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

   ▶蒋庆泉和《英雄儿女》中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左）。

　　本报记者 董少东

　　五十年前，电影《英雄儿女》上映，轰动全国。直至今日，它仍是我国抗美援朝电影中最知名、也最感人至深的一部。“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王成的呐喊，让人血脉贲张。一曲《英雄赞歌》，荡气回肠，传唱不息。

　　诚如这首歌中的念白所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王成的艺术形象，浓缩了无数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战士。最直接的原型，一个是喊出了“向我开炮”的步话机员于树昌，一个是抱着炸药包跳入敌阵的杨根思。

　　而在于树昌之前，一个叫蒋庆泉的步话机员第一次喊出“向我开炮”。这个“王成”不太为人所知。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只是辽宁锦州郊区的一个复员老兵、普通农民，默默无闻。

　　因为曾经被俘的经历，他选择沉默，隐匿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也把自己的英雄壮举深埋心底。

　　直到近年，蒋庆泉的事迹才被发掘出来，王成最初的原型得以还原。耄耋之年的老人，终于成了现实中的英雄。

　　呼唤“王成”

　　蒋庆泉的家在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大岭村。进村之后，记者给他打电话询问具体住址，他在电话中指引：“你顺着大路走到村部（村委会），我到门口接你。”

　　大岭村很大，走了很远也没见到村委会，记者又向村里人打听。村民抬手一指：“那个大广告牌旁边就是村部，牌子上是蒋庆泉，老英雄。”

　　渐行渐近，广告牌上的内容清晰起来：一位消瘦黝黑的老人，神情严肃、庄重地敬着军礼，旁边两行大字：“战斗英雄在大岭，向我开炮第一人！”

　　蒋庆泉就站在牌子下，比广告牌上的形象小了两圈，同样地消瘦黝黑，腰背挺直，老远就向记者招手，迎了过来。

　　这个广告牌是村里最明显的标志物，他给记者指路时却没有提起。他说：“那是村部立的，我把自己放那么高干啥？”

　　牌子的广告语后面写着“大岭村宣”，刚刚竖立起来不久。蒋庆泉说，大岭村用他的形象为村子做宣传，他不好反对，“立就立吧。”但是这种张扬还是让他有些不好意思。

　　近几年，蒋庆泉的事迹被不少媒体报道过，还上过电视，但半个多世纪的沉默似乎已成习惯，他不太适应这样大张旗鼓地把自己放在英雄的位置上。

　　即便是他的家人，也是近几年才在外人的口中得知蒋庆泉是个英雄。

　　最早猜测到蒋庆泉身份的是他的妻兄冯自元。那是2004年的一天，冯自元在电视上看到以老电影为题材的纪录片《电影传奇》，那一期刚好介绍《英雄儿女》。一位老嘉宾说，《英雄儿女》中的王成是有原型的，名叫蒋庆泉。

　　冯自元当即找到蒋庆泉询问，蒋庆泉说：“没那事，天底下叫蒋庆泉的多了。”

　　冯自元不甘心，给蒋庆泉的大儿子蒋利打了电话：“电视里说蒋庆泉是23军的，你爹不就是23军的吗，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蒋利在葫芦岛市当老师，只在节假日才回大岭村看望父亲。当时年近半百的蒋利对《英雄儿女》并不陌生，那是他儿时最喜爱的电影，看过无数遍，但从来没想过父亲与王成能有什么关联。

　　他知道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一名老兵。然而对于当兵时的故事，蒋庆泉从不愿多谈，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子女过问。

　　在蒋利的记忆中，父亲主动提起打仗的事只有一次。那次，蒋庆泉从村里带回了一张泛黄的报纸，指着里面一篇描写志愿军攻打石岘洞北山的文章对儿子说：“这场仗爹打过。”往下却不细说了。

　　挂了舅舅的电话，蒋利当晚就赶回锦州，向父亲提出了这个疑问。

　　蒋庆泉沉默许久，说出了一句让蒋利觉得“没头没尾”的话：“喊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开炮啊！”随后，再不发一言。

　　蒋利从父亲那里问不出个所以然，但已确定父亲一定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回到葫芦岛的家后，他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打开电脑，将“蒋庆泉”三个字输入网络搜索。

