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10年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引爆了欧洲二战之后最大的难民危机。这场危机直接导致了英国退欧和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欧盟面临进一步解体的巨大挑战。目前这场危机仍在持续，对欧洲的影响还难下最终的结论，但从危机的发生到欧洲混乱的应对，使得这个体制的弊端显露无遗。

　　客观而论，这场难民危机即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则是美国2003年出现了战略性失误，轻率的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以武力颠覆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外力的蛮横干预摧毁了伊拉克和中东的力量平衡，整个国家陷入动荡之中而无法自拔，从而为后来极端伊斯兰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伊斯兰国所经之处战火遍野，百姓流离失所，成为难民。

　　近因则是欧洲无视美国当年的教训，重蹈覆辙，又以武力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卡扎菲在败亡前曾打电话给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直言他倒台利比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出现空前规模的难民危机。非洲一些国家的非法移民也会利用利比亚的混乱大举横跨地中海偷渡。然而却完全被欧洲无视，结果他的预言一一成为现实。

　　相对于美国，欧洲在同一条河流再次跌倒更难以理解和不可原谅。一是美国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各方的反思早已汗牛充栋，就是当事人之一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公开认错并道歉。小布什的弟弟在选举时也同样承认伊战是决策错误。但欧洲却对此熟视无睹，一意孤行。二是美国当年的霸道鲁莽行为虽然造成严重后果，但毕竟远离自己本土。除了软实力受损和给伊拉克带来灾难，并不会冲击到自身。欧洲则不同，北非与之隔海想望，一旦动荡欧洲必然首当其冲。

欧洲难民潮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难民潮发生时，欧洲正面临多重危机，处于二战以来最大的困境中：主权债务危机、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传统族群出生率的下降导致的种族危机，以及中产阶级萎缩成为少数，民粹主义抬头。应该说危机中的欧洲更应该慎重面对和处理自己一手导致的难民挑战，以免造成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德国非常仓促地决定敞开国门接纳所有难民，一年之内就涌进了一百万人。一百万人是什么概念？中国三峡工程移民不过百万。中国面积几乎是德国的三十倍，人口也是德国的十七倍之多，而且中国各级政府的执行力很强，这一百万移民也都是同文同种，价值观也一样。尽管如此，中国也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才解决。德国凭什么来安置这一百万信仰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的难民呢？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要拨款60亿欧元用于安置难民，结果仅2015年开支就高达210亿欧元（据Ifo经济研究所所长辛恩的研究）。德国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拉斐尔旭申（Bernd Raffelhüschen）以100万难民的人数计算，指出：“难民危机可能要耗资近1万亿欧元”。纳税人每年负担170亿。如难民能在6年内融入劳动市场，此间需9000亿欧元，相当于德国国民总产值的1/3。拉斐旭申的研究结果是假设难民6年内融入劳动市场，但据贝塔斯曼基金会委托经济学家Iván Martín主持调查欧盟9国让难民融入劳动市场的研究，结果发现，无一国成功地让难民融入劳动市场。

　　更严重的是，德国此举不仅激发了更多的难民涌入，令难民危机的规模迅速膨胀，也使得原有的危机更加恶化：沉重的经济负担、恐怖分子以难民身份渗透进欧洲（仅2016年7月，德国就发生三起难民进行的恐怖袭击）、种族结构更加失衡、民粹主义更加迅速的崛起。难民危机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英国脱欧，开启了欧盟解体的第一步。

　　世人或许要问，西方主导世界五百年，有着丰富的治理经验，何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却频频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领导人的能力何以如此低下？

　　其实不仅难民危机是如此，恐怖袭击危机也同样如此。我们知道希拉克主政时，法国没有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这是因为希拉克的政策是基于自身在反恐上的两大先天罩门。一是国内有七百万穆斯林，多数人生活艰苦，因此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不难找到同情者和支持者。二是法国疆域广大，三面环海，又是申根国家，在物流层面上根本无法控制危险品、爆炸品的进入。所以，2003年法国带头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既赢得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也稳定了国内穆斯林情绪，同时更避免了在法国出现恐怖袭击。

