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面条+一句话+70元钱=重写人生

　　缘起：建波19岁时面临人生转折，他因家贫而放弃学业去打工，途中陷入饥饿、身无分文的绝境。是火车上一位素不相识的旅客向他伸出了援手，并为他的人生道路指点迷津。袁建波的命运从此改变。袁建波用9年时间寻找这位恩人，想当面表达感恩的心情，终于在今年5月他实现了愿望。

　　6月初，记者对话袁建波——9年寻恩懂得了感恩的真谛。

　　本期人物：袁建波，29岁，宜春袁州区柏木乡人，2003年宜春学院体育系毕业，现在浙江丽水青田县船寮中学任体育教师。

　　一句话改变命运

　　在严大叔掏钱给我的一刹那，我深知如果不接受，就只有流落福州街头了。当时，脑海中立即闪现“等有了钱一定要加倍报答”的想法，所以对严大叔的资助我没有推让。

　　记者：当初遇到严大叔时你才19岁，当时怎么就会想到一定要报恩呢？

　　袁建波：当年我19岁，正处在人生最迷茫的时候。因家境贫寒我放弃了高考去打工。6月初一个大雨天，我乘火车去福州。晚上19时，广播里突然传来“前方遇洪水塌方，列车停开”的消息，我顿时慌了，这时同座的严大叔说他有办法，带着我下了火车。我们搭班车、搭摩托车，最后步行，忍受了两天两夜的饥寒交迫，终于来到福州。

　　在一个小吃摊前，严大叔要了三碗面条，我们一人先吃了一碗后，剩下的一碗他让我吃了。填饱肚子后，严大叔从贴身衣兜里掏出90元钱，给了我70元，并对我说：“小袁啊，我们该分手了，我只有这点钱了，还要坐车去亲戚那儿打工，只能给你70元了，你就拿去应个急吧。”我当时已身无分文，如果不接受，就只能在福州街头流浪了，所以我没有推辞接下了，但是脑海中立即闪现“等有了钱一定要加倍报答”的想法，并将他身份证上的家庭住址工整地抄了下来。

　　临别时，严大叔还拉着我的手说：“小袁啊，你没有一技之长，在外只有卖苦力。你还年轻，还是回到学校去念书吧。”这句话猛地警醒了当时对人生充满迷茫的我。

　　一千个寻恩电话

　　9年来，我打了不止一千个电话，写了不止一百封信，苍天不负有心人，今年5月3日，在湖北石首小河口镇派出所的帮助下，我终于与严大叔重逢了。

　　记者：9年漫长寻找恩人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想到过放弃？别人又是怎么看待你的这种行为？

　　袁建波：与严叔叔分手后，我揣着这70元钱，在福建长乐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又到广东的几个地方打工。在广州，第一次拿到500元工资时，我就给严大叔写出了第一封信，但过了两个月都没接到回信。三个月后，我积攒了一些钱，想到严叔叔分手时说的一番话，我立刻回到宜春复读，第二年（1999年）我考取了宜春学院体育系。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最想告诉的人就是严大叔。从此，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就是寻找恩人。

　　在9年的寻恩路上，我的家人，尤其是妈妈对我的鼓励和影响非常大。她常说：“别人给了你好，就一定要记得偿还，不能不知好。”在寻找严大叔的过程中，妈妈始终都在过问，每当放假回家，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问我寻找的情况，鼓励我不要放弃。她说：“只要在找，总有希望，如果放弃了，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为此，我弟弟也经常为我出主意，提供信息，爱人也帮我多方打听、打电话、写信。

　　记得上大学时，我的生活仍然非常困难，有时连买一份蔬菜的钱都没有。有一次，最要好的同学袁智看到我又在写寻找信，竟生气地将信纸一把撕掉说：“连饭都快没得吃了，还找什么恩人，找到了又能这样？”一番话，刺得我心里好痛。但一想到自己的承诺，我就对他说：“我一定要找，只要严大叔还在人世。”

　　9年来，我打了不止一千个电话，写了不止一百封信。苍天终究不负有心人，今年5月3日，在湖北石首小河口镇派出所的帮助下，我终于与严大叔重逢了，我才感到9年来付出的心血是值得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人格自我完善的过程。