　　一堆关于蒋庆泉的网页跳了出来。除了那些如蒋庆泉所说的“重名”，蒋利发现了数篇以寻找蒋庆泉为主题的文章，题目包括《关于王成原型》、《呼唤“王成”：你在哪里？》等。

　　网上的帖子多数是转载的，已经看不出最初的出处，但保留了作者署名的，都是出自一位叫洪炉的老作家，他曾经是23军《战地报》的一名战地记者。这些文章明确指出，23军步话机员蒋庆泉在石岘洞北山阵地上喊出了“向我开炮”。洪炉曾为此写过报道。

　　蒋利也在网上找到了那期《电影传奇》说出蒋庆泉名字的老嘉宾，正是洪炉。

　　蒋利说，当时自己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平时沉默寡言、一副标准老实巴交农民形象的父亲，竟然就是抗美援朝电影中最著名的英雄王成。

　　“他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承认呢？”蒋利知道从父亲那里得不到答案，又联系不到正在苦苦寻找父亲的洪炉，于是，他在一个转发《呼唤“王成”》的论坛帖子下面，跟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邮箱。

　　在网络世界，这样一个信息犹如大漠中的一颗砂粒。整整4年，蒋利没有收到任何回馈。

　　直到2008年9月，蒋利的手机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宜兴的长途。

　　来电者名叫陆洪坤，也是一个抗美援朝老兵，步话机员，而且正是当年在指挥所与蒋庆泉通话的上线。

　　“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陆洪坤找到蒋利的电话十分偶然。

　　在朝鲜战场上，蒋庆泉和陆洪坤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两人都是通信连的步话机员。这个连是23军67师直属通信连，只有在战斗中，步话机员们才被分派到参战的营、连甚至排级单位，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呼叫、指挥炮兵进行定点轰击。

　　陆洪坤的位置在201团指挥所，与前线的蒋庆泉通话。他亲耳听到了步话机中蒋庆泉嘶哑的喊叫：“向我的碉堡开炮。”

　　在陆洪坤的记忆里，蒋庆泉最初呼叫的炮火攻击点是阵地前60米。起初，他们的通话是用暗语“撒花生米”，但很快，蒋庆泉就不管不顾地直接喊“开炮”了。他要求的炮击点越来越近，到阵地前10米时，陆洪坤不敢应答了：“太近了，你怎么办？”

　　步话机中的蒋庆泉急得直接开骂：“别扯淡了，鬼子到我门口了，向我的碉堡开炮。”

　　后来，步话机中又传来了蒋庆泉的报告：“炸到我了！”“共产党万岁！”直到步话机陷入彻底的沉寂。

　　同是步话机员，又是平时要好的兄弟，陆洪坤相信蒋庆泉已经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既心碎又激动。战斗结束后不久，他和同时值班的战友谷德泰，把蒋庆泉的事迹向上级进行了汇报。

　　当时的23军战地记者洪炉（当时笔名卢弘）很快听说此事，找到陆洪坤和谷德泰采访，写成了战地通讯《顽强的声音——记步行机（步话机）员蒋庆泉》。文中，他把“向我的碉堡开炮”简化成了“向我开炮”。

　　然而，就在部队准备为蒋庆泉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其英雄行为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在与“联合国军”的板门店谈判中，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

　　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洪炉的这篇通讯也被压了下来，再没有发表。

　　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宣传蒋庆泉实在是个迫不得已的决定。战俘名单中的蒋庆泉和“向我开炮”的蒋庆泉是不是同一个人还不能确定，而如果这两个就是同一个人，我们的英雄就已经成了战俘。按照当时美国率领的联合国军的政策，志愿军战俘很可能被送到台湾。蒋庆泉的英雄行为一旦公之于众，很可能被联合国军大做文章，势必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

　　蒋庆泉自此音信全无，他的英雄壮举像洪炉压在箱底的那份手稿一样，不能公开。除了洪炉、陆洪坤等几个当事人，再没有人知晓蒋庆泉是位英雄。

　　1953年7月，在另一场战役中，同属23军的218团通信连步话机员于树昌，同样喊出了“向我开炮”，并在战斗中牺牲。洪炉和战友田金波一起去采访，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文中以218团通信连一位排长孙绍钧的口吻，讲述了于树昌的事迹。据洪炉回忆，于树昌和蒋庆泉的事迹如出一辙，他负责撰写的部分几乎就是《顽强的声音》的翻版，只是人物的名字改成了于树昌。