　　但到了萨科奇时代和奥朗德时代，他们却完全无视法国的致命弱点。先是以武力推翻了卡扎菲政权，造成该国的无政府状态，既给伊斯兰国的发展状态创造条件，也制造了空前的难民危机。随后当伊斯兰国仅与叙利亚政府军、伊朗和美国激烈交战、还没有将目标针对法国时，奥朗德突然决定向伊斯兰国开战，直接引火烧身。

　　面对西方国家所犯下的一系列导致严重后果的错误，都不由得令人发出上述之问。答案恐怕还是要从西方目前的制度根源上追根溯源。

　　西方制度历经数百年演化，基本上在二十世纪实行了从精英政治到大众民主的转变。美国是1965年实现一人一票，瑞士则是1971年女性获得投票权（但直到1990年女性才获得州级别选举的普选权）。这一演进令其政治精英的产生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精英选择精英到大众选择精英。然而，和关注长远利益也需要思考遥远复杂国际形势的政治精英不同，大众只关心短期的自身利益。不仅如此，大众也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和个人好恶。许多和能力无关的因素都能够成为决定选举成败的关键因素。比如形象、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是否善于演讲、善于表演和做秀以及时代背景，甚至出身于什么家庭也非常重要。为了赢得选举，政治精英则必须迎合大众，从他们的角度、心理和需求开展竞选、兑现承诺。这自然导致政治人物的平庸化，也给极端政治人物的崛起创造条件。

　　执政不佳、仅有4%支持率、前所未有放弃连任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年胜选是因为60%的工人和青年投了他的票。也就是说法国受教育水平最低和最缺乏社会经验的两个群体，决定了这次选举结果。

　　2016年被西方视为民粹主义代表和反体制的特朗普，就是在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支持下赢得选举的。

　　其次，西方制度模式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选举程序。于是候选人都把精力放到选举而不是治国。竞选是如此，当选后要连任也同样是如此。其执政的着眼点都是短期和急功尽力。

　　2011年法国积极卷入利比亚内乱，就和萨科奇希望以对外战争的胜利争取连任有关。奥朗德执政期间多次对外动用武力，包括主动向伊斯兰国开战也都和拉抬自己的支持密不可分。但后果却由整个国家承担。

　　刚刚结束的法国大选中，尽管长期以来法国经济缺乏竞争力，一直处于困境中，但执政党社会党的候选人阿蒙仍然提出这样的竞选纲领：许诺通过向使用机器人的公司征收机器人税，向每位成人公民发放每月750欧元的生活津贴。这一政策乍一看关照到了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但收取机器人税将会把法国的先进制造业赶到周边国家，将更加削弱法国竞争力和国力，所有法国人都将为此买单。

　　由于政治人物热衷于追求短期效应，置国家长远利益而不顾，这就可以解释一个现象，何以现在发达的西式民主国家经济增长都非常缓慢甚至是零增长或者长期负增长？何以发达的民主国家都债务累累？

　　西方常用的说辞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基数增大，各产业饱和发展，增长必然缓慢。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活力被遏制。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收集了近100个国家在1960年至1990年的数据并加以分析，它的结论是：“当人们的政治权力水平较低时，这些政治权力的扩大有助于经济增长。而实现了适度的民主制后，这些政治权力的扩大将会阻碍经济增长。”原因在于“过于倚重公共方案和收入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尼尔.弗格森《金钱关系》331页）。因为拥有选票的民众只乐意于分配财富，而反对增加劳动时间、提高税收、减少福利。所以欧盟人口仅占世界的9%，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球25%，但福利开支却占世界的50%。美国只占世界人口5%，却消耗掉占全球25%的自然资源，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然而，一个无法实现增长和持续的社会其命运将如何，这不难得出结论。

西方选举中的政治人物，往往只在意眼前利益

　　第三，西方通过选举产生人才的模式已经落后于时代。

　　西方民主选择人才的逻辑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选上去再检验。不胜任就在下一次选举时进行更替。在世袭皇权时代，这种模式有其优越性。皇权制度下，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执政者，国家万幸。如果是一个坏皇帝，也只能等到他终老才能更替。所以，当时西方的发展要远远好于其他皇权制国家。

