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付雁南

乔安山参观中国青年报报史长廊。本报记者 陈剑摄

　　因为《中国青年报》的一篇“冰点特稿”，乔安山的人生被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段。

　　前半段人生里，他是个默默无闻的退伍老兵、长途车司机，后来又成了生计艰难的下岗工人。后半段人生，因为那篇题为《乔安山的故事》的报道，他成了“名人”，每年全国巡回演讲，甚至还有一部以他为原型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在全国引发热烈的讨论。

　　迥异的两段人生里，也有些不变的东西，那就是雷锋。

　　乔安山曾和雷锋是亲密战友。两人一起在工厂当工人，后来又一起入伍当了兵。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里，在认真学习毛选的雷锋身边的人，就是乔安山。但他也曾“看到关于雷锋的东西就难受”。1962年，他在部队倒车时不小心蹭倒一根电线杆，撞上雷锋的太阳穴，导致这位全国闻名的模范人物猝然离世。

　　那一年，乔安山21岁。

　　从那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乔安山几乎从未向他人提起过自己和雷锋的关系。他安静地退伍，在铁岭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成了运输公司一名普通的长途车司机。要不是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伟群从部队的宣传干事那里听说了乔安山的故事，又把它们化成了一个整版的新闻特稿，乔安山恐怕永远都会这样默默无闻下去。

　　最艰难的时候，他失去了工作，和两个儿子一起待岗在家，“精神都几乎崩溃了”。

　　如今他72岁，却前所未有地充实和忙碌。去年一年，他有10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四处巡回演讲，宣传雷锋精神。今年从正月初七开始出门，“几乎没怎么在家里待”。4月25日，在来中国青年报社参加“金牌读者授牌暨邀请报道对象回家”的活动之前，乔安山刚刚结束了面向海南三亚中小学生的一场报告。他说自己最喜欢给小学生、中学生讲雷锋的故事，因为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从孩子抓起”。

　　一个孩子曾向他提问：“我做了好事，却不被同学们理解，应该怎么办？”

　　乔安山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回答：“只要心里觉得这件事是对的，你就去做，不要让别人的言语左右你。”

　　在成为“名人”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乔安山一直用最低调的方式怀念雷锋。他偷偷地帮公司的长途汽车补轮胎，给自己的孙子孙女讲“一个好爷爷的故事”，却从不愿提及自己曾是雷锋的战友。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他之前，曾被一次又一次地告诫：“乔叔”性子很倔，不接受采访。而在他的事迹被拍成电影之前，他也曾百般抵触，直到编剧给他拍桌子发了火：“人们现在正需要雷锋，你作为他的战友，怎么不出来说话呢？”

　　“是啊，战友对我那么好，我应该让更多人知道他。”乔安山说。

　　他曾在铁岭街头看到有一家店铺起名叫“雷锋食杂店”，立刻跑去跟人家理论。这个外表温驯的老人强硬地说：除非店家能写张保证书，保证自己“做得跟雷锋一样”，否则就必须改名。

　　在他看来，雷锋的名头要用得有意义。在河南，他和当地教育部门一起，把一所小学改名“雷锋小学”，希望孩子们“把雷锋精神传下去”；在山东，他参与把一个储蓄所改名为“雷锋储蓄所”，他说，这是“把雷锋精神带入金融界”。

　　“用高工资反腐不一定行，但用雷锋精神，就能反腐。”老人用笃定的语气说。

　　他的孙女乔婷娇，大学期间参军入伍，成了沈阳军区雷锋纪念馆解说班的一名解说员。前阵子，她还在网上发帖，组织网友给一位身患重病的母亲捐款。她偶尔会向爷爷提起，关于雷锋，网上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声音”。这让乔安山很生气，“总有人说，‘现在还要学雷锋啊？’或者‘雷锋精神已经过时了’，但其实每个人生下来就一种善心，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雷锋精神’。”

　　这位年过七旬老人的人生有很多场景，曾让他备感光荣或者饱受委屈，但如今，这些岁月只有寥寥数句的轻描淡写。而与雷锋共处的那3年，却被他还原到了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细节。

　　他牢牢记得第一次在工厂宿舍见到雷锋时他笑眯眯的样子，也牢牢记得雷锋怎样劝自己一起参军，“保卫家园”。那个在媒体报道中像“神”一样的雷锋，在他心中却像个“大哥”一样亲切、好脾气，总是笑呵呵的，好像“每个人都是他的亲人”。

　　寂寂无闻的那段岁月里，乔安山始终把雷锋的肖像挂在床头。他说，这位战友就像一面镜子。每每生活遇到困难，他都会提醒自己想一想，“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会怎么做”。这些困难包括“撞死雷锋”的风言风语，也包括救人却被诬陷成肇事者的巨大委屈。

　　来中国青年报社参加活动的时候，乔安山穿着灰色的羊绒衫，胸前一枚红色的雷锋像章格外显眼。他说，战友的头像，就是自己的“标志”。

　　4月26日的网络访谈中，乔安山两次向中青报表示感谢。一次是为了那篇《乔安山的故事》，让他的人生因此天翻地覆。更重要的一次感谢，却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雷锋。

　　他说：“如果当年没有《中国青年报》对雷锋的报道，毛主席就不会题词向他学习。我感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