　　《向我开炮》一文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反响巨大，并收入了通讯作品集《志愿军一日》。

　　这篇报道后来被《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看到，又结合了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经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实际上，《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在原作中，王成只是一个过场式的人物，对其战斗画面的交待只有一句：“王成没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

　　毛烽曾对洪炉说，表示自己在塑造“王成”的过程中，曾经“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动笔写成一个字”，直到看到《向我开炮》的故事时，才明确了王成具体的英雄形象。

　　洪炉当时并没有告诉他，最初的“王成”叫蒋庆泉。蒋庆泉也就成了洪炉心底一个解不开的结。

　　上世纪90年代，洪炉曾尝试着寻找蒋庆泉的下落。但23军几经改编，很多队伍调入了其他部队，并没有留下抗美援朝时普通士兵的资料。洪炉也曾去询问过民政部门，还是没有收获。

　　陆洪坤也同样惦记着蒋庆泉。赶上志愿军战友的聚会，他总会询问是否有人知道蒋庆泉。但通信连位置特殊，只在战斗时才到一线部队去，而且去向并不固定，本来熟识的人就不多，知道蒋庆泉的志愿军老兵寥寥无几，更别提与他保持联系了。

　　直到2008年8月的一天，陆洪坤的孙女在家里上网，他对网络很好奇，就让孙女把爷爷的名字放在网上搜一下，看能找到什么。

　　没想到，这一搜竟然找到了洪炉的文章《呼唤“王成”》，文中提到了陆洪坤和谷德泰的名字，希望找到两位老兵，还原那段被湮没的历史记忆。

　　洪炉的文章是2000年的时候发表在《解放军报》、《北京晚报》等媒体上的，后来被网络论坛转载。八年过去，早已湮没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但“陆洪坤”三个字还是被搜索到了，而且非常巧合的是，4年前，蒋利恰恰在这个页面上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通过蒋利，陆洪坤获得了蒋庆泉家的电话。电话打去，当听到老战友的声音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回忆，父亲和老战友叙旧几乎是在对着电话“大喊”，就像他们当年握着步话机通话一样。电话中，陆洪坤叫父亲“小鬼”，父亲则叫陆洪坤“小胖子”，那是两位老人50多年前的外号，也是步话机中的代号。

　　放下电话后，蒋庆泉“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个20多年没出过远门的老人当即决定，让蒋利带着自己去看老战友。这年国庆假期，父子俩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宜兴。

　　蒋利终于听到父亲亲口讲出了那段在心中深埋了50多年的历史。

　　大炮上刺刀

　　1952年底，蒋庆泉所在的23军作为轮换部队入朝。起初是布置在东海岸圆山修筑工事，防止敌人登陆。在23军驻防点的东侧不远就是仁川——美军介入朝鲜战争后最著名的登陆点。

　　12月底，23军到“三八”线接替38军防务。蒋庆泉回忆说：“跟我对口交代工作的那个步话机员一见面就说，我们是38军、万岁军！牛气啊！”蒋庆泉说，那时候我们部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和38军比一比。

　　23军同样是一支有着辉煌战史的部队。苏中七战七捷、孟良崮全歼整编74师、淮海战役活捉杜聿明……蒋庆泉掰着指头一一列举，如数家珍。这些战役，有他参加过的，也有没参加过的，但军队的荣誉感就像基因一样在每个战士的血液里传递。

　　23军进入阵地的时候，五次战役早已经打完，上甘岭战役也已经结束，朝鲜战争已进入尾声，双方在“三八”线附近进行拉锯战。

　　蒋庆泉当时在67师，阵线上有个村子叫石岘洞。石岘洞几乎就跨在“三八”线上，村北有座不高的小山，通称石岘洞北山。正是在这片区域内，爆发了朝鲜战争后期著名的石岘洞北山战役，这也是23军入朝作战后最为惨烈的战斗。

　　23军67师的对手，是美国陆军第7师。这是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一支王牌部队，有“滴漏器师”之称，意思是说它执行战斗任务像古代计时用的“滴漏器”一样准确无误。

　　这是两支久经战阵的军队的较量，注定会是场惨烈的对决。

　　其实，在石岘洞北山战役之前，67师和美军第7师已经在丁字山较量了一次。

　　丁字山是志愿军阵地的一个突出部，像楔子一样插入了美军防线。美军第7师出动重兵，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强攻，却始终无法撼动仅仅一个排驻守的志愿军阵地，最终狼狈退去。