　　但和今天的中国相比，西方模式的优越性已经成为弊端。中国一方面也已经实现人才的定期更换，另一方面在选拔人才上则胜西方一筹。中国的逻辑是只有在一个位置上表现优异或者至少胜任，即能力得到充分检验之后才能够被选拔到更高的工作岗位。而且只有通过类似的一级级的淘汰选拔，最后由八千万党员中最优秀者进入常委。中国不会出现先选上试试，不胜任就换下的情况。毕竟，治理国家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从这个角度讲，把整个国家当成试验品的西方人才逻辑显然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而中国则十分的谨慎。

　　事实上从本质上看，西方选举模式产生人才的体制和中国过去的世袭皇权体制类似：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就能带领国家进步。如果运气差，则国势立衰。克林顿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就是最明显的写照。双方唯一的区别就是西方有任期限制而已。

　　第四，在西方现行体制下，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愿意也不敢于从政。这也是西方无法选出优秀政治人物的原因。

　　一是在全球化和金融时代，精英获得财富的能力、速度和领域迅速提升和扩大。但政界则由于民粹因素，往往不敢提供相应的收入和待遇。比如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后，决定从全社会招聘副市长。结果来了一个应聘者，一问对方目前年收入几千万，立即让其走人，说台北市政府根本不可能提供这样高的收入。再来一个应聘者，一问也是收入远远高于官员薪资水平，也不得不将之拒之门外。最后选出的人才素质可想而知。众所周知，人才都是跟着资源走的，政治领域资源远远少于经济界，其人才素质自然可想而知。

　　二是扭曲甚至无底线的选举过程令优秀人才却步。

　　任何要角逐公职的人士都必须面对两个挑战：一个是私生活不复存在，自己和家庭的隐私都将曝光于世人面前。但只要是人，都会有七情六欲，有弱点，有过失。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但只要从政，则一切都被道德化，完美化。二是选举期间激烈、不择手段的攻击和各种阴谋陷阱。

　　2017年法国共和党刚刚通过党内初选推出前总理菲永为候选人，就被媒体曝光菲永担任议员时雇用自己的太太和两个儿子担任助理的丑闻。虽然此举并不违反法国法律，但却在道德上被重创，形象大损的菲永支持率随之下降。菲永指责这是左派发起的“体制政变”，把选举从政策之争扭曲成私生活的攻击。

　　第五，尽管西方无法选出优秀的人才，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对有限政治人才还存在巨大的浪费。

　　由于政党对决，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又被人为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 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总之，一人一票制度下对大众趣味的迎合、程序是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不以能力大小为标准、扭曲的选举过程、无法从全国使用人才，造成了西方制度人才的逆向淘汰。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屡屡犯下如此之多的低级严重失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方之所以同时面对如此之多的危机而且迟迟无法化解，除了体制性人才逆向淘汰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把一个时期形成的价值观推向极致，形成僵硬的教条，限制了整个社会的改革能力。其实西方奉行的许多价值观之间是有张力的。如自由与安全。自由绝对化，必然是以安全的下降为代价。公平极端化，必然会牺牲效率。正确的做法则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在各种价值观之间进行平衡。假如恐怖袭击是头号威胁的时候，就要压缩自由。当经济处于危机之时，就要以效率和发展优先。

　　事实上，在如此之多的危机面前，西方并不是没有解决之道。

　　比如当难民危机发生时，西方应该立即想办法恢复叙利亚的和平和利比亚的秩序。并在当地迅速建立起难民营。这既可以更有力的打击恐怖分子、防止恐怖分子渗透到欧洲，也可以减少难民长途跋涉的艰辛，其直接成本也远远比现在的处理方式低很多，更不会发生英国退欧这样巨大的变局。但要做到这一点，西方需要改变敌视叙利亚政府的立场，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但这就和西方奉行的价值观冲突起来，是政治不正确。因为在他们眼里，叙利亚和俄罗斯都是罪行累累的独裁者，怎么可能和他们合作呢?

