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恒——为打工者建立精神文化家园

　　孙恒，之前是位音乐老师，1998年来到北京。1999年在全国各地流浪一年，沿途自己作词，卖唱、打短工，一年的流浪过程让他接触到社会底层各行各业的打工兄弟。在行走中他创作了《打工号子》、《劳动者赞歌》和《想起那一年》等歌曲。面对有些工友的孩子没地方上学，有些工友的妻子没地方工作，孙恒创办了童心实验小学和合作社。孙恒还在2001年组织成立了打工青年业余合唱团，后来又改名为新工人艺术团，以艺术团为基础，他又在2002年注册成立了帮助打工群体的公益组织——工友之家，他还创办了中国唯一的一家民间打工博物馆。 用孙恒自己的话说，我们希望在城市能够建一个家，一个是物质的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建一个精神的文化家园，让我们在自己的劳动、工作、生活过程当中，活得有尊严。

　　《百姓生活故事》之《为打工者写歌（上）》

　　2012年3月15日

　　《百姓生活故事》之《为打工者写歌（下）》

　　2012年3月16日

　　崔永元：打工春晚就是春晚，就是我们打工的朋友聚在一起，大家高高兴兴地过一个春节，就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说话的人正是崔永元，这是他在今年年初主持打工春晚的开场白，这台特别的春晚是今年1月8号在朝阳区的城乡接合部皮村举办的。除了崔永元，晚会的演职人员都是外来打工的工友。晚会视频在网上的点击量过几十万次，3月12号这天记者来到皮村采访打工春晚的总导演之一孙恒，记者和孙恒一起走进了举办打工春晚的小剧场。

　　孙恒：打工春晚就是在这里办的，网上有几十万人看我们的节目，影响也比较大。

　　记者：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去请崔永元呢？

　　孙恒：我们2005年办学校的时候小崔就邀请我们去做《小崔说事》，所以就认识了崔永元老师，后来我就通过微博跟他发邀请，半个月以前的时候他就确定他会来，他走进我们这个剧场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儿特别舒服。”

　　主持人：环顾这家小剧场，条件确实有点简陋，就算站满了人，也就容纳二百多人。在打工春晚上，孙恒也演唱了几首他为打工者写的歌，孙恒以前是河南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然而1998年他却毅然辞去了安稳的教师工作，在同事们不解的目光中背起行囊来到北京。

　　孙恒：1998年的时候我就辞职到北京来打工，那个时候我自己也特别迷茫，也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有一段经历对我人生影响很大，1999年的时候我就去全国各地流浪了有一年，沿途我就自己做了一些自己的歌词，卖唱、打短工，这一年的流畅过程让我接触到社会底层各行各业的打工的兄弟姐妹们。

　　主持人：这些工友们给孙恒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其中有一个人叫彪哥，是一位安徽籍的建筑工人，彪哥不太爱说话，直到孙恒在工地待到第三天，彪哥才开口对他讲起了自己的心里话。

　　孙恒：他就把他的一双手伸到我的面前，他说：“你看我只有这双空空的手，但是我要靠这双手养活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我的爸爸妈妈，我每天干十三四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累的时候就喝酒，喝完了酒就想家，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我们用我们的双手盖了起高楼大厦，建起了大街桥梁，但是城市里面有很多人却瞧不起我们。”后来我就把这些话就编成歌曲唱给大家听。

　　孙恒：（唱）喝醉了酒以后，你说你很想家，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

　　孙恒：这个过程让我去尝试走出自己，去关心别人，去关心这个社会，像彪哥这样的人，突然就感觉找到了自己的一些价值和意义。

　　主持人：就这样，孙恒在行走中找到了如何实现自我的答案，他敞开胸怀去拥抱和关爱那些工友们的喜悦和苦恼，接下来孙恒还创作了《打工号子》、《劳动者赞歌》和《想起那一年》等歌曲。在2001年年底，天津科技大学的学生知道了他为打工者写了一些歌，就邀请他到工地上去演出，这次经历让孙恒强烈地意识到穷人也需要文化生活。

