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6-09-17 20:44 |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3-11-27 12 版 | 查看:813次
伴随着那些改变已知世界、探索未知世界的伟大名字
1911年第一届索尔维会议合影
如今翻新后的会议旧址“居里厅”
埃菲尔铁塔上铸着科学家的名字
笛卡尔
费米
安培
签证官埋头翻着厚厚一沓资料,眼也不抬地问我:“去哪儿?”
“比利时,法国,还有意大利。”
她指着邀请函上那个没几天就要到了的日期问:“去干吗?”
“我要去参加索尔维会议……一个国际物理和化学会议……诺贝尔奖得主也去……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都参加过……我还要去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故居和实验室……看看那些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怎么来的……”听说去欧洲的申根签证难办,我紧张得语无伦次,说到最后才归纳出重点,“我要去欧洲……找科学家!”
签证官看了看邀请函,又看了看申请表,用手指在“访问目的”一栏敲了半天。接着她起身离开了座位,刷卡走进办公室。透着玻璃窗,我看见她跟几个人围在一起,嘀咕了半天。难不成……不能去?
最后她走出来,把申请表还给了我。“你这种访问啊,不能算‘文化交流’。”她用手指敲着表格,大声地宣布。我心里刚想着“完了”,结果她又补了一句:“探访科学家啊……你得填‘商务访问’。”
三天后,我接到使馆的电话,顺利出签。
就这样,我拿着一份27天的“商务”签证,揣着来自科学家的邀请函,跟同去拍摄纪录片《播火录》的北京科技视频网团队一起,开始了一趟欧洲科学之旅。
布鲁塞尔:热爱科学的生意人
当地时间早上6点,我抵达了旅行的第一站,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头顶是乌云密布的天,有轨电车沿着路中央的轨道叮当叮当地驶过,还没睡醒的我突然回过神来——咦,我要找的第一个人,好像的确是个商人!
他叫厄内斯特·索尔维。“当时在比利时,要给富翁排名次,国王第一,索尔维第二。”给我带路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富兰克林·兰博特教授介绍说。
索尔维在1861年提出索尔维制碱法,很快成为国际通用的制造纯碱方法,他则靠经营制碱工厂发了大财。如今,从机场驶向市区的一路上,“索尔维”频频出现:那边是索尔维家族的公司!这边是索尔维集团的大楼!
“索尔维的毕生愿望,是成为一名化学家。他甚至把崇拜的科学家画像装裱在画框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对着画像许愿。”兰博特说,“可他却成了商人。尽管如此,他一生都非常向往科学家的生活,希望科学家能环绕他身边。所以就像诺贝尔一样,他也拿出一大笔钱,支持科学家的研究。”
不同的是,诺贝尔拿了一笔钱给顶尖科学家颁奖,索尔维则是给全世界最优秀的大脑发邀请函,不惜重金召集他们聚在一起开会。从20世纪初起,索尔维研究所每隔三年都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到位于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大都会酒店举行会议,讨论科学前沿问题。这一齐聚世界一流学者的最高水平学术会议,只在两次世界大战时中断过。
当我抵达科学家们入住的大都会酒店时,正好赶上会议茶歇。酒店经理热情地带着我参观。有趣的是,沿路走过的房间门牌上不是数字,而是科学家的名字。绕过“爱因斯坦会议室”,她推开了“玛丽·居里厅”的门,说:“这里就是第一届索尔维会议开会的地方。”