　　再比如面对直接决定西方未来的种族结构变化（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数据，1950年欧洲和北美占世界总人口的28%，而到2050年，将下降至12%，且平均年龄为五十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西方同样是有很多牌可以用：强制同化、减少家庭儿童福利、实行计划生育——白人家庭早已自动计划生育，无子化和少子化现象非常普遍，而其他族裔出生率极高，且政府提供的儿童福利就能让他们维持基本生活，根本不需要再和这个社会打交道，成为自我封闭的社区。但这些措施又统统和它们的价值观如信仰自由、平等、人权等冲突起来，无法实行。

　　西方受价值观政治正确的影响到了什么荒谬的程度，可由如下一件事窥一斑：2016年24岁的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瑟琳·格伦被三位难民性侵，她报警时先是向警察说谎话，称是三位说德语的人抢劫了她。事件真相曝光后，她还在脸书发表一封给难民的公开信，声称“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们遭到更多的种族歧视”，“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种族主义分子把你们视作问题”。

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瑟琳·格伦

　　被强奸者向强奸者道歉，并视此为人道情怀，恐怕也只有在西方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下发生的咄咄怪事。由于格伦是政治人物，由此可以想见西方政坛已经把价值观推到何种离谱的地步。

　　由于今天的西方凡事都要问是否符合抽象的价值观，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其制订的政策别说解决问题，往往是问题产生的根源。

　　另外，西方这一系列的决策重大失误，确实与它的决策机制有关。西方的政治人物选举产生之后，总统或总理便具有庞大的权力，一人就能决定所有重大事件。政府其他人员虽然可以建议和提供咨询，但更多的时候不过是扮演执行者的角色。所以法国各界都认为他们选的不过是有一个任期的帝王罢了。这就是为什么小布什自己就可以发动两场战争，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也是为什么默克尔可以独自短时间内决定对国家有重大影响的难民接纳政策。这同样也是为什么萨科奇和奥朗德可以迅速决定军事干预利比亚和单方面对伊斯兰国开战。这和中国集体决策的常委体制相比，其决策风险很高，决策合理水平很低。

　　事实上，不仅决策机制，它的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也同样丧失应有的作用。西方屡屡发生重大失误，但却没有一人承担相关责任。而且由于有任期限制，即使要改也只能等四年或八年之后的政党轮替。在当代社会，持续如此之长的错误导致的后果是极为惊人的。据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研究，两场反恐战争耗资四万到六万亿美元，等到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时，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应对能力。以这次欧洲应对难民危机为例，其造成的后果：种族结构更加失衡、恐怖袭击更加难以防范、民粹主义席卷欧洲、英国退欧，恐怕都不是金钱能够计算的了。而直到现在，这种错误仍然无法改正，大量的难民仍然继续涌向欧洲，欧洲也不得不继续接纳。

　　最后还有需要说的是，西方制度模式弊病百出，运作日益艰难，还和西方民主制度赖依存在的基础中产阶级日益消亡有关。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处于绝对少数，低于最富有和最贫穷人口之和。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是如此。根据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研究所的报告称，1992年到2013年，德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从56%下降到了48%。同时，贫困人口从30%增长到35%，而高收入阶层也从14%增长到17%。一旦中产阶级成为少数，西方这样的社会将很难产生多数共识，政治走向极化，民粹力量抬头号，社会的稳定器不复存在。这也同样可以解释何以西方的政治越来越极端化，民粹化。缺乏正如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说：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当年马克思的政治预言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那么当中产阶级消亡之时，西方的民主制度也难以存活。

　　中产阶级的萎缩客观上讲并不是西方国家政策上出了多大问题，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一是由于全球化，一是由于金融、互联网产业取代了传统的制造业，三是机器人技术的迅速发展。

　　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在本国之外寻找更多的利润。苹果手机的研发在美国，但生产制造却在发展中国家，结果获得暴利的仅仅是少数高端的研发人员。金融和互联网行业也是类似，获利的也往往是少数群体。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更是成为西方工作岗位减少的主要原因。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05年至2009年，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了280万个；2010年至2014年间，美国制造业稳步复苏，但工作岗位仅增加了76.2万个。为此美国经济学界对此做了很多研究，其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维·奥特等人的研究颇具代表性。他们发现，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消失的因素中，贸易影响仅占20%左右；科技进步，尤其是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才是主要因素。而根据州立鲍尔大学商业和经济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工厂就业岗位的减少中，贸易因素只占13%。在减少的就业岗位中，绝大多数（80%以上）是被机器人替代，或是因为其他令工厂对人力需求减少的本国因素。

　　可以说，难民危机不过是压倒西方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此之多的危机和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根源既在于制度本身，也在于这个时代进步，也可以说这个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当然，这一切还都需要历史给出最终的答案，我们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