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青年观察者张成】特朗普想要让美国变成什么样？他的支持者们不知道，他的共和党不知道，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特朗普主义”（Trumpism）确实蕴涵着某种政治愿景，那么提出这一愿景的也不是特朗普本人，而是他的“灰衣主教”斯蒂芬·班农（Stephen K.Bannon），此人同时也是特朗普政府的首席战略专家。

　　班农出身于弗吉尼亚州的草根工人阶级，他一路顺风顺水，先在美国海军服役，后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再后来成为了高盛集团的一名金融专家。此后，班农搬到洛杉矶，为高盛集团从事传媒娱乐行业的投资，并在离职后创立了专注于传媒行业的投资银行。班农的运气一直很好（他曾帮人牵线做并购，但因为买方资金不足，自己却搭顺风车成了小股东，结果拥有了后来被誉为”21世纪最伟大剧集”的《宋飞正传》部分版权），也有善于表达愤怒的技巧，因此他后来又成了右翼阵营中一个小有名气的新星，担任了多部保守风格纪录片的编剧和导演。

　　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创始人安德鲁·布赖特巴特（Andrew Breitbart）逝世后，班农于2012年接手了这个网站，其影响力不久之后创下新高。主管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期间，班农还主持了一档广受欢迎的电话讨论节目，他不但对主流共和党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还转而拥抱一些极端保守人士。特朗普就曾是这档电话讨论节目的常客，他们借此建立起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最终班农为特朗普策划了一条以民粹主义问鼎白宫的道路，他们的关系也随班农担任特朗普内阁最高职位（其级别与白宫幕僚长雷恩斯·普利巴斯不相上下）而达到顶峰。

　　我们还不能确定班农在获得新的权力后会做些什么。近期他几乎没有接受任何采访，包括我们的采访（白宫没有对QUARTZ网站采访班农的请求作出任何回应）。但是他作为保守派电影制作人以及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主席的那些日子揭示了他对“美国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的宏大设想。通过班农的公开表态（即他通过演讲、采访、电影等途径透露出的信息），我们大致可以猜测出他打算在特朗普时代实现怎样的理想。

　　“班农主义”的三大要素

　　班农的政治哲学可以归结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成功的三大要素：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价值观”。这三大要素至关重要、密不可分。

　　班农说，时下美国正在遭遇一场“资本主义危机”（他经常使用“危机”一词，之后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一点）。过去，资本主义意味着节制、美国式的拼搏精神和对基督的崇拜。事实上，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演讲时曾表示，“开明资本主义”是使美国摆脱二十世纪“野蛮”的底层原因。

　　这一开明时代过后，情况逐渐恶化（“危机”也随之爆发）。这一下行趋势始于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婴儿潮的一代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受宠溺、最自私、最自恋的一代人”，班农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谈到。

　　他在2010年执导的一部纪录片《零世代》（Generation Zero）中更为详细地谈到了这一问题。电影通过一个个受访者展示了一代富裕的年轻人是如何慢慢地削弱乃至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他们父母的价值观受到大萧条和二战的残酷经验影响，父母辛勤工作并悉心满足着他们的物质需求，但他们却试图摆脱曾经创造美国财富的传统价值观。这样的转变导致社会主义政策得势，这种政策使人们更加依赖政府，而资本主义精神却遭到了削弱。

　　最后，这种社会主义的愿景成功地渗透到了美国最高级别的制度性权力当中。“到上世纪90年代末，左派接管了许多制度性权力，包括政界、媒体界和学术界”，彼得·施魏泽（Peter Schweizer）在影片《零世代》中这样说道，此人同时也在班农的保守智库政府责任研究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Institute）供职。“此外，正是借助这些有实权的行业部门，他们才能够破坏原有的制度，并执行最终能够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战略”（在说到“削弱资本主义制度”时，电影镜头拉近到“撒旦”一词上，这让人联想起索尔·阿林斯基那段臭名昭著的引言——原注）。

