜以学促干，学干结合。”谈方说，博学才能多识，干部既要精于学习书本上的各种理论知识，又要善于向群众多学习、向实践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要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以谦恭的态度，真心向基层群众要经验、要方法，才能“积跬步而致千里”。

　　其次，增加培训机会。要对干部开展有实效性、针对性的培训，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等灵活多样的方式，突出干部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基层干部素质缺什么就补什么，补精神之“钙”，开思想“总开关”，创工作“新实效”。

　　谈方建议，有针对性地将有培养前途的基层干部、年轻干部安排到经济发展和急难险重岗位一线经受锤炼。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和选拔任用干部的主战场。

　　“应建立干部在职读书的报批制度，严格审查其学费支出及学习情况。”谈方说，“对于想在职攻读学位的干部，须上报上级组织部门审批备案，对整个学习情况进行跟踪。同时，对拟提任干部应严查其学历真实性。”

　　第三，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要结合‘德能勤绩廉’等项指标全面客观地综合考核评定，重学历但不能唯学历。”齐善鸿说，干部工作能力，不是体现在有高学历，更多体现在有工作业绩。

　　“对干部考核，宜更为细化、科学。”齐善鸿建议：

　　一要考核综合素质，全面考量干部的综合素质、能力水平。

　　二要考核工作业绩，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促使基层干部扎根基层、务求实效。

　　三要将评判标尺交给群众，切实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四要考核责任，强化责任分解和责任落实，对于不履职、不尽责的干部要严厉问责。

　　五要逐级开展由上级领导主持、相关群众参加的定期公开述职，用具体指标和工作事实说话。

　　在齐善鸿看来，只有常用“群众”这把尺子量一量，从正面的表扬、经验推广和树立标杆，到反面的提醒、警示、警告和严重警告等，让干部真正“能上能下”，才能避免庸官懒官长期在位而无察的现象发生。（记者李松 刊于《瞭望》2017年第26期）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瞭望：不少干部陷知识贫乏等四大“本领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