　　孙恒：那是我第一次在建筑工地工棚里面给工人们唱歌，一个大屋子住了将近有五十多个工友，上下铺，里面乱七八糟，味道也很难闻，很冷，也没有取暖设施。但是那天晚上的演出氛围特别地好、特别热烈，我们唱了很多像《彪哥》、《天下打工是一家》、《打工打工最光荣》，很多工友也来唱一些家乡的戏，说一些心里话，那个画面至今我都觉得很温暖，突然之间又有一个强烈的念头，穷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搞一个业余的艺术团或者演出队。

　　主持人：想要城里打工艺术团，孙恒开始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第二年，也就是2002年的5月1号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孙恒组织的打工青年业余合唱团就成立了，最初只有三个人，他们先为身边的老乡们所在的工地演出，他们的舞台都是工友给设计的，有着浓郁的工地特色。

　　孙恒：我们没有什么正式的舞台，也就是拉个条幅，也没有什么灯光、音响，很多工友们把工地探照灯打起来，我们也没有麦克风架子，工友把钢筋棍往地上一插，麦克风绑在上面，工友们就随地一坐，开心的时候就卷起袖子拼命地给你鼓掌，叫好，想家的时候也会跟你一起难受。

　　主持人：在演出的过程中，不断有工友提出想学着写歌曲，面对工友的请求，孙恒和朋友们开始想办法，他和业余合唱团的朋友们决定去录音棚把这些歌曲录成小样，送给工友们传唱。在录音的过程中，他们真诚的歌声在偶然间打动了一位音乐制作人，这为他们赢得了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发行唱片的机会。

　　孙恒：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就京文唱片有一个工作人员听到我们这个唱片小样，他特别喜欢，因为他自己也是出来打工的，然后他就拿回去给这个唱片公司的老总许钟民听。京文唱片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发行商，这个老总以前做过建筑工人，打过工，他一听一下就吸引了，尤其他喜欢听我们有一首歌叫《想起那一年》，想远离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他说赔钱也要帮我们出，所以那个唱片出版以后，因为他是通过商业渠道发行的，另外也请到了比如说崔永元帮我们一起做宣传，所以那个唱片卖得很好。

　　主持人：这张唱片大卖了十万张，这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的业余合唱团来说实在是不容易，可以说他们的每一份成绩都是被工友们的实际需求激发出来的。

　　孙恒：现实的需求越来越多，现实的这种困难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工友们的实际的需求、实际的困难，要去想办法。

　　主持人：那么面对有些工友的孩子没地方上学，有些工友的妻子没地方工作，孙恒又想出了什么办法呢？明天的《百姓生活故事》为打工者写歌下集为您继续讲述。

　　主持人：3月12号上午11点，童心实验小学的孩子们正在生龙活虎地上体育课，他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这所学校已经呈递八年了，现在有六百多名的孩子，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正是孙恒，在昨天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孙恒1998年辞去了音乐老师的工作，从河南来到北京，开始为打工朋友们写歌、唱歌。渐渐地，他对工友们的关切已经不再局限于用歌声替他们表达，他发现了打工子弟上学难的问题，并决定做点什么。

　　孙恒：因为我们经常去工地，还有打工的居住社区去演出，就会看到社区里面有很多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六岁、七岁了，八岁了，有的甚至九岁了，没有学校，孩子就在村子里面乱跑，而且经常我们演出完了，工友们就围上来，就告诉我们说孩子上学难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年龄慢慢也大了，我们同时也在想，将来我们自己结婚生孩子怎么办？我们也没有北京市户口，我们上公立学校也很难，所以一直就有一个想法，能不能将来给我们自己孩子办一所学校。

　　主持人：这个想法在时时地冲击着孙恒，但是孙恒和他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们都没有钱，自从1998年来到北京，他的一部分生活来源就是在街头卖唱，直到2004年，他是新工人艺术团的朋友们一下子挣到了75000块钱，这在当时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一笔巨款。

　　孙恒：2004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工人艺术团，然后我们出了一张专辑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那个唱片卖得很好，所以我们就拿到75000块钱版税，所以这个学校就是我们靠那75000块钱的版税作为起动资金办起来的。