　　18世纪极富影响力的爱尔兰政治思想家埃德蒙德·柏克（Edmund Burke）是班农政治哲学的基础，班农也经常引用他的观点。在《法国革命论》中，柏克提出：一个成功的社会的基石不是“人权”、“社会正义”或“平等”这些抽象的概念。应该说，只有当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传统能够代代相传的时候，社会才能良好地运转（ the basis of a successful society should not be abstract notions like human rights, social justice, or equality. Rather, societies work best when traditions that have been shown to work are pass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班农在光复自由基金会（Liberty Restoration Foundation）演讲时曾表示，婴儿潮的一代人未能履行柏克思想中的责任，放弃了父辈们行之有效的价值观（民族主义、节制、家长制和宗教），转而支持一些抽象的概念（多元主义、性、平等主义以及政教分离等等）。

　　可见，无论对柏克还是班农来说，无法继承传统是社会失序的主要原因。

　　自由主义的新秩序

　　那些自由主义、世俗主义和具有全球化视野的精英们一旦登上权力的舞台，就会对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大修大改”，从而加强权力，为自己牟利。“达沃斯（即瑞士小镇达沃斯，每年年初在这里举办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观察者网注）党”——班农很久以前就提出了这个绰号——扭曲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夺了各国中产阶级原本应得的财富。

　　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样的剥夺达到了顶峰。在政府内任职的精英人士的帮助下，华尔街没有将他们的财富投资于国内的就业和商业市场，而是通过投机套利攫取利润。当随之而来的泡沫最终破裂时，不道德的政府却让美国的纳税人为他们买单。

　　这促使班农2011年在“光复自由基金会”演讲时提出了“为富豪而生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for the very wealthy）”这样的说法。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仍然是“有常识的、务实的中产阶级”。

　　班农还提到了“赤贫阶层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for the very poor）”。他指出，“我们建立了一个难以持续运转的福利国家，现在我们正陷于危机之中”。

　　班农希望所有自由主义者支持的“社会主义”能走向终结。2009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主持人瑞克·桑特利（Rick Santelli）发表了一篇有关“挑水人和喝水人”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最终导致了茶党运动的爆发。茶党运动是一场关注减税、财政紧缩、狭义解读宪法权利的民粹主义运动。与茶党的态度相似，班农批评共和党人像民主党人那样任人唯亲、贪污腐败以及牺牲中产阶级的利益。

　　“我们不相信美国还存在起作用的保守党，我们当然也不认为共和党是这样的政党”，班农2013年在一场论坛上讨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愿景时曾这样表示，“我们认为，新兴的帝国之城华盛顿虽有两个集团或两大政党，但是他们代表的都是局内人的商业利益，充满着内幕交易和贵族政治，从而使得华盛顿成为全美国最富裕的城市”。

　　简而言之，在班农看来，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使社会主义有所抬头，并给中产阶级造成了苦难。要让当代人践行柏克式的职责，将更好的未来交给下一代人已经不可能了。

　　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

　　那么，美国人打算把什么样的传统留给后代呢？除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之外，班农最喜欢说的另一个词是“犹太基督教价值观”，这是他的美国理论的第二个要点。

　　2012年班农执导的纪录片《零世代》中有许多关于“美国价值观”的表述，其中一些观念和茶党运动高度契合。从2013年、2014年左右开始，班农时常强调的美国价值观开始包括越来越多的宗教元素。他认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成功依赖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则以“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为文明基础。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的一场会议上表示，资本主义不仅使得美国从战争中全身而退，也是欧洲复兴以及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重要原因。“但是仅靠资本主义本身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犹太基督教的道德框架，资本主义可能成为一股造成危害和不公的力量——正如美国的经济衰退所显示的那样”。

　　为了恢复美国经济的健康，修复四分五裂的社会，班农希望资本主义能重新锚定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他认为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在历史上曾经造就了美国的伟大。共同的道德观可以保证商业投资不仅仅是为了一己私利，也是为了本地工人和后代的共同福祉。

