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国家很容易把“积极的条件性”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极方面，包括环境污染、走私、移民和毒品贸易等。

　　【侠客岛按】

　　7月12日，南海仲裁案就要宣布结果了，美国在这场角力中的作用已经非常明显。两天前，美国又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对中国的安全构成进一步威胁。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愈发看到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事实上，包括美国大选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里对中国的言论、欧洲对中国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背后都影影绰绰地留存着“中国威胁论”的影子，对中国的“围堵”也没有放松过脚步。

　　为什么西方会这么做？我们今天选择这样一篇文章推荐给大家。

　　这是郑永年新书《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的前言和第一章中的部分内容，东方出版社授权侠客岛发布。该书主体内容写作于1998年，但今天读来依然有启发性。由于微信篇幅所限，侠客岛有编辑删减。略长，但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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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方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为什么中国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发展对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是’有害’的？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崛起会有什么样的战略？”

　　1  转折

　　2008 年从西方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前西方经济好的时候，信心十足，并没有感觉到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能够真正“威胁”到西方。但是今天仍然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开始对自己信心不足，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这种被中国“威胁” 的感觉促成西方做出各种有悖于中国利益的事情。西方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重返亚洲”来平衡中国的崛起，同时进行排斥中国的TPP 经济谈判。

　　冷战格局的解体表明原来的美苏两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体系的消解。两极平衡的消失使原来受这一体系遏制的各种国际政治力量获得相当的自主性，纷纷争夺美苏两国留下来的权力真空。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看来，在所有因素中，最有能力，也最能威胁世界政治的就是中国了。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年代中，经济发展占世界首位，使得其有能力在亚洲，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抢占美苏两大国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如果西方世界要维持其现在在世界 事务中的主宰地位，防止中国崛起后对西方世界过去的作为进行报复，那么西方世界应该共同努力来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力量。

　　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论”的背景，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国际原因。

　　2  建构

　　就东亚在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性，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麦克诺格说得很清楚：冷战后，没有其他地区像东亚地区那样对美国具有如此的重要性。这一地区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特别是现在美国国内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美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对东亚的贸易，对改善美国的经济的总体情况显得极其重要。

　　美国人希望，东亚国家最好只专注于经济的发展，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修好经济关系，而让西方人来安排东亚的安全问题。然而，东亚国家并没有朝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希望的方向发展。俄罗斯为国内经济问题所制约，需要有很多时间来重新确定其在东亚的新角色；中国发展是通过经济分权取得的，经济发展因此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朝鲜和韩国不能轻易排除两国间战争的可能性。

　　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认知，美国在东亚仍然全副武装，但又没有具体的目标。大约10万美国军队仍然留守在包括日本和朝鲜半岛在内的东亚地区。然而，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在东亚的军事目标也模糊起 来。美国人声称美军保护日本和朝鲜半岛以及美国所有的海上运输线。但苏联人走了以后，谁在威胁日本和朝鲜半岛呢？如果这样，那么多的美军地面力量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随着东亚国家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急增，它们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在减小。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宣扬“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论”呢？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理解国际关系的方法有关。用社会学的言语来说，“ 中国威胁论 ” 是基于西方利益之上的一种社会建构。

　　3  三种策略

　　1993年，《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克里斯托夫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之崛起”的文章。它大致上反映了一部分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和他们的“恐中”心理。

　　克里斯托夫的逻辑是，中国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为世界上最快，同 时中国的军事预算的增加也是最快的。中国是世界上核武器成员国，和周边多数国家都有领土上的纠纷。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使中国的国力大增，使其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尽管美国充当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为时已长，但如果中国像今天那样发展下去，就会在下一个世纪超过美国。届时美国人就不再有任何手段来遏制中国的扩张了。

　　他说，中国下一次战争很可能在距中国数千里的南海爆发（侠客岛注：23年前的论断）。另一个战争源是台湾海峡。

　　许多西方观测家近来纷纷谴责中国的军事发展。这并不公平。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中国正在做它应该做的事。如果说中国有领土和军事上的野心也是应该的。任何中国政府，不管谁当政，都会有差不多的外交政策。例如，不管什么样的中国政府，如果其放弃南海和台湾地区，都会受到来自国内的强大的压力。中国所提出的领土野心也不是野蛮无理。中国可以列举无数的历史证据证明其对南海和台湾地区的主权。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一些先发展国家乘中国软弱之际，实行帝国主义的政策，占领了许多中国的领土。任何一个国家在其政府有能力时都会像中国那样，恢复其领土主权的。

　　可以看到，克里斯托夫等人的推理带有很大的主观猜测性，有些甚至是无中生有。但这种思维无疑是基于西方国际关系史中发展出来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这种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对西方世界的对华政策起着深刻的影响。