　　67师取得了防守的胜利，却也深切体会到美军在装备和火力上的巨大优势。在此后的石岘洞北山战役中，迅速调整了战术。

　　围绕着石岘洞北山，志愿军和美军共进行了四次争夺，蒋庆泉参加了前三次，而且都是冲到了最前线。那时，他调派到201团2营5连，跟随连队冲锋。

　　“5连是201团的尖刀连，永远是主攻先锋。”蒋庆泉说，“每次冲锋前，连长先交代‘我死了，谁谁接替指挥’。连长敢去死，哪个战士不拼命？”

　　志愿军的攻击都是在晚上发动，以躲避美军强大的炮火优势。而且，对石岘洞北山的攻击是以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攻而不守。那里不像上甘岭有着险要地形和坚固的坑道，单凭步兵本就无可防守。

　　5连趁着夜色进入预定位置，然后由蒋庆泉为炮兵指示轰炸目标，进行炮火准备。随后，步兵冲锋，消灭驻守之敌，蒋庆泉指示炮火延伸，追着轰击敌兵逃路。回撤前，蒋庆泉还要再指示炮兵对反攻的敌人再来一次或几次轰击。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一线步话机员为炮兵做指引的战术，其实应该算志愿军从美军那里学来的。在二战期间，美军就将这种战术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的前线步话机员（美军称“前进观察员”）能够直接调动指挥后方的炮群乃至军舰舰炮。吴宇森在好莱坞导演的《风语者》，讲述的就是一群印第安裔美军步话机员的故事。

　　在23军入朝前，普通战士蒋庆泉才被抽调到67师通讯连，和几十名战友一起突击学习了步话机操作。他还记得那时候部队的步话机型号也不统一，有我国自己产的“五一式”，也有前苏联造的，型号记不清了，战士们都借着谐音称它“王二埋汰”，而他使用的是缴获美军的BC300型。每台步话机有正副两个步话机员。

　　蒋庆泉回忆，第一次战斗非常顺利，5连死伤了十几个人，就歼灭了上百敌人。第二次，敌人也转过味儿来，火炮打我们的冲锋线路非常准确。5连连长就牺牲在这次战斗中。不过，5连还是冲上了阵地，并且顺利撤回。

　　在回撤的路上，蒋庆泉和副手王福臣意外遭遇了两个美国兵。由于是凌晨，双方遭遇时已经近在咫尺。步话机员没有武器，美国兵也来不及开枪，挺着卡宾枪上的刺刀就扎向了蒋庆泉的肚子。

　　幸而时值严冬，蒋庆泉穿着厚厚的棉服，这一刀并没有造成致命伤害，双方倒地纠缠在一起。蒋庆泉身材瘦小，又背着沉重的步话机，根本不是人高马大的美国兵的对手。情急之中，他一口咬在了美国兵的肩上。

　　剧痛之下，美国兵松开了掐在蒋庆泉脖子上的手，枪也扔了，顺着山坡一路连滚带爬地跑了。另一个美国兵没等交手，转头就跑。王福臣追了两步没追上，转头回来，蒋庆泉捂着肚子的手上已经鲜血迸流。

　　蒋庆泉负了伤，缴获步枪一支，得了个三等功。“我是通信连第一个凭缴获立功的，这个伤值了！”回想起那一幕，蒋庆泉笑呵呵地说。

　　也因为这次负伤，让蒋庆泉差点错过了第三次石岘洞北山战斗。那是他负伤半个多月后，原本替换他到2营的步话机员临时调动，班长谷德泰看到蒋庆泉，就问了一句：“小鬼，你的伤怎么样了？”

陆洪坤（左）、洪炉（中）和蒋庆泉聚在一起。

 蒋庆泉（右）和自己的老首长黄浩。黄浩解开了他的心结。

蒋庆泉的退伍证。

　　本报记者 董少东

　　“好得差不多了，不碍事。”蒋庆泉拍拍肚子。于是，他跟着2营长到了5连。

　　第三次石岘洞北山战斗在1953年4月26日发起，同样是天黑后，5连摸黑进入了冲锋阵地。但种种异样让蒋庆泉意识到，这次的攻击不同寻常。

　　担任主攻的5连这次编成了加强连，总共150人左右。蒋庆泉、王福臣跟着营长紧随其后。营长亲自指挥冲锋，前所未有。最让他惊讶的是，炮兵部队也上来了，阵地就在石岘洞北山1公里左右。这是一个大炮直瞄平射的距离，也会使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攻击范围之内。