　　在柏克看来，人权和公民社会并非来自抽象的概念，而是传统的产物（human rights and civil society do not come from anything abstract, but from tradition）。班农认为传统就是上帝；那些将人视为真理和正义的裁决者的民族国家最终会滑向暴政。《鸭子王朝》的主角菲尔·罗伯逊在2016年班农执导的一部纪录片《火炬手》（Torchbearer）中说道：“上帝的教诲是对国家权力最后的制衡”。这部纪录片中充满了类似的警句，强调没有宗教基础的社会最终将走向分崩离析。

　　有必要指出，“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并没有要求所有公民信奉基督教。班农也无意破坏美国宪法中规定的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毕竟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曾经引导美国走向成功。他只是认为，美国开国伟人们是按照犹太基督教传统所派生出的价值观来建立这个国家的。

　　而为了确保整个国家按照这些价值观运作，它必须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来限制或阻止信仰不同的人进入美国。美国只有通过维持国家价值观和传统的主体性这种最后的方式才能抵御全球世俗主义“建制派”对国家的侵蚀。

　　民族主义

　　全球化的精英们不仅为自己创造财富，怂恿贫困人士依赖政府，还引导移民涌入美国，拉低工资。对于全球主义者和他们的同路人而言，外国劳工可以促进企业利润增长，并将衣食、教育和医疗等外国人带来的社会成本留给中产阶级。曾被容许野蛮发展的无神论、多元主义的社会秩序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面前退却，将后者视为偏执和顽固。没有了先辈们的道德指引，社会在相对主义面前飘忽不定，鼓吹痛恨警察的老赖们、犯罪的外国人们以及潜在恐怖分子的“权利”使城市成为暴力的温床，使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在班农的另一部纪录片《边界战争：打击非法移民的战役》中，一位受访者曾宣称：“右派将非法移民视为廉价的劳动力，而左派将他们视为廉价的选票”。

　　欧盟已经陷入几乎零增长的泥淖和金融混乱之中，这揭露了在不对选民负责的精英们的统治之下，全球主义体系的悲惨结局。

　　“一些人，尤其是某些国家的人，很想看到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得到彰显”，班农在梵蒂冈的演讲中说，“他们既不信任泛欧主义，也不相信权力集中的美国政府”。

　　民族主义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和价值观成为我们社会基础的一条途径。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包罗万象，让不同背景的人们在“美利坚民族”的共同认知下团结在一起。它包容少数群体，强调“不论肤色，众生平等”，反对平权法案。犹太基督教和民族主义者共有的这套价值观反对少数群体主张的特权。例如《零世代》将2007年楼市的崩溃归咎于“黑人受害论”，它破坏了资本主义，并鼓励穷人依靠政府。同时《火炬手》则将马丁·路德·金（Dr.Martin Luther King）视为美国传统道德模范，因为基督教是他的人权观的基础。

　　自由主义精英群体过分强调多元主义和少数族裔的权利（并为这些群体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这不利于“美国性”（American-ness）发挥其影响力。对犹太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侵蚀将使这个国家变得虚弱。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其他西方国家。如班农2016年在南卡罗来纳州茶党大会上所说，“那些大户、投资银行家和欧盟的政客们与让犹太基督教西方观念在欧洲彻底崩溃的是同一伙人”。

　　不应欢迎这些不接受共同价值的人来到美国——这是班农反对移民的逻辑。他认为移民没有民主的基因，将破坏美国社会。

　　据今日美国报道，去年班农在谈到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欧洲移民潮时说：“他们不是杰弗逊派的民主主义者。数千年来他们没有民主的基因”。这也许能成为向拉美移民关闭边境的理由，即便这些移民一般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世代理论

　　班农在梵蒂冈的演讲中所谈到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犹太基督教西方受到侵蚀”不是独立的、毫无背景的事件。在他看来，这是周期性的危机循环，每次危机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和大规模冲突。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危机”，他在光复自由基金会演讲时表示，“我们曾经历独立战争、内战、大萧条和二战，而现在是美国历史上的第四个重大转折点”。

　　他的这一结论是基于尼尔·豪（Neil Howe）和威廉·斯特劳斯（William Strauss）两位业余历史学家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美国世代理论”（Generational Theory）。这一理论以80年左右的循环史观看待美国历史，这大约是人一辈子的时间。在每一个80年的循环中有4个转折点，每20年的时段里有一个时代特征，分别是“高昂”（high）、“觉醒”（awakening）、“解体”（unraveling），并最终陷入“危机”（crisis）。