　　主持人：终于有钱了，这里要说一句的是，这个时候孙恒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他在2001年组织成立了打工青年业余合唱团，后来又改名为新工人艺术团，以艺术团为基础，他又在2002年注册成立了帮助打工群体的公益组织——工友之家，到了2004年，孙恒和工友之家的同事们开始为打工子弟办学校，但是孙恒没想到，他们连申请办小学的资格都达不到，难道学校就这样不办了吗？

　　孙恒：按照正规的要求，你要有两百米跑道，要有标准的教室、标准的资格证的老师什么的，按照这些要求，我们达不到，达不到你就别办了，可是我们的想法是别管有没有两百米跑道，他有一个地方能上学这是最基本的，你不能说没有两百米跑道，孩子就一直等，等20年还是没有两百米跑道怎么办？孩子一辈子就耽误了，所以我们的想法目的就是先办起来，先让孩子们有一个地方上学，再谈其他的。

　　主持人：学校还是要办，但是怎么个办法呢？挣到手的75000块钱的版税，去除15000的房租只剩下五万块钱，恐怕连盖校舍的钱都不够，但是孙恒有办法，他找来了很多干活不要钱的人。

　　孙恒：学校的建设，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就动员了很多志愿者，有大学生，也有工友，从政府到企业、大学生、社会各界都有很多参与和支持。

　　主持人：孙恒一边领着大家盖校舍，一边去招生，虽然是一所全新的学校，但是招生的过程却异常的顺利。

　　孙恒：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媒体给我们的报道，因为很多孩子家长从电视媒体上看到我们这个打工艺术团，所以就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在社区一演出、一招生，很多家长都非常放心吧孩子交给我们。

　　主持人：学校已经成立八年了，现在有幼儿园、学前班和小学，总共有600多名学生，其中小学生的学费每学期是550块钱，学校用学生们的学费去支付租金和三十多名老师的工资，孙恒说基本可以自负盈亏。在办学的过程中，孙恒和老师们又发现了打工群体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生的母亲们，因为要照顾孩子，没有办法工作，对此孙恒又想出了什么办法呢？

　　孙恒：如果能组织一个合作社，能帮她们接一点定单，可以对生活有一点补贴，所以我们就从前年开始就找来一些愿意来参与的这些，像彩霞就比较积极，她孩子比如上学，她就放学校，她就可以来参加一些加工，她现在一个月也可以差不多赚到1500块钱，现在像798的一些娃娃在我们这儿加工。

　　主持人：这家女工合作社就在童心实验学校的一间校舍里，屋子只有七八平方米大，屋里堆满了各种布料，五名女工正在缝纫机上缝制拼接的布料。记者见到了从湖北来北京打工的彩霞，她的孩子就在学校幼儿园上中班，早上她带着孩子来学校，孩子上学她上班，放学了再带孩子一起回家，彩霞对现在的工作挺满意的。

　　记者：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打工呢？

　　彩霞：有孩子啊，因为去别的地方晚上得加班，得准时上下班，又不能够请假，又不能够耽搁，因为我们有孩子就不能那样子，上班的时候没法看孩子。

　　主持人：孙恒不仅创办了打工子弟学校，办起了女工合作社，他还创办了中国唯一的一家民间打工博物馆，孙恒说里面的每一件物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其中还展览着专门开给他的一张罚款单。

　　孙恒：这里面有三千多件物品，有证件、书信、照片、工具、工装、工服，每一件物品的背后其实都记载着一段工友的故事和经历。这个展柜是暂住证展柜，这是全国各地的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暂住证，因为暂住证对每一个工友来讲，尤其是2003年之前出来打工的，都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我自己也因为这个暂住证被抓过一次，这边还有我的罚款单。

　　记者：为什么？

　　孙恒：因为你没有暂住证，你就有可能被人抓走，遣送回老家，2003年孙志刚大学生被打死，然后这个才取消。

　　主持人：眼前的孙恒侃侃而谈，穿着一身户外运动服，语气平和，但是坚定有力，他早已经不是那个因为迷茫而辞职去全国流浪的音乐老师了，而是朝向了一个更高的目标，甚至可以说是使命在前进。

　　孙恒：所以与其说我们不管是办学校、艺术团，唱自己的歌，办博物馆，记录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组织女工合作社，我们希望在城市能够建一个家，一个是物质的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建一个精神的文化家园，让我们在自己的劳动、工作、生活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去活得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