　　“好家伙，大炮上刺刀啊！”蒋庆泉咕哝了一句。

　　事后，蒋庆泉才了解到，这一次他们不但要攻上山，而且要固守住阵地，把石岘洞北山完全夺下来。那时候，板门店谈判已经进行到了末期，能否占领石岘洞北山，将决定最后的停火线是凸出去一块还是凹进来一块，意义非比寻常。

　　晚上8时，战斗打响。身后不远的炮群震天动地地嘶吼着，爆炸的火光让夜空亮如白昼。

　　“向我的碉堡开炮”

　　炮火准备之后，5连发起了冲锋。敌人的炮弹像冰雹一样紧随而来，山顶上的轻重机枪喷着火舌，曳光弹划出一道道亮线，在山体上织成了网。

　　5连还是冲了上去。

　　蒋庆泉说，他不知道5连的战士们是怎么冲上去的。他跟着营长到达山顶阵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刚刚地动山摇的天地间一下子安静下来，黑暗再次笼罩了一切，只有被炮火引燃的零星枯木还在烧着，显示着刚刚进行过的惨烈战斗。

　　150人的加强连只剩不到20人，蒋庆泉的副手王福臣也牺牲在冲锋之中。

　　营长查看了一下阵地，清点了人数，对蒋庆泉说：“你留在这里，坚守待援。”随后，转身走了。

　　因为这句话，蒋庆泉对这位营长耿耿于怀几十年：“就剩这么点儿人，怎么坚守？他怎么能走呢？他说的支援呢？”

　　但当时蒋庆泉没顾得上想这些，他没有任何犹豫地执行了命令。

　　步话机员的行动原则是必须与阵地指挥员在一起。蒋庆泉向战士们询问：“连长是哪个？”回答说：“牺牲了。”“排长呢？”“在那边。”一个战士指了指碉堡，重伤员都集中在那里。

　　蒋庆泉走过去，才发现那位排长也刚刚断了气。“谁是党员？”蒋庆泉喊了一声。“我是。”一个重伤在身的战士答应。

　　蒋庆泉也是党员，在所有的干部牺牲后，他这个唯一没有负伤的党员成了阵地的指挥员。

　　蒋庆泉指挥战士们在战壕中找好位置，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

　　23时，敌人的反扑开始了，炮火再次笼罩了石岘洞北山。

　　“美军那炮打得……唉，那时咱们真是比不了。”蒋庆泉说。

　　朝鲜战争在西方军事研究者的眼中，历来被看做“火炮战争”，双方都极为倚重并充分发挥了火炮的作用，美军的装备优势显露无遗。这是一场不对等的“火炮战争”。

　　志愿军炮火准备5分钟、10分钟常见，美军上来就能打上半个小时，而且全是饱和攻击，炮弹的炸响连成一片，仿佛从头至尾就是一声“轰——”以至于蒋庆泉说，他回忆被美军炮轰的画面很奇怪，就像一部无声电影，到处都是光点闪烁，就是没有爆炸声。

　　在双方交替争夺的几个月里，整个石岘洞北山已经被炮火犁了不知多少遍，所谓的战壕早已经被炸平或填平，战士们的掩体就是一个个炮坑，借以躲过横飞的弹片。或者就把敌人乃至战友的尸体堆成垛，趴在上面射击。

　　那个碉堡是阵地上最“安全”的角落，战士们将它留给了几位重伤员和蒋庆泉的步话机。

　　蒋庆泉一直在对着步话机呼叫着炮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眼看要冲上阵地，他抄起枪往外冲，却被身旁的伤员抱住了腿，一下子扑倒在地。那位战士告诉他：“有你在才有我们，快叫大炮打呀！”

　　石岘洞北山各处位置、敌人运动的通道等等早已标定，蒋庆泉向炮兵报告着射击目标。炮弹像长了眼睛，四处开花，敌人一次次的进攻被打退了。

　　到27日晚，负责接应的4连上来了。在敌人不间断的炮火覆盖下，他们付出了比5连更惨重的代价。到达阵地的只有4连长和几个战士。4连长找到蒋庆泉，告诉他说：“我还要到别的阵地上去，你们再坚持一下，6连很快就上来。”