1911年秋天,第一届索尔维国际物理学会议就在这里举行。索尔维邀请德高望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洛伦兹主持会议。当时世界物理学界最优秀的二十几位科学家挤在酒店的小会议室里,背靠着写满公式的黑板,围在堆满了厚厚会议材料的长桌前,讨论最前沿的物理学问题——辐射与量子理论。
在当时的合影里,居里夫人低着头跟法国数学家庞加莱凑在一起翻文件,而爱因斯坦则谦逊地站在他们背后,躲在人群边儿上站着。那一年他只有32岁,是所有与会者中资历最浅的人之一。
离开这个今天看来已显得颇为狭小的会议室,我搭乘着爱因斯坦曾坐过的老式电梯,伴随着吱吱呀呀的声音,回到了正在举行闭门会议的第23届索尔维化学会议的大会议室。茶歇还没有结束,扎着领结的服务生穿梭在边咬饼干边争论蛋白质意义的化学家身边,微笑着问他们想要喝什么饮料。
在热闹的交谈声里,兰博特教授帮我介绍——这边是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那边是年轻有为的化学教授。他还特意嘱咐我,今年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弗朗索瓦·恩格莱教授晚一点可能也会出现,不过他很害羞,连自己的庆功会都躲在家里不出席,所以可能要仔细搜查每个角落才能见到他。
我好奇地看着周围陌生的面孔,他们五花八门的讨论话题如不断调台的广播节目一样在耳边回响。我努力想要记住这些声音,因为,也许在角落悄声说话的那个人,就是下一个爱因斯坦。
布鲁塞尔:惠及所有人的科学城梦想
索尔维会议并不只是一场顶尖科学家的私人聚会。走出酒店的闭门会议,科学家们的下一站是布鲁塞尔艺术中心。在平时举办爵士舞表演的艺术中心舞台上,来自英国的化学家杰森·奇恩播放着带有动画效果的幻灯片,用通俗的语言向观众介绍自己的前沿研究——人造蛋白质。
台下坐着的有结伴来的大学生,带着孩子的母亲,还有戴着眼镜边听边做笔记的白发老奶奶。同在台下的还有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库尔特·维特里希,以及索尔维研究所所长马克·昂诺。
看看台上的教授,再看看台下的观众,我突然想到兰博特之前所说过的“索尔维的梦想”:“把最好的科学家聚集起来,组建一个科学家联盟,掌握世界所有的科学真理,然后,将它们应用到每个人生活里”,也就是说,让科学惠及每一个人。
为了这个梦想,索尔维甚至建立了一个“科学城”。在如今叫做莱昂普公园的地方,索尔维在湖边盖了三栋小楼,分别取名“医学院”、“物理学院”和“人文学院”。在周围高高的大树之中,他为科学家盖房子,期待他们在宫殿一般的小楼里齐心协力,穷尽所有科学理论。然后,到“人文学院”继续研究,如何将科学精神作用于人与人的生活。
同去拍纪录片的导演一看到位于公园湖畔的“物理学院”,就兴奋地踩着草坪冲了过去,“这里是第五届索尔维物理学会议开会的地方!”他站在门口的楼梯前,比照着旧照片来回踱步,“当年爱因斯坦坐在这儿,他旁边是居里夫人和洛伦兹,薛定谔坐在后面……”
那次以“电子和光子”为主题的索尔维物理学会议,恐怕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学术会议了。那是1927年10月,量子理论刚刚发表不久,物理学家们齐聚在这里,展开激烈争辩。物理学家海森堡和玻尔在这次会议上宣布量子力学革命结束,而参与这次会议的29人中,有17人最终成为诺贝尔奖得主。
而现在,这个承载了历史的老楼变成了一所中学,墙壁上刻着“法拉第”的名字——那个发现电磁感应现象的英国人。
透过紧锁着的大门,我想起那次会议留下的纪录片——戴着圆圆眼镜的玻尔捏着香烟,笑眯眯地跟戴着绅士礼帽的薛定谔一起从这扇门后面走出来,他们一边抽烟一边在门口谈笑,等待更多物理学家走出来,披着大围巾的居里夫人,胡子花白的洛伦兹,还有捧着小册子边走边看的爱因斯坦。
就在这里,爱因斯坦不同意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留下一句影响至今的名言:“我,无论如何都深信,上帝不掷骰子。”
也就是在这里,根据相关记载,玻尔反驳他说:“阿尔伯特,别再替上帝操心该干什么了!”