　　一笔精神财富

　　寻恩的艰辛背后，让我感受到了严大叔身上不张扬、一心为人的高贵品德。我在寻找恩人的同时，还获得了人间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记者：你在寻恩的过程中有什么感受，可以和我们的读者分享吗？

　　袁建波：严大叔给我的帮助放在一个普通的场合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严大叔自己也困难，这种精神才显得尤为可贵。我觉得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是他的高尚品格震撼了我，激发了我要用“最懂得”感恩的方式去实现承诺。找到了恩人，心中的重负也释放了。我受人一助，也收获了一笔让我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

　　其实，2002年，严大叔就收到了我的信，但他觉得一点小事不值得去“认账”，还怕回了信会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后来收到的几十封信都锁进了抽屉。虽然严大叔不回信使我的寻恩路走得很艰辛。但正是这艰辛的过程，又让我更加感受到了这位普通农村大叔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张扬、一心为人的高贵品德。我寻找到了恩人，也寻找到了人间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懂得了感恩的真谛。

　　一次人生启迪

　　9年寻恩过程，让我得到了帮助别人应该“不以善小而不为”的启迪。

　　记者：你说寻恩的过程中懂得了感恩的真谛，能不能给我们说说“真谛”是什么吗？

　　袁建波：我是一个生长在农村贫困家庭中的孩子，经常得到别人的帮助，却因条件和能力的限制，认为自己报答不了帮助过自己的人。受到严大叔的“滴水”之恩后，我受到了启迪，原来帮助别人应该“不以善小而不为”。

　　我刚到大学时，生活还是很穷，一支牙膏也要分两个学期用。学校也有困难助学金，班主任多次叫我写申请，当我知道还有比我更困难的同学需要资助时，我放弃了。后来我去捡矿泉水瓶卖，这件事在学校引起了震动，大家都知道九九级体育系有个捡矿泉水瓶卖的学生，但我并不感到丢人。同学和老师理解了我的行为后，有的还捡了矿泉水瓶放到我的床底下。此后，我还到餐馆当过传菜生，到工地扛过水泥，送过牛奶等，靠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

　　这些都是严大叔的爱心行为鼓励着我去做的。哪怕是一件小事，只要能做到的，我都会很认真地去做。2003年7月，大学快要毕业了，我和几个同学到宜春松江公园合影留念。一旁走来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说她一辈子都没照过相，问我们能不能给她照一张。我们当时就给她照了，但却没有问清她的地址，照片洗出后连续几天都没找到人。同学说我太认真，劝我算了，但我执意到照相的地点去守候，终于等到了她，当我把照片送给她时，老太太感激得热泪盈眶。

　　一种爱心接力

　　我觉得感恩教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生特别要重视的问题，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作用和理念的培育。

　　记者：你将感恩视为承诺与责任，并认真地去实践，你的感恩经历与你的教师职业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袁建波：我现在所在的浙江青田县是一个有名的侨乡，虽然是一个镇中学，但有的学生钱包里的钱比我一个月的工资（2000元）还多。我想这些没有贫穷生活经历的孩子，更需要用感恩的责任教育去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于是，我决定从自身做起。

　　5月底，我们船寮镇进入了汛期，我担心学生上下课的安全，每逢下大雨，我都要接送他们。也有的学生对我说，他们家里有钱，请个人送就行了。听到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孩子的这种心态一定要纠正过来。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有困难，老师有责任照顾。班上很多学生是由爷爷奶奶照看，有时生病无人照看，我就主动照看他们。因为我关心学生，家长或学生常常送些礼物给我，实在退不了时，我就将礼物提到班上，与同学们一起分享。作为一名农村教师，目前，我所能做的只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但我内心感到很充实。因为我觉得延续一种爱的方式是一种责任，一颗感恩的心也许就是一颗和谐的种子。

　　我觉得感恩教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生特别要重视的问题，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作用和理念的培育。我是一名中学教师，通过严大叔的爱心行动，我更感到教育学生多献爱心、感恩父母、感恩社会、报效祖国是我的责任，这也算是一种爱心接力吧。记者陈国菊 文/图

（责任编辑：吴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