　　4连长走了，6连却始终没有上来。石岘洞北山上能够继续战斗的战士不到10个人了。

　　28日，美军的攻击更加凶猛，蒋庆泉呼叫来的炮火并没能完全压制住他们的进攻。美军的步兵已经逼近到可以看清对方眉眼的距离。

　　“就看着战友扑通扑通地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蒋庆泉说，那个拦着他不让他出碉堡的战士守在碉堡口，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着血。

　　仅存的几位战士也退到了碉堡之内，出入口被敌人密集的近射火力封死了，战士们露不了头，一个接一个地往外甩着手榴弹。

　　蒋庆泉仍在呼喊着炮火：“10米，开炮，不要管我！”

　　“向我的碉堡开炮！”

　　然而，这一次，炮火并没有像他要求那样到来。倒是美军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命中了碉堡，步话机被炸坏了。紧接着一颗瓦斯弹扔了进来，瞬间白烟滚滚，蒋庆泉昏了过去。

　　“为什么不开炮？”这成了蒋庆泉此后五十多年无法释怀的一个心结。

　　蒋庆泉叙述到这个情节的时候，记者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那时开炮了，您在碉堡中，是不是也可能炸不到？”

　　对一个被埋没多年的老英雄来说，这个问题明显带有怀疑色彩。在确定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呼叫炮火轰击，和主动要求与敌同归于尽是不能等量齐观的。记者也犹豫很久寻找措辞，但问出的问题还是非常直白，很担心蒋庆泉会觉得被冒犯。

　　蒋庆泉愣了一下，说：“这我还真不知道。那时候打急眼了，管什么死活？从那天上了阵地，我就没想能活着下去。”

　　随后，他又想了想，很明显不是在考虑他的回答会不会影响到英雄的成色，而是很认真地在思考记者的问题：“恐怕还是能炸死我。那个碉堡是个小山洞改的，被炸了好多次，好多地方都已经炸透了，就用石头堵着。要不是有步话机挡着，美军的那个火箭弹就炸死我了。”

　　“死是我的光荣。”蒋庆泉说。

　　战俘营的三个月

　　蒋庆泉被脑门和后背传来的剧痛疼醒了。他发现自己被人拽着双脚往山下拖，是美军！挣扎了一下，随即招来凶狠的一击，又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蒋庆泉已经被扔在了一辆卡车上。自己的脑门不知何时被弹片击中了，鲜血糊了一脸。肚子上的伤口也迸开了，撕心裂肺地疼着。

　　蒋庆泉被俘了。一同被俘的有十来个人，不单来自他们坚守的石岘洞北山主峰，还有邻近的阵地。蒋庆泉被单独提了出来。

　　“可能他们觉得我是个干部吧。”蒋庆泉推测。那时候，志愿军战士基本都是光头，以方便在受伤时包扎，只有机关干部留着头发。步话机员也“享受”了这个待遇。他的肩头还贴着步话机的半截皮带，已经烧焦了，看上去像文件包或者短枪的皮带。

　　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今首尔）的医院，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

　　“美国的大夫治好了我的伤，护士照顾我吃喝拉撒也尽心尽责，一点不嫌埋汰。我就觉得啊，哪里都有好人。”蒋庆泉说，“那些天吃得也好，面包牛奶鸡蛋，有时还给冰激凌。”

　　一天，一个中国翻译陪着一个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先是问蒋庆泉：“联军待你怎么样？”蒋庆泉也老实不客气地说：“不错啊，天天这样就好了。”

　　翻译随后告诉蒋庆泉，按照联军的政策，他有三条路可选，去日本，去台湾，回大陆。翻译建议他去日本，那里可以给他学习的机会，将来能找到好工作。

　　蒋庆泉说他要回大陆，翻译威胁他：“共产党最痛恨俘虏，回去会被枪毙。”

　　“就是剐了我，我也得回家！”蒋庆泉说他当时这样回应对方。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要在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字样的威胁，以强行令其就范。

　　“我就把胳膊一伸，说，要刺可以，这两条胳膊你砍去，你随便刺！”