　　道理很简单，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法，经济增长意味着活力，活力意味着不稳定。历史上，美国在19 世纪的崛起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简直是个噩梦。美国的经济起飞是拉美国家受其奴役的开始。一战前德国的崛起，二战前日本的崛起 及二战后苏联的崛起都在世界历史上创下了不可抹消的痕迹。那么现在中国的崛起是否会使历史重演呢？

　　按现实主义的说法，在国际政治上，国家充当主权者。如同个人，一个国家所受的羞辱是有限度的。自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不断失去领土，主权为其他国家所分割。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人从此再也没有得到过他人的尊敬。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推进了中国的工业革命，使得中国有可能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有能力纠正西方国家过去的错误。

　　很显然，如果中国民族主义重蹈西方民族主义的覆辙，中国很有可能成为 新的战争根源。或者说，如果我们用理解西方民族主义的思路来理解中国民族主义，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中国威胁论的结论。

　　那么，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应当如何对付中国的崛起呢？

　　围堵中国有三种可称之为宏观性的策略。其一是强硬派现实主义的围堵论，其二是牵制中国论，其三是分而治之论。

　　4  围堵论

　　东亚的和平与安全最终还是依赖于这一地区的两大国，即日本和中国。然而在西方人看来，因为日本是西方世界的盟友的一部分，所以真正的麻烦会来自中国。要避免新的战争，保护西方的利益，围堵不失为上策。

　　这一观点最激进的要数《时代周刊》专栏作家克劳特哈默的文章。他认为，中国势力的急剧扩张正在给整个世界造成不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应当共同围堵中国。

　　具体的做法可以包括:与中国的强邻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巩固美日关系，拉拢俄国等。围堵策略在国际政治中并非罕见。维也纳公约围堵拿破仑帝国，北约围堵苏联都是较为突出的例子。他甚至建议美国政府拒绝邀请中国参加 2000 年奥运会，阻止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

　　像克劳特哈默这样强硬的敌视中国的人并不少见。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去平衡中国的力量以避免东亚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所有强硬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和西方现在应当做的是千方百计地弱化中国政府，停止和中国的科学技术的交往，以免使西方的高级技术落入中国人之手。

　　5  牵制论

　　与围堵中国论相应的另一理论是“牵制中国论”。

　　简单地说，这一策略的目的是要把中国拉入现存世界体系，迫使中国接受现行国际关系原则，在西方和美国人设置的制度框架内活动。

　　如何把中国拖入世界体系呢？这些策略包括:

　　（1）因为中国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过程中获得贸易顺差，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如美国、欧洲共同体就对中国拥有强有力的制衡手段。

　　（2）因为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会需要进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西方技术出口国就会有方法过问中国本身的技术出口问题。同贸易的例子一样，西方可以用积极的条件性来决定是否向中国出口先进的技术。

　　（3）西方现在同中国争论的一个大问题是人权。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援助换取人权。西方的援助可以有很具体的目标，如帮助建立中国的市民社会和某些社会团体。在东欧解体之前，欧洲国家曾这样做。这一方法也可以应用到中国。

　　（4）西方国家很容易把“积极的条件性”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极方面，包括环境污染、走私、移民和毒品贸易等。

　　6  分治论&分离论

　　围堵中国的第三种方法是分而治之。在舆论界我们可以以西格尔为例。我们来看看他的逻辑推理。

　　从国际关系的角色来看，中国邓小平时代分权改革的意义在于:当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世界最高时，国际社会也获得了机会来重新定义什么是“中国”。经济分权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地方实力大增，慢慢地不顺从中央的政令。而中央政府也发现，一旦权力被下放，就难以收回。从很多方面来看，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从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模糊状态国家”。

　　那么，中国的经济分权到底导致了怎样的消极后果呢？对农村的控制再也不能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严紧了；企业和各级政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决策权，中央政府慢慢地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大量外国资金流入中国，但中央政府并没有能力去控制这些资金；经济决策权从中央政府流入各级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和各类外资企业。

　　西格尔等人的“分而治之论”正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这些消极后果之上的。这一政策在目前阶段可由下列策略组成。

　　（1）西方国家需要对中国地方文化及地方经济和政治情况作深入的了解，了解地方政治和军事精英们，以及他们与中央政府和其他地方的关系。

　　（2）西方政府需要成立有关中国地方的咨询公司。他们也可在中国的地方建立自己的贸易公司。西方政府有能力用贸易和投资要求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接受西方自由价值观。

　　（3）西方政府可以开始把中国的地方政府视为一级比较独立的政府。这样的外交政策能够鼓励中国各省去认识自己的国际地位，为它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从长远来看，开放的中国地方政府有利于西 方的利益。

　　总之，由于内外力量的作用，现在很难预测中国的未来。重新回到高度集权的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同样中国在近期解体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有很多因素能促使中国往这一方向发展。外部力量尽管在影响中国的发展，但其能力总体是有限的。中国人的前途自然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但是，随着中国的瓦解，“中国威胁”也一去不复返了。

　　文／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