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留学生绑架欺凌案正式宣判，三名涉案留学生被控绑架、殴打等罪名，分别获刑13年、10年以及6年。值得注意的是，此案还传出案外案，其中一名被告学生家长因涉嫌贿赂证人被抓，再次上演中国家长试图“花钱摆平”不成，反而自食恶果的丑闻。早在2012年，美国艾奥瓦州留学生唐鹏涉嫌强奸一案中，其父母就因试图用钱贿赂受害者改变证词而遭到起诉。最终，当地检察官以“文化差异”为由撤销了对唐鹏父母的监控。一句“文化差异”刺痛了许多国人的心，认为犯了法就想“花钱摆平”是国人“劣根性”作祟。

然而，屡屡出现此类案件真的是文化差异的问题吗？“花钱摆平”真的是一种“劣根性”吗？

“赔钱减刑”在美国行不通？未必！

在不影响司法审判正义性的前提下，无论是出于法律还是道德，都不应禁止被害人获得补偿。在美国，“赔钱减刑”是否行得通，首先要看案件的实质：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

民事案件多是企业间的商业纠纷或公民间的财产纠纷，原告是个人而非政府。一般来说，民事案件本身多是“钱”的问题，那自然还是用“钱”来解决。

与民事案件截然不同，在刑事案件中，诉方（原告）一般由地区检察官（District Attorney）担任，代表州政府或联邦政府，被害人仅仅是案件中的证人。若嫌犯面临叛国、侵犯民权等违反联邦法律的指控，那么案件由联邦法院审理，检察官代表联邦政府。如果犯的是谋杀、强奸、绑架等罪名，则由州基层法院审理，检察官代表州政府。留学生欺凌同学一案，诉方检察官代表加州州政府，案件由加州洛杉矶县（Los Angeles County）的波莫纳法院审理；而唐鹏强奸一案诉方则是艾奥瓦州政府，由艾奥瓦州约翰逊县（Johnson County）的基层法院审理。

艾奥瓦州约翰逊县基层法院

那么问题来了，当被害人不是原告而仅仅是证人的时候，随便给被害人钱将有极大的可能被控“妨碍司法公正”。以加州案为例，若翟、张、杨三人父母给被害人钱，希望被害人改变口供或者撤诉，那么三人父母将构成犯罪。按照《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第18章第1512条，任何试图“恐吓、威胁或贿赂”证人，并试图令其改变或隐瞒证言的行为都应被判处监禁。实际上，作为证人的被害人也没有权利放弃诉讼。相反，如果被害人私下接受赔偿金，违背事实改变口供，被害人将构成“伪证罪”。

此外，还应注意法庭是否发出了特定禁令，禁止特定人群接触被害人。当检察官认为特定的人可能对被害人造成威胁，可以发出法庭禁令。而被害人自觉安全受到威胁时，也可以向法庭申请禁令。如加州案中的受害人，可以要求法庭禁止被告三人及他们的父母接触自己。

因此，在刑事案件中，加害人及其家属不应私下接触被害人。若必须接触被害人，那么通过辩方律师是一种安全的选择，辩护律师有权在庭审开始前走访证人。当然，证人本身可以拒绝在开庭前同辩方律师见面。

在美国，刑事案件中“赔钱减刑”一定行不同吗？未必。若受害方明确要求被告进行赔偿且主动表示愿意谅解，法院有可能（并非一定）考虑接受受害人的意见。

“花钱摆平”骗局多，非法中介诈骗30万美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子女送出国门，希望为他们提供更优渥的学习生活条件。然而，法律意识淡薄造成无穷隐患。留学生在国外“摊上大事”往往六神无主，家长远在万里之外心急如焚，语言障碍和法律知识缺乏导致急病乱投医的事例屡见不鲜。

2013年夏天，美国中部某城市留学生L就因相信非法“中介”而被骗走30余万美元。L与女朋友在家中发生争执时引起邻居警觉，热心的“朝阳区民众”认为L在殴打女友因此报警。L被警察带走调查时委托朋友帮忙找人解决，经人介绍联系到中介人谢女士。谢女士不仅好心地帮L垫付了保释金，还为他介绍了律师，主动担任L和律师的翻译。谢女士称，美国律师鱼龙混杂，留学生自己找的律师不靠谱，而她介绍的律师绝对能够打赢官司。她承诺不仅能将这次麻烦摆平，还能帮L消除犯罪记录，不影响今后L申请美国签证。

L十分感激谢女士替他垫付保释金，对她的话深信不疑。获得L的信任后，谢女士以L英语不熟练、不懂法律程序为由，让L在法院留下她的联系方式。自此，不仅L和律师间的交流完全通过谢女士，法庭寄给L的相关文书也全部把持在谢女士手里。其后，谢女士以支付律师费为由，从L处索要了13000多美元，以支付法庭罚款为由索要了将近6万美元，又以要帮忙“消案底”为由索要了20余万美元，理由是需要请客吃饭为L疏通关节。

前后支付了近30万美元后，L开始起疑，辗转咨询了其他法律专业的同学，在同学的陪同下前往法院与律师事务所索要相关文件和收据，结果令L大吃一惊。律所记录显示，L应付的律师费仅3000美元，同时，法庭因缺少可信的证据和证人驳回了检察官的控诉，仅对他处以250美元的治安处罚。（实际上，由于事实上缺少可信的证据或者证人，有39%的重罪案件检察官都会决定不起诉或被法院驳回，随后只能以较轻的罪名起诉或者转为民事案件，这一现象被称为“案件磨损”——观察者网注）