　　字最终没有刺成，蒋庆泉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那里全是坚决要求回国的“死硬分子”，一些战友的胳膊上真的被刺上了字，他们就用石块生生把那块皮肤磨烂。

　　1953年8月的一天，蒋庆泉和部分坚持回国的战友突然被带出战俘营，押上了一艘登陆舰，被关进了铁笼。他们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处决。

　　实际上，朝鲜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中朝军队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蒋庆泉回忆，在交换战俘的现场，大伙儿像“炸了锅一样地哭”，祖国的同志过来了，递给每个战士一盒大中华烟。他把上身的囚衣和鞋子都脱下来，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在管理处的一年时间里，蒋庆泉与另外15名战士分在同一个班。在他的印象中，每天的生活就是学习政策、写材料，说清自己被俘后的所有经历。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战俘是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无论有什么样的原因，被俘也几乎会被看做一名战士的“污点”。

　　即便是蒋庆泉本人，也为曾经被俘而深感羞愧。唯一能够让他感到宽慰的是，部队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军籍。“就算在战俘营里，我的党龄和军龄也一天都没少。部队相信我没有叛变。”蒋庆泉说。

　　一年后，蒋庆泉复员。从锦州到大岭村不到十公里的路程，他徒步往回走，一直磨蹭到天黑才进了村子，回到了早已空无一人的老屋。

　　“我那时候觉得没脸见人。”蒋庆泉说，“别人复员回来都是英雄，我呢？战俘！憋屈啊！”

　　半个多世纪，蒋庆泉被“战俘”两个字压得抬不起头来。他选择沉默，隐匿起这份负累，也隐匿起自己的英勇，甚至从军的经历。连老伴和儿女都不知道他去过朝鲜战场。“文革”爆发后，这种隐匿多了自我保护的成分：“那么多战功赫赫的将军都被打倒了，更何况我这个‘战俘’。”他也的确平安度过了“文革”。

　　蒋庆泉成了大岭村最不起眼的普通农民。村里人知道他当过兵，却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务农的日子里，村里一些复员回乡的老兵常聚在一起聊当年的战斗。有人套蒋庆泉的话，他就说：“我没打过多少仗，就会唱歌。”他唱的都是战士间流传的小调：“笑嘻嘻，乐洋洋，都说济南府打得真漂亮，守城的蒋匪全交枪，十万人马都打光……”村民们听着新鲜，话题掩了过去。

　　上世纪60年代，《英雄儿女》上映，大岭村也来了放映队。蒋庆泉带着儿女去看，看到王成“向我开炮”的段落，他仿佛看到了自己。

　　蒋庆泉说，那天晚上，他大哭了一场。看看坐在旁边的老伴，补充了一句：“她和闺女儿子都不知道，我用被子捂着头，一点儿声都没出。”

　　说这话时的老人，神态居然有几分顽皮得意。那份压抑哭声的“憋屈”，在半个世纪后被老人当成了一个轻松的谈资。

　　重活一回人

　　2008年，蒋庆泉到江苏宜兴找到陆洪坤，他终于可以问出那个埋在心底半个多世纪的问题：“为什么不开炮？”

　　陆洪坤给出的解释是，当时炮兵没有炮弹了。蒋庆泉起初并不能接受：“仗打得那么激烈，怎么能没炮弹呢？一发就够啊！”

　　从江苏回来，蒋庆泉嘱咐儿子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2009年，他让儿子带自己去了一趟丹东。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岘洞北山战斗展台，蒋庆泉看到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气，一定要把照片撕下来。蒋利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架了出去。

　　蒋庆泉心里的那场战争还没有停止。

　　直到2010年，蒋利的电子邮箱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者是一位叫山旭的记者。时值抗美援朝60周年，山旭正在准备相关的报道，非常偶然地找到了蒋利六年前留下的联系方式。电话号码已经是空号，他只能用电子邮箱碰碰运气。

　　当天晚上，山旭得到了蒋利的回复。此前，山旭已经辗转联系到了洪炉，听他讲述过寻找蒋庆泉的故事。山旭马上赶到洪炉家，告诉他：“蒋庆泉找到了！”