可惜,“科学城”的鼎盛很快消逝。除了改建的中学,其他房子现在也成了博物馆,陈放恐龙化石。没成为科学心脏,这里倒成了生活的中心。穿着运动服的年轻人绕着爱因斯坦和玻尔发生争论的房子慢跑,悠闲的妈妈推着婴儿车,坐在湖边长椅上,低着头看书。
就这么想着外面的世界,我……跑神儿了。台上依然是微笑着的奇恩教授,正跟观众互动。那位记笔记的老奶奶举手提问:“我要问你,你们凭借自己的意念,在实验室制造的那些人造蛋白质,难道不会对上帝所创造的既有生命带来危机吗?”
“目前这只是实验室研究,还不会对日常生活带来影响。”一如当年羞涩的爱因斯坦,年轻的奇恩教授笑着说,“但我们所期望的是,能借此改变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当他们需要一串特定的DNA序列,不是去等待,而是去创造。”
巴黎:最容易发现科学家的地方,最容易忘记科学家的地方
离开比利时,旅行的第二站是被称为“时尚之都”的巴黎。不过,站在巴黎的大街上,扑面而来的不是香奈儿香水的时尚味道,而是挡不住的科学气息——
在卢浮宫门口的玻璃金字塔前,我站在低头排队买票的队伍外面,昂着头指着竖立在宫殿顶上的雕塑,“那是笛卡尔!解析几何之父!”
走在飘着咖啡香的塞纳河左岸,街对面的游客在小摊上挑礼物,我们则在这边的法兰西学院门口找雕塑:“孔多赛!数学家孔多赛的雕像在这儿!”
站在埃菲尔铁塔的底下,我总觉得排队登塔的游客看我们的眼神怪怪的,想来他们一定也会觉得莫名其妙:这群人不赶紧排队买票,反倒昂着头绕着铁塔跑了一整圈,边跑还边指着铁塔基座四周大喊:“哇!这里真的有72个科学家名字!瞧,安培!电磁学的奠基人安培!”
就算到了满眼都是网球的罗兰·加洛斯球场,我们也变成了“奇怪的游客”:同去的球迷大呼小叫地跟奖杯合影,我们却冲进冷清的“罗兰·加洛斯展厅”,对着墙壁上的飞机飞行曲线一通狂拍——嘿,这家伙可是个发明家,改进了战斗机的飞机头!
这种浓郁的科学气息在巴黎的大学区达到顶峰。在这里,几乎每一条马路都以科学家的名字命名,以至于想要去哪儿,都可以直呼科学家的名字:咱们在“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街”分开,一组去“盖·吕萨克大街”,一组去“拉普拉斯路”。居里夫妇大家都知道,后两位嘛,那是大名鼎鼎的法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
可是,在几乎看不到尽头的“居里大街”上,却找不到居里博物馆。问了一圈路,一个在这里读了5年书的女孩好心地想帮我,却也不认得。我们生生看着眼前的招牌上镶刻着“1898年,在这所学校的一间实验室,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发现了镭”,可就是找不到博物馆在哪里。
“当这些离你太近的时候,你就不太会记得起他们了。”女孩跟我说,“我在这里读了5年的书,可是我从来也没去过居里的实验室。”
终于,在老门卫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居里博物馆。事实上,它就在女孩上学的高等师范学校旁边,在巴黎第六大学门口。中午下课时间,结伴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说说笑笑地经过这个开满鲜花的不起眼博物馆。街角的路牌上写着“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街”,底下一行小字标注着:“物理学家,发现镭。”
巴黎:居里夫人的后花园