　　这一理论十分模糊，很难被证伪，因此也没有得到很多历史学家的认真对待。但是从表面上看，它很有说服力，并在某种程度上描绘了自美国立国以来历史的进程。

　　此外，世代理论与班农“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受到侵蚀将危害国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尼尔·豪和威廉·斯特劳斯看来，最近的循环从二战后的“高昂”开始（班农尤其喜欢这一时代），走到上世纪60年代积极社会思潮（activism）开始“觉醒”，再到随之产生的个人主义导致的制度和共同价值观的“解体”。最终我们被带入了危机，是美国独立战争、内战、大萧条和二战后的第四个大转折点。

　　如何解决危机：大规模冲突

　　在《零世代》中，“转折点”屡次出现。历史学家戴维·凯泽（David Kaiser）在纪录片中说：“转折就像是季节变换，每次转折都是必要的”。纪录片背景转换为摆动的时钟、起落的太阳和忽隐忽现的蝴蝶，“亦如城市和国家的兴衰”，他继续说道。

　　确切而言，时下的危机是什么？班农的观点也在不断演化。2010年，他似乎认为眼下的危机是本世纪以来债务堆积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结果。

　　“在我们的社会上，方方面面累积的高额债务对美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2010年他在纽约演讲时说道。“现在，不同于全球变暖和医保问题等人为的危机（manufactured crises），这是一场真正的危机（true crisis），甚至已经威胁到了我们国家的主权”。

　　2011年，班农在光复自由基金会演讲时指出美国正面临着“史上第四大危机”时，他似乎仍然认为危机的很大一部分是源自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

　　但这并不是全部。班农将时下的危机和独立战争、二战相比较，他似乎认为美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暴力冲突。班农的许多表态和关于他的言论都能佐证这一解读。在《零世代》中接受采访的历史学家戴维·凯泽也是斯特劳斯-尼尔豪历史理论的支持者，他最近在《时代》周刊上回忆了他与班农的对话，包括班农对这一理论的军国主义解读：另一种更令人恐慌的互动则没有在纪录片中出现。班农一直在思考斯特劳斯-尼尔豪的理论在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他不止一次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指出，过去的三场危机无一不包括一场大战，而且独立战争、美国内战和二战，从战争规模上看越来越大。他认为时下的危机将导致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战争，而他似乎对这一可怕的未来前景丝毫不感到意外和惊慌。

　　我们再来看一看世代理论的逻辑。如果“高昂”只能在“危机”后出现，如果“危机”一定会导致规模逐渐扩大的战争，那么班农就需要寻找一个合格的对手（a major, existence-level enemy）。“达沃斯党”配做这个对手吗？这场战争还能和谁打呢？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演讲时做出了进一步解释。他讲道：“我认为我们遇到了危及资本主义根基的危机，而时下我们处于打击伊斯兰纳粹主义的全球战争的初始阶段”，他进一步补充道：“我的观点也许比其他人更加具有攻击性。我认为你们应该对极端伊斯兰主义采取非常、非常、非常进攻性的立场。看看现在发生了什么，你会发现我们在一场大战（ a war of immense proportions）之中”。

　　班农“打击伊斯兰纳粹主义的全球战争”

　　文明间的第四次大摊牌——班农在2016年7月将其概括为“事关人类存亡的战争”——是“犹太基督教西方”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尤其是“伊斯兰国”）之间的冲突，但威胁并不只是来自“伊斯兰国”。

　　班农的表态以及他与反穆斯林活动分子帕米拉·盖勒（Pamela Geller）和罗伯特·斯宾塞（Robert Spencer）之间的关联表明敌人也许是整个伊斯兰世界（Islam in general）。如布赖特巴特新闻网2014年在报道中指出的，“博学的班农”认为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敌意“源于伊斯兰教的初始观念（inception）”。他赞同——二战前伊斯兰教是欧洲所面临的比法西斯主义“更加黑暗”的一股势力。班农的其它观点还有：塑造穆斯林良好形象的美国非营利组织是恐怖主义的掩护者（a terrorist front）；波士顿伊斯兰教协会的清真寺是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背后的元凶以及美国穆斯林试图以伊斯兰教法取代美国宪法。