　　洪炉和蒋庆泉虽然都是23军老兵，却并不相识。两位老人的人生交集已经半个多世纪，却从未谋面。

　　两天后，山旭开车带着洪炉来到大岭村，两位老人长谈了近10个小时。

　　山旭的报道在不久后发表，各路媒体随后跟进，蒋庆泉以英雄的形象重回社会视野。

　　蒋庆泉心里纠葛了半个多世纪的结也解开了。在媒体的帮助下，他前往南京，见到了当年的201团副团长、后来曾任23军军长的黄浩。

　　黄浩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兵。在2003年出版的回忆录《烽火忆当年》中，黄浩忆及石岘洞北山战役，写道：“于树昌与蒋庆泉的事迹相同，被宣传出去了。而最早被发现的英雄蒋庆泉，却被埋没了。连他的名字都被忘记了，我为此深感遗憾。”

　　对蒋庆泉一直不能释怀的“为什么不开炮”，黄浩告诉他，确实是炮弹供应出了问题。当时战斗已经进行了两天，弹药消耗惊人，志愿军根本打不起和美军的长时间炮战。

　　蒋庆泉追问后续的支援，为什么4连上去之后，6连没有跟上？黄浩说：“是我让6连撤下来的。6连当时打得只剩5个人了。为了支援你们，牺牲了5个连长。”

　　至此，蒋庆泉的心结完全解开了。他曾经深恨自己没能死于战场，那是因为英雄的身份被“战俘”完全遮蔽。他终于将这一切释怀，因为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活着是最大的幸福。

　　也是在2010年，在洪炉的邀请下，蒋庆泉第一次参加了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那次聚会，蒋庆泉记下了让他感动不已的一幕。

　　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出蒋庆泉的故事时，台下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那是当年志愿军的一位兵团级首长。身旁的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将军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老将军被搀扶上台。他颤颤巍巍地握住蒋庆泉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

　　提起这一幕，蒋庆泉的声音带着颤抖：“这一天来得不晚，让我重活一回人，在人前当个光明磊落的人。”

　　英雄得到确认，蒋庆泉并没有抱怨五十多年的“憋屈”。他告诉记者：“我是军人，是党员，不能忘本。”

　　蒋庆泉的军旅生涯，其实是从国民党军队里开始的。1948年春节刚过，为了能吃上饭，20岁的蒋庆泉跟着堂兄蒋庆云加入了国民党部队。后来，辽沈战役打响，他们随着大部队坐船向南溃败，一路逃到长江边。

　　看到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蒋庆泉开了小差，准备逃回老家。几天后，他看见一队解放军在烧火做饭。饿极了的蒋庆泉喊了一句，“老总赏碗饭吃吧。”结果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挥着手招呼他，“过来过来，吃饭管够！”

　　蒋庆泉就这样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给他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部队里“吃饭、洗脚都是任务”，每天必须完成。他自幼失去双亲，是爷爷奶奶拉扯大的。在他的印象里，只有最亲的人才会提醒他吃饭，要求他每天洗脚。

　　“那时候国民党军什么样？我的那个连长，从东北一路逃一路捞，每到一地还要找个小老婆。”

　　蒋庆泉没上过学，大字不识，参加了解放军，部队在战斗间隙教他读书写字。现在他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写古体诗，还能认得不少拉丁字母，全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他在解放军中立过功，入了党。“我的一切都是部队给的。”蒋庆泉说。

　　1990年，蒋庆泉的事迹还不为人所知，堂兄蒋庆云从台湾回乡探亲，给他带了一个金戒指和一套西装。看到他有些寒酸清苦的生活，蒋庆云说：“当年你逃跑我要是拦着就好了。”

　　蒋庆泉却说他不后悔，儿女孝顺，衣食无忧，这样的日子挺好。“其实我哥在台湾也不是有钱人，他的日子比我现在也没好到哪里去。”

　　蒋庆泉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他现在每个月有900元的补助，“在农村够生活了。”民政部门为他办理了医保，看病基本不用花钱。因为在战争年代受过损伤，他有一只眼睛一直看不清东西。前两年病情严重，几近失明。锦州最好的医院为他免费手术，彻底治好了眼疾。

　　英雄的身份公开后，蒋庆泉成了知名人物，经常有部队、政府机关、民间组织邀请他去各地作报告。在给记者展示照片的时候，他津津乐道自己曾经去过的地方，比讲起自己的战斗故事要绘声绘色得多。

　　蒋庆泉说，有机会他真想去趟美国，想见见那个扎了他一刀、被他咬了一口的美国兵，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我就想告诉他，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