跟排长队才能入场的卢浮宫相比,居里博物馆显得很冷清。整整一个下午,仅有三个房间的展厅接待着不足10个参观者——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妇,挽着手凑在展柜前面,用圆圆的老花镜看着展板上的介绍;一个妈妈带着背彩色卡通书包的女儿,一边指着居里夫人的照片,一边小声地跟女儿解释;还有只会说英语的年轻小伙子,背着高出头顶的大背包,站在展板前目不转睛地盯着英文介绍。
安静的房间里,电视机在一遍遍播放老电影。扮演居里夫人的女演员将银白色的头发整齐地盘在脑后,声音有些虚弱地说:“即便今天已经进行了25年的研究,可我仍觉得,大量工作亟待我们去完成。”
在电影配音的伴奏下,几个参观者站在同一块展板前停住了。展板上贴着一幅广告海报,面容白皙的金发女郎旁边放着一个小瓶子,上面用大号字写着“粉底霜——镭”、“本品根据阿尔弗雷德·居里医生的配方研制”。
展柜里不止有女人的粉底霜,还有男人的剃须刀、装在铁盒里的香烟、带特制水龙头的饮水机,甚至还有肥皂,上面都写着同一个品牌标签——镭。
“居里夫妇在190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大众便渐渐在媒体报道中发现了这个谜一样的元素——镭。由于最初发现镭对于癌症有治疗效果,一时间,‘镭’成了商家最热捧的新词。普通家庭对于‘镭’的追捧,导致出现了许多标榜含镭的日用品。不过,化妆品上出现的‘居里医生’,其实跟居里夫妇没有任何关系。”展板上的介绍写着,“当1937年镭在医学上被正式判定有毒害后,这些一度高价又畅销的产品几乎瞬间完全消失了。”
今天再重看当年人们对于新发现的科学元素的狂热,我跟背包客,还有举着老花镜的夫妇面面相觑,忍不住摇着头哑然失笑。
转过头,就是居里夫人曾经的实验室——那个发现了让人一度狂热的“镭”的地方。踩着有些发旧的木地板吱吱呀呀,阳光透过一面墙那么大的窗户照进实验室,工作台上的玻璃器皿反射着闪闪的光。只是,这里已经没有人再做实验了。
实验室通过一扇小门直接与办公室相连。跟门一样高的书架上摆满了书,装裱在画框里的居里先生照片摆在一旁。据说,居里夫人喜欢晒着从后花园照射进来的阳光,坐在办公室的橡木书桌前,准备演讲,撰写论文,给朋友写信,以及从荷兰订购鲜花。
推开办公室的后门,眼前就是居里的后花园。据博物馆的介绍,工作累的时候,居里夫人喜欢在花园里晒太阳。她还喜欢邀请其他人,一起到花园坐坐,喝喝咖啡,聊聊天。
在雨过天晴的巴黎午后,我也溜进了居里夫人的后花园,好奇地盯着这个曾经居住过最聪明大脑的地方。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矗立在花园中央,金黄色的树叶混在翠绿的树叶里面,星星点点地昭示着秋天的到来。阳光从树叶缝隙间晒进后院,照射着树下的居里夫妇雕像,照射着挂在花园里的细胞放大照片,照射着正坐在花园长椅上捧着电脑讨论的年轻人。其中一个男生站起身,像是当年居里夫人招待客人那样,冲他的朋友热情地问,要不要喝点什么?
临走的时候,我打算要在居里博物馆的留言簿上写几句话,正好看到背包客的留言:
“巴黎的旅行中无意间撞到这间小小的博物馆,好像看到了过去的一幕幕。没想到在巴黎,也能遇到这样的地方。这是我的旅行中最美好的回忆。”
巴黎和里昂:豪宅里的巴斯德,山顶上的安培
跟居里夫人的隐匿比起来,“细菌学之父”巴斯德要高调多了——地铁图上直接印着“巴斯德站”,到了故居门口想进去,还得先拿护照登记,依次编号排队入场。
沿着旋转楼梯走进巴斯德故居地下室,冰冷的房间里静静躺着他的石棺。我仰着头看着刻在大理石墙壁上的字,那是巴斯德一生的成就:狂犬病疫苗、炭疽疫苗、巴氏消毒法,当然还有最早提出“疾病细菌学说”……想想如果没有他,世界今天将会怎样?