　　从逻辑上说，由于伊斯兰教从根本上具有反基督教的暴力倾向（Islam is rooted in anti-Christian violence），因此确保在美国的穆斯林不构成恐怖主义威胁的唯一办法是尊重美国宪法的权威，并接受犹太基督教价值观。

　　“黑暗、达斯·伟德（Darth Vader）和迪克·切尼（Dick Cheney）”

　　班农的观点中仍有几处尚未完全解释清楚的地方——似乎非常关键却又有些模糊，有时不适合放在一个更大的格局中来检视。

　　例如，他曾对《好莱坞记者》的Michael Wolff表态“黑暗是个好东西”。“迪克·切尼、达斯·伟德还有撒旦，这就是权力的代名词”，他补充道。据《每日野兽》报道，班农视自己为肩负着摧毁现有体制（establishment）使命的“列宁主义者”。

　　班农一再提到“犹太基督教价值观”，这让我们确信班农并不崇拜撒旦。“黑暗是个好东西”似乎仅表示一种状态。他接着说：“（这种说法）只有当自由派和媒体犯下错误，对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完全无知的时候才会帮到我们”。如果将他视为达斯·伟德一样的人物更有利于他建立开明资本主义的乌托邦，那就被视为达斯·伟德也无妨。

　　班农“列宁主义者”的表态则似乎与我们现在对班农的理解一脉相承：作为一名柏克式的保守派，他认为在需要恢复旧价值观时，抛弃领袖也是正当的。

　　同时，班农作为“黑暗”的反对力量所表现出的愉悦感与他对建制派的憎恨是统一的。班农对媒体全是“自大、傲慢和幼稚”的评价。

　　2016年11月上旬，班农在布赖特巴特广播中表扬其电话受访者和网络评论者的“洞察力”，怒斥曾暗示在密西西比参与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民众不认识英国右翼民粹主义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纽约时报》记者。在这场竞选活动中，“120%的民众”认识杰尔·法拉奇，他是“这场全球民粹主义浪潮中的英雄”，班农说。最近，他又对《纽约时报》表示，“媒体应该感到尴尬和羞耻，媒体最好少说多听”。他补充道：“我希望你们在报道我时不要落下这句话——美国的媒体就是反对党，你们并不懂这个国家，你们甚至还不明白特朗普为何会当选总统”。

　　班农对精英的憎恶部分源于他在精英群体中工作生活的经历。他经常提到自己在哈佛和高盛的经历。但是，在谈到他的精英生涯时，他说自己是一个在特权人士间游走穿行的人，一个能读出他们对美国普通中产阶级戕害的“局外人”（outsider）——他早些时候用这个词来描述他所代表的民粹主义运动。例如，2014年他在梵蒂冈演讲时说：我在高盛工作时发现，许多纽约人对伦敦人、柏林人的认同感强于对堪萨斯州人和科罗拉多州人的认同感，他们拥有自以为决定世界如何运转的精英思维。我要告诉你们，欧洲、亚洲、美国和拉美的工人阶级可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自己知道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班农似乎想要扮演宇宙复仇者的角色，代表那些被遗忘的中产阶级发出声音，这暗示着更深层次的冲突。

　　例如，他常常以诺曼底登陆的荣光为隐喻，还讲到他从布莱特巴特新闻网CEO的工作中挤出时间为越南将军武元甲撰写传记的经历（武元甲曾领导一场被班农称为“最为血腥、艰难”的独立战争），这其实体现出他对战争和暴力的迷恋。

　　他执导的纪录片也充满暴力，令人作呕，《火炬手》便是其中一例（其中包括至少有六个断头台的镜头、多个记录核辐射受害者、纳粹毒气室受害者被集体掩埋的镜头以及多个“伊斯兰国”暴行的画面）。