此外，案件律师解释说，的确可以让L的犯罪记录“不公开”，但绝不是凭空消失。若L被判定无罪（found not guilty），那么他的被捕记录将被擦除（expungement）。若L被判定有罪（guilty），缴清罚款后且在之后一年内表现良好，可以申请案件封存（criminal record sealing）。犯罪记录封存或擦除后将不会在社会公开，L可以合法地对外否认自己曾经有过犯罪行为。例如在美找工作的时候，L可以自信地对雇主说，我从未有过违法行为，因为大部分社会企业都不能查到他的违法记录。

犯罪记录“擦除”申请表

然而，一切只是“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犯罪记录将永久保存在刑事司法系统中（criminal justice system）。任何涉及政府、教育、法律等敏感行业的机构都可以查到这些已经被“封存”或“擦除”的犯罪记录，如教育部，私立或公立的学校，律师协会，法务部门等，负责签证的美国移民局当然也能够查到这些犯罪记录。即使L申请案件封存，也仅需要花费1000到5000美元请一名律师，律师将在结案一年后帮他填写有关申请，提交相关材料，并不需要几十万美元“请客吃饭”“疏通关节”。

在该城市，L不是唯一的受骗者，L的同学J因酒后驾驶被警方起诉后，也经朋友介绍找到谢女士。J在开庭前已经意识到受骗，曾与谢女士有过交涉。但谢女士切断了他与律师的联系，扣留了他的案件资料，甚至拒绝告诉他出庭时间。无奈之下，J只得陆续给了谢女士12多万美元。后经调查，J的律师费为2500美元，案件罚金640美元。

J还透漏道，谢女士还“兼职”移民策划。在与J的父母交流时，谢女士一直怂恿他们办投资移民，只要他们在谢女士经营的超市、餐厅投资，就能拿到美国绿卡。而谢女士开出的价格是每张绿卡50万美元。谢女士一家经营着该小城唯一的一家中国超市和中国餐厅，是当地留学生唯一能接触到的成年华裔，因此，大多留学生遇到麻烦时，只能找谢女士寻求帮助。截至目前，该校卷入刑事案件的留学生大多仍会请谢女士做中介，而每个案件均被索要超过10万美元的费用。无奈的是，有的留学生尚未意识到自己被骗，有的留学生发现被骗但碍于人生地不熟和语言障碍放弃维权。

艾奥瓦大学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推出的新生手册中关于谢女士经营的百佳超市的描述

谢女士之流的非法中介之所以如此猖獗，不过是掐住了部分留学生语言障碍和缺少法律知识的弱点。因此，无论是在外求学的留学生，还是留学生家长，都应增强法律意识，了解国与国之间法律的差异。在异国他乡陷入法律纠纷时，千万不要“想当然”，提防非法“中介”，求助于正规律师。

中国允许“花钱摆平”？错，是谅解减刑。

实际上，“赔钱减刑”的说法并不恰当，准确的说法应是“谅解减刑”。具体来说，是指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案件中，法院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若被告作出经济赔偿后且能够得到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那么法院将考虑对被告人适当从轻处分。

“谅解减刑”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现实补偿。过去，被告在定罪量刑以后，往往不愿对受害人进行经济赔偿，法院在执行方面困难重重，被害人守着一纸判决却拿不到实际的经济补偿，生活因此陷入困境的例子不胜枚举。从人道角度出发，法院通过“谅解减刑”的方法鼓励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帮助被害人解决实际生活问题。

“谅解减刑”不仅是为了维护受害人的利益，也符合最高法院提出的“慎杀少杀”原则。“宽严相济”是我国刑事司法的重要精神，提倡“和谐司法”和“慎杀少杀”。“谅解减刑”就是我国刑法事件中的“宽的一面”。

此外，“谅解减刑”的适用有诸多前提。蓄谋型故意犯罪，如故意杀人、伤人等会慎用“谅解减刑”制度，避免引导罪犯事先做好“赔钱”的准备而故意实施更严重的犯罪。若案件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即使被告人做出赔偿，也不予从轻处分。此外，“谅解减刑”制度仅适用于初犯，不适用于罪犯再次犯罪的情况。

“谅解减刑”制度并非中国独有，更加谈不上中国人的“劣根性”。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均有类似的规定，如《意大利刑法典》和《德国刑法典》。在立法上，俄罗斯、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均有类似的规定。就美国来说，尽管法庭并不提倡，实际上也允许“谅解减刑”的情况出现。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存在“谅解减刑”的制度，而两国的不同在于对待“谅解减刑”的态度。我国从让被害人获得最大现实利益出发，提倡“谅解减刑”，鼓励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就案件的民事部分进行协商和解；而美国则从保护被害人人身安全出发，严格管控被害人与加害人的接触，极少应用“谅解减刑”原则。我国通过“谅解减刑”的方式尽可能的减少死刑的施行，而美国则更在乎司法审查是否绝对正义。两种司法观念各有千秋，各存利弊。我国制度能够更好地保障被害人获得现实赔偿，而美国制度则在保护被害人人身安全方面更加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