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中，杨云华为乡亲们放电影（史宗伟摄）

　　2008年11月11日早上，61岁的杨云华风湿又发作了，双脚钻心地疼。前晚下乡放电影，回家已凌晨2点。他还未睡醒，葛城镇东方红二村李昌贵的电话就来了：“老杨啊，今晚亲友给我母亲坐夜，你无论如何要来放场电影。”老杨不得不起床。

　　“又没一分钱，你恁拼命干啥？”儿子从成都打电话回来，听说爸爸又要出门，不禁埋怨。“你不懂。”老杨挂断电话。

　　首次放映心酸发誓

　　老杨找出李昌贵点名要看的《犬王》和《猛龙》。2部电影共8个片夹，重5千克多，加上放映机、银幕、音箱，共60多千克。搭档老李这两天病了，老杨得独自将这堆老式的胶片放映设备运到目的地。

　　老杨说，文化部实行2131工程（到201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以来，电影公司到农村放电影就不收钱了，谁家有什么事都可以请放映员去放，免费电影让农民看电影的热情又有了提升。

　　1966年，初中毕业的杨云华成为重庆城口县电影管理站放映员，月工资17元。第一次出去放电影，他就感到这个职业的荣誉：“男女老少都羡慕地望着我们，有的村民提前一天走几十公里山路来看。”老杨至今记得，第一次连放了3部电影——《地道战》、《南征北战》和《打击侵略者》。那时人们生活单调，很多村民还不知道什么是电影。银幕搭好后，很多人围着放映机坐下，还以为抢到了好位置。电影开始了，很多小孩围着音箱转来转去：“这里面是不是有人？怎么有声音？”

　　老杨心里一酸，感到偏远山区乡亲们的娱乐太少了。他发誓5年内将电影送到城口每个村庄。

　　曾经差点被冻死路上

　　东方红村并不远，就在城区背后大山中。中午1时，老杨出发了。三轮摩托只能载他到山脚，山上的机耕道，没有人愿去。将设备搬到李昌贵备好的骡子背上，老杨随着骡子脖上“叮当”的铃铛声进山了。

　　“以前，绝大多数乡村不通公路，骡子也稀少，设备得靠人背，没通电时还得背发电机、柴油，加上生活用品、被子，一共有近100千克，一趟背不完，得背两趟、三趟。”老杨肩头至今还有两道老茧，那就是42年来背设备背出来的。

　　42年来，几乎每天，老杨就这样背着设备穿梭在崇山峻岭中，从这个乡到另一个乡，从这个村到另一个村。他睡过村民的猪圈，蹲过山上的岩洞。白天赶路，傍晚搭场子，晚上放电影后休息，成了放映员每天固定的生活模式。每次出门，得好几个月才能回家。不到5年，老杨就走遍了全县所有村庄。

　　“看到那些几乎没有精神娱乐的山民，我只有一个想法——为他们带去点什么。”老杨清楚地记得，1982年夏，他去石坊公社放《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爱情题材的影片特受欢迎。我们一晚放6个村，从傍晚一直放到次日清晨天发亮，连晚饭都没吃。有个村民跟着我们跑了6个村，看了6遍。还有段时间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治坪乡有个小伙竟看了50遍！”回想起那几年农村电影的辉煌，老杨有些激动。

　　下午4时许，老杨已出现在李昌贵为母亲搭的灵堂边。看到老杨，李昌贵激动地走过来：“我就怕你嫌要走山路不来。如果没电影，恁多亲友，晚上坐夜好难熬。谢谢——看嘛，你们又不收钱……”

　　对逝者叩首后，老杨开始搭场子，找了良久，只在地坝边找到块30来平方米的平坦地方。刚将银幕撑起，他便忍不住坐下揉腿。自1975年除夕那次放电影起，老杨的腿就常常作痛。那天早上，老杨由燕麦乡四合村转到治坪乡新河村放电影。漫天风雪中，海拔2500多米、冰封的崎岖山路上，老杨经过6小时连滚带爬，终于到达一村庄。此时，他头发结成冰条，衣裤冻成冰块，已失去知觉。附近村民见这个“雪人”就是经常来放电影的老杨，急忙烧起火。烤了一个多小时，老杨才慢慢恢复知觉，继续前行，终于在天黑时到达新河村。电影放到一半，又下起大雪，一会儿就垫了半米厚。两三百名正看电影的村民回不了家，老杨就生起篝火，为大家放通宵。

　　城口山多，很多道路其实就是在悬崖上凿出的栈道，有些地方得背着设备匍匐前行。有好几次，老杨都差点从悬崖上掉下去。还有几次，老杨在山林中碰上凶猛的金钱豹、黑熊等野兽，每次，他都屏住呼吸不敢动弹。

　　有次老杨放完电影打着电筒收设备，一阵狂风吹来，为护住设备，他腾出双手用嘴叼着电筒，一下摔倒了，电筒插入咽喉，一颗大牙当场就掉了，一个多月只能喝米汤，但他从未想过放弃。

　　42年，老杨背着设备，从愣头青小伙子走成了白发老人。他42年走过的山路长达15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近4圈。

　　第一次见到儿子，儿子都半岁了

　　天黑了，李昌贵在地坝边生起篝火，陆续有乡亲从四面八方涌来。在放映机的旋转声中，银幕上投射出清晰的画面，空旷的山谷响起音箱传出的有些破响的对白声。放映机射出的光束中，几个小孩子的手在兴奋地挥舞着。

　　看着这几个孩子，老杨想起自己的儿女。因为长年在外放电影，他每年只能回家两三次，每次只能呆两三天。儿女出生时，他都不在妻子身边。他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儿子时，儿子都半岁了；第一次见到女儿时，女儿都会模糊地叫“妈妈”了。

　　1976年，父亲过世，老杨没在家，待他赶回家时，父亲已下葬；1990年，母亲去世，他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42年来，老杨休息得最久的一次就是1975年结婚，休息了10天。老杨的妻子陈文碧清楚地记得，42年来，丈夫只和家人一起过了5次除夕。

　　期间，多次有朋友邀老杨外出打工，他一直没同意。直到1991年，他所得的报酬才不过每月100元。2001年，老杨因多种疾病缠身病退，但没休息到1年，见单位放映员少，他又主动请缨重新出山，不另拿报酬。

　　“他坚持的事，我拦不住。”说起丈夫，远在成都带孙子的妻子陈文碧无奈地说：“我知道，他将自己一生都交给了电影……”

　　虽已年迈，老杨如今每年仍要为山区送去电影100多场、200多部。42年来，他累计为偏远山区的乡亲送去电影约3万部。“我是看着他放的电影长大的。”李昌贵说，他和老杨认识30多年了——从自己还是孩子开始。

　　两部电影放完，已是晚上11时，山上气温已降到接近0℃。在骡子的铃铛声中，老杨蹒跚移动的身影消失在夜色笼罩的下山路上……（张一叶 周 立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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