　　这些对于特朗普政府意味着什么

　　在2016年8月班农负责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前，他的哲学在日常言辞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如果要问班农，他将在特朗普政府内扮演何种角色，那么过去两周的情况已经给出了清晰的答案：美国总统的政策已经受到班农世界观的强烈影响。

　　特朗普的就职演说基本上就是班农观点的复述。总统的就职演说通常以对未来的乐观态度为基调，而特朗普的就职演说则充满了对精英的憎恶。他概括了班农主义的观点，即“中产阶级的财富被搜刮，然后在全世界再分配”。另外，“被遗忘的美国人”也出现在他的演说中——特朗普提出的这个概念曾出现在班农执导的影片《零世代》中。

　　特朗普大肆批评了“建制派”，批评那些人只是保护自己，而未能使美国人民免受金融危机的伤害。“当他们在首都庆祝的时候，对于多数挣扎中的美国家庭而言，却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特朗普说。“我们使其他国家变得富裕，但是我们国家原有的财富、力量和信心则被无谓地耗散掉了”。

　　“美国第一”是班农的经济民族主义口号。特朗普发誓“团结文明世界的力量反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将他们从地球上抹去”，这是西方对抗“伊斯兰法西斯”最清晰的信号。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特朗普称，“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子民团结地生活是多么美好，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将受到上帝的保护”，底特律和内布拉斯加的孩子们“是同一个造物主创造的”。这些话从一个不太信仰宗教的人口中说出来有些奇怪。但是，如果考虑到班农在《火炬手》中坚称没有上帝的社会将分崩离析，这一切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特朗普上任后几天就签发了令人头晕目眩的一系列政令——这些政令多由班农和白宫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起草。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的政治学教授安德鲁·鲁戴尔维奇（Andrew Rudalevige）说：“这些政令包含一些便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的表明政令目的的文字，实际上却借此提出了通常不会在政令中出现的过分要求”。

　　班农对待伊斯兰教的看法似乎也对现行秩序产生了影响，即“保护美国免受入境美国的外国恐怖分子威胁”。纪录片回顾了班农的“移民不是杰弗逊派的民主主义者”的表态，给美国开出了药方——进入美国的任何人（甚至包括游客）都应当忠于美国建国原则和美国宪法。特朗普在接受基督教广播网一次采访时暗示，他将优先安置信奉基督教的难民而非穆斯林难民，并斥责美国政府过去一直优先安置穆斯林难民（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指责）。一些人认为特朗普的禁令是冒着给“伊斯兰国”招募宣传提供材料的风险（这一观点相对可信），他们或将借此宣称，美国正在领导西方发动对伊斯兰世界的全面战争。

　　新政府的另一项工作重心——涌过美墨边境的墨西哥人给美国带来的危险——也是班农眼中美国正在受到的攻击。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宣称：“许多”未经许可的移民“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显著的威胁”，尽管犯罪学专家和移民专家都表示有证据表明：移民的犯罪率通常比本土民众还低。提供“庇护”的城市也遭到班农的强烈批评：他们“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稳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换句话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

　　最后，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由“精英们”支持的多边贸易安排——则意味着对美国工人阶级的温情喊话，这也是班农主义的经典主题。

　　“班农主义”已经启动

　　班农对象征手法（symbolism）的效果颇为得意，这种象征手法的力量在特朗普竞选、当选和上任前后一以贯之。安德鲁·布赖特巴特曾将班农比作“茶党的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班农是一位宣传大师。从他屡次跳槽的经历也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特朗普就职演说中的表态以及随后发布的行政命令只是班农想要最大程度地鼓动民粹主义情绪——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想要颠覆美国。

　　而另一种可能性是，班农正在将特朗普政府引向开明资本主义（enlightened capitalist），以及犹太基督教主导下的民族主义，他认为美国需要这些思想。

但是究竟是哪种可能，我们并不清楚。只有班农自己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我们所确信的是，曾叫嚣着要以暴力方式复兴“西方文明”的人现在终于拥有了实现它的力量。

　　（青年观察者张成译自2月3日美国Quartz网站，观察者网马力校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