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中美经济关系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的评论文章《特朗普与中国》，分析了特朗普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三点批评。作者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批评“思维陈旧”，而其结果也将适得其反。

杜大伟（David Dollar）

文章首先写道，中美贸易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流失，对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形成了威胁。今年大选期间，中美贸易这一重要问题也成为了美国两党极力解决的焦点。不久前，唐纳德·特朗普在演讲中称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并提议对中国提高关税以及取消TPP。但这些措施并不太可能消除贸易给美国蓝领工人带来的冲击。

首先，关于高关税。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越来越小，这是一个长期趋势。它反映了一个客观现实：相较服务业而言，制造业更容易实现自动化及生产力提升。从生产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制造业强国，只是它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去实现产出。中美贸易加速了这一发展趋势，这对美国是不利的，因为缓慢调整比已然发生的快速调整要容易。但现在对中国产品施加关税纯粹是江心补漏。围绕服装、鞋类及低端电子产品的就业，是不会再流回美国的。针对中国的关税只会将这部分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美国尝试抵制所有来自低收入国家的进口，这等同于想终结开放贸易体系这一国际政治经济稳定的因素。即便没有报复行动，这对美国的经济也不太可能有利。但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其他国家一定会采取相应的报复行动，特别是具有经济实力和易受民族主义左右的中国。

贸易保护政策会适得其反，并产生很多不利于美国工人的负面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政策措施可以解决现有问题。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是最显而易见的措施。在短期内，这将创造就业机会，而在长期又能提高经济生产力。另一项明显的措施是，从学前教育到成人教育，全面改善整个教育系统。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工人和社区需要更多的支持；政府应该提供这种支持，这比在经济上对其他国家竖起高墙要更有效。

第二，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这又是一种陈旧思维。十年前中国政府的确严格管控以保持低汇率，但2005至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25%。2007年至2015年，中国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贸易顺差的广义测量）占GDP比重从10.1%降至2.7%，人民币升值正是原因之一。过去一年，随着国内投资机会的减少，大量资本外流，人民币在中国货币市场面临贬值的压力。中国央行不断进行市场干预，以保持人民币的高汇率，而不是低汇率。美国应该赞成中国政府的货币干预政策，因为人民币高汇率有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2015年，美国国会通过法令，对汇率操纵国这一概念作出了严格的界定；中国目前在抛售外汇储备而不是积存，所以它并不符合汇率操纵国的标准。

第三，关于TPP。中国目前并不是TPP的谈判参与方，而如果协定得以实施，中国必须先得到美国的同意才可以加入。美国与TPP谈判国的关系与中美关系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TPP成员国约10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恰巧和中国持平。但美国和其他TPP成员国的贸易关系要平衡得多——比如美国对其他TPP成员国的出口额是对中国的六倍，对外投资是对中国的15倍。换句话说，TPP团体是一组更加开放的经济体。TPP协定不仅会加深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同时也会解决劳工和环境标准相关的重要问题。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对外国投资和进口仍然相对封闭，这令美国有一种受挫感。坦白地说，美国并没有多少筹码能强迫中国更加开放。相对中美经济关系，中国领导更重视的是国内政治稳定和与周边国家的邻土争端。针对中国实行的贸易保护政策，很可能会引发中国的报复性措施，而并不会使中国突然变得更开放。美国更明智的策略应该是与意向相投的国家加深一体化进程，这包括已经参加TPP谈判的国家及欧洲盟友。美国的出口贸易创造了很多好的就业机会，美国应该做的是鼓励更多国家遵守世界贸易规则，而不是发起一场没有赢家的贸易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