于是,巴斯德不仅被写进了街口的路牌“巴斯德大街”里,还占据了这条路两侧:一侧是巴斯德研究所,另一侧依然是巴斯德研究所。穿着白大褂的研究员捧着没吃完的午饭,穿过单行道的小路,急匆匆地从一侧的实验室走进对面的实验室。
临走的时候,摄像师忍不住问,显赫如巴斯德,怎么一路上净是研究所,看不到大个头的雕像呢?
“啊哈,你看上去好像有点失望。”路过的中年研究员眯着眼睛笑着说。他指着博物馆古老的小楼,“这里有巴斯德的过去”,又指着旁边更高更大的现代化研究所,“这里有巴斯德的未来”,然后笑着盯着我反问,“这还不够吗?”
我很快发现,大部分的科学家消失在巴黎的大小公墓里。想要找到他们,还得先借助旁人的名气。比如,想要找到天文学家梅西耶,得先去打听,在他旁边的钢琴家肖邦之墓在哪里?
旅行中最让我惊讶的是,安培居然也这样消失在无声里。尽管他的名字今天已经成为电流的国际单位,可我在安葬安培的蒙马特公墓来来回回跑了几圈,都找不到他的墓碑。热情的法国老太太杵着拐杖敲打着石子路,带着我在作家、音乐家、政治家和演员的墓碑前找了几遍,终于找到了几乎要长满苔藓的小小安培墓。
而在安培的老家——法国中南部城市里昂——这位跟“电”息息相关的物理学家似乎也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外了。在不通公交也招呼不到出租车的偏僻山上,连当地人都吃了一惊,“安培在这里?计算电流的那个安培?”
终于,在长满高高大树的山坡路边,我们看到了用石头堆成的“安培博物馆”。这里完全没有一个大科学家故居应有的架子,摇着尾巴的白色小狗慢悠悠地在大门口来回踱步,它似乎是这里唯一的“门卫”。
我踩着地上大大小小的石子,在枝干茂密的路边森林里寻找安培的雕像,终于在面朝山谷的偏僻一侧,找到了正扶着额沉思的安培。我从没想过,每天将我的房间照亮的安培,藏在这个一到夜晚就陷入黑暗的地方。不过在他的雕像对面,一户户村民住着宽敞房子,家家都通着电,想必到了晚上,陆续点亮的电灯,也可以将他的眼前照亮。
罗马:费米和警察
意大利是旅行的最后一个国家。经历了这场旅行,我越发觉得,走在欧洲的小路上,随处都可能藏着科学痕迹。就像是一句罗马的古话:走在路上,每一块石头都有一个故事。
于是,我越来越坦然接受“迷路”这件事。在历史古城佛罗伦萨迷了路?没关系!往前走几步能撞上但丁故居,往后退几步能发现大卫雕像;沿着河边走,没一会儿就到了伽利略博物馆;走出来继续迷路,撞上的路边咖啡馆,意外惊喜也不错——这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机器,都是按照达·芬奇的手稿制作的!
但我终于碰上了钉子。在罗马,按照行程表,我找到了一个叫做“恩里科·费米中心”的地方。费米我知道,算得上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出生于意大利,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移民美国后领导过曼哈顿计划,跟奥本海默一起被称为“原子弹之父”……
但我不知道的是,这个标记着“费米早期实验室所在地”的“费米中心”却散发着浓浓的不对劲味道——在这栋大皇宫一般的大楼里,门口站着警察,进门又是警察,好容易走进大厅,透过玻璃窗对话的依然是警察。费米教授……天天跟警察一起做物理学实验吗?
碰壁的我只好转战罗马大学,到那里参观真正的“物理学博物馆”。这里拥有的费米资料多到几乎要爆炸,可博物馆却狭小得可怜,仅有的两间小屋装不下费米在大学十多年的研究成果,不得不把费米曾用过的实验设备搁到走廊里展览,把费米的书锁在楼梯口的柜子里,然后把墙上贴不下的费米照片,统统叠放在地板上。
负责照看这些资料的是个还在上大三的学生。他走到一张堆满杂物的办公桌前,拉开塞满文件的抽屉,翻出一份博物馆介绍材料给我,然后用手指敲敲桌面上的铭牌,冷不丁地提醒我,“这是费米当年用过的办公桌”。看到我震惊的表情,他接着解释,“没地方放了”。
这就让我更迷糊了——此处如此狭小,彼处那个大楼到底是干嘛的?
馆长乔瓦尼·巴蒂麦里教授听说我为了找费米,居然去了“费米中心”,笑得半天才说出话来:“那里当然警察多了,那里现在是警察总部!”
原来,现在的“费米中心”本是罗马大学旧址,费米在那里工作了十年。后来,学校迁址盖了新楼,旧校址空出来没人用,内政部就安排恰好在附近的警察机构搬了进去。虽然后来法律规定,那栋大楼所有权归罗马大学,但警察迟迟没有搬走,所以即便现在去这个叫做“费米中心”的地方,也不可能突破警察的层层戒备,看到费米曾经的实验室。
“等警察搬走了,我们打算把那里变成真正的‘物理学博物馆’。到时候把所有的实验设备全都搬回去,还可以设立一些互动体验区,让孩子们亲身体验物理学实验的乐趣……”巴蒂麦里滔滔不绝地说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不过我们现在只能等,已经等了快十年了。不过你也知道,要这种机构做事是没那么快的。”
在已知与未知世界之间的旅行
这个荒唐的错误本该以这种略带喜感的方式结束,没想到临别的时候,我却从巴蒂麦里那儿听到费米的忧伤故事。
原来,费米为了自由,选择在二战前离开意大利,可到了美国,他并非无所牵绊。虽然他拥有最好的实验设备,但他的朋友、意大利物理学家阿马尔迪说,在美国见到费米时“非常痛心”,因为这对一起学着物理长大的朋友,再也没法畅所欲言地聊心爱的物理了——费米参与的项目涉及军方,他不得不保密,即便是对自己的挚友。
回到意大利后,阿马尔迪接手了费米留下的大部分研究,他建成了费米毕其一生想要在意大利建立的国家核物理研究所(INFN),帮助构建起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他对所有机构都有同一个要求——绝不和军方合作。
“阿马尔迪并不是讨厌军队,只是他相信,科学的自由精神不能够被干涉。”巴蒂麦里说,“科学不应当成为一个秘密,每个人都应该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受任何限制。”
告别了教授,我一个人沿着罗马大学物理学院向外走,路过挂着军队标志的意大利国防部,不知不觉又走到了戒备森严的费米中心。坐在门口的喷泉前,我在想,如果费米知道曾经可以试验所有想法的办公室,变得和自己在美国的时候一样羁绊重重,他会怎么想呢?
答案已经无从知晓了。我翻看着旅行的照片,旅行终于要结束了,可我还有一肚子的未知数——没去成的达·芬奇秘密实验室究竟长什么样?没能见到的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格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就在我数着这些令人懊恼的未知数时,突然想起了刚见到兰博特教授时,他转述给我的一句话。那是在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之前,恩格莱因为和英国科学家彼得·希格斯分别提出希格斯玻色子理论而成为得奖大热门,但这位害羞的教授却私下告诉他,得奖并不是最有趣的事。
“其实,我有点私心地希望,希格斯粒子(在公众当中,它更有名的称呼是‘上帝粒子’)不要存在。虽然这样我不能得奖,可我们会因此打破此前的固有认识,发现一个充满谜题的未知世界。”恩格莱说,“正是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世界,才会对整个人类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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