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前，当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家曾搬到东京居住。当时这座城市如同一只巨大的凤凰，正拖着憔悴和瘦骨嶙峋的身体从战争的灰烬中站起来。那时的我是来自蒙大拿州小城波尔森的一个少年，所见过的世面没有超出波尔森北面的卡丽斯佩尔和南面的米苏拉。

　　我的母亲和我们六个兄弟姐妹被安置在一处漂亮的住处中，住所配有五个佣人和包含一座日式花园及一个篮球架——这一点十分奇怪——的后院。这所房子位于御茶水区，那里住着对战争负有责任的富人和权力精英。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军对穷人和无辜百姓居住区展开了可怕的轰炸，而御茶水区毫发无损。不过，这种讽刺是当时16岁的我所无法体会的。

　　我们的家搬到东京，是因为我的父亲得到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担任检察官的工作。在1945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后，这个法庭从1946年5月3日起开始运转。审判的目的实际上是惩罚挑起战争的日本领导人，并确立依照国际法将侵略战争列为非法罪行的基本原则——以期阻止未来的冲突。作为蒙大拿州莱克县的县检察官，家父所经手的诉讼案曾累积了创纪录的有罪判决率。他在1946年寻求以民主党人身份竞选连任，但败给了一位退伍军人。于是家父申请效力于战争罪审判活动，后经人推荐，他获得了东京的职位。

　　未被起诉的罪行

　　在东京审判期间，家父很少谈起这场审判。从1948年11月审判结束算起，在他随后42年的生命里，我从未听他说过关于这场审判的只言片语。在这4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国务院的一名外交人员。

　　我用了过去两年时间去阅读、研究和思考东京战争罪审判。我欣慰地搞清楚了为什么家父在参与这项艰苦但却富有成果的事业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沉默。与此同时，我发现审判本身存在公然的偏向和明显的不公——对某些残忍的罪行只字不提、没有传召相关证人以及拒绝讨论涉及美国不当行为的问题。

　　这种偏向始于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的开庭陈述：他指责日本领导人早在1928年就罪恶地策划了邪恶的征服计划，其目的是主宰东亚并最终主宰全世界。换句话说，基南把复杂而又微妙的日本历史简化成了一出道德剧。当时美国的知名历史学家约翰·多尔称基南的论调是“愚蠢的”，并撰文说“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会支持这种论调”。

　　这并不意味着日本领导人是无辜的；相反，他们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他们的罪行包括在1937年并吞满洲（中国东北），在1937年开始了对中国的战争，以及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和菲律宾。让我感到诧异的是，除了在开庭陈述中的一面之词外，美国公诉团并没有张开足够大的法网，未能揭露许多可怕的战争罪证，并且拒绝听取某些关键证人的证词。

　　例如，没有就在朝鲜和中国台湾明显侵犯殖民地居民人权的行为，或是在菲律宾和缅甸等占领区对居民平民犯下的罪行对日本领导人提出指控。没有就1937年至1938年间发生在中国南京大屠杀中不分青红皂白轰炸无辜的非军事人员一事提出指控。为什么不呢？

　　美国险恶的私心

　　答案是复杂的。尽管杜鲁门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1945年7月的波兹坦会议上共同授权成立军事法庭，但法庭很快被美国完全掌控。通过与基南合作，麦克阿瑟将军授意哪些罪行将被提交到法庭上，哪些则不被提交。也就是说，他们忽略掉了那些可能会让被告用来对美国或其盟国所犯下的的战争罪行提出反诉的行为。

　　最令人发指的例子也许是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犯下的罪行。这支日军部队用细菌试剂在大约3000个活人——主要是战俘——身上进行试验，以此研制生物武器。活人被注射致命的炭疽病原体或氰化物以进行效力和剂量测试。一些受试者死于试验，而其他人虽然活下来，但却出现了可怕的后遗症。即使是那些活下来的人往往也会被杀死，以研究那些化学试剂对内脏器官和组织的影响。

　　然而731部队的司令官石井四郎却得到了赦免，交换条件是交出在那些试验中所获得的技术和科学信息。这么做有助于保护公诉团不会遭到对美国战争罪的反诉。这场审判中最令人尊敬的法官、荷兰的贝尔特·罗林后来在1994年撰文道，当他“熟悉东京的公诉团出于十分阴险的理由故意从法庭上撤走了重要证据”时，他对731部队及其审判中所处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没有被提交法庭的最广为人知的暴行涉及被委婉地称为“慰安妇”的受害者们。墨尔本拉特罗贝大学的学者尼古拉·亨利写道：“作为这场审判遗留问题的一部分，当时围绕战时强奸的沉默如今必须铭记，而作为这种沉默的受害者，这些二战的沉默证人必须得到认可。”

韩国慰安妇题材电影《鬼乡》剧照

　　这场审判中最明目张胆的疏忽是没有对日本领导人在空袭中滥杀无辜中国平民的行径提起诉讼。显然日本的行为是违反《海牙公约》的战争罪行。通过不在这个问题上起诉日本人，美国对广岛、长崎和其他64个城市的轰炸没有遭到诉讼。

　　一种无奈的沉默

　　然而东京的审判的最大谎言是美国的清白。它证明了一种以意图纯正来掩盖军事行动的野蛮结果的文化、一种助长深深扎根于美国历史中有毒的例外主义和正人君子文化。本质上，这是一种私刑文化：清白催生正义，正义催生傲慢，傲慢催生冷酷。这依然是美国今天的战争文化。

　　这与家父有什么关系呢？他陷入了一个极其怪异的困局。一方面，他是一个坚定的诚实之士，深信如果国际法要得到遵从并能有效地阻止未来的战争，就必须被公正地运用。在这一法律下，无论种族、宗教和国籍，人类的生命具有平等的价值。他是一个极其无私和慷慨之人，深信应当帮助比自己更穷的人。

　　但是倘若他仗义执言，指出被告被剥夺了公正受审的基本权利，那么他无疑会引来各方的攻击。他会愿意这样吗？他是一个忠诚的国家公务员、一个爱国者、一个虔诚的新政拥护者、一个官僚系统的幸存者和一个景仰权威的人，他的内心拥有虔诚天主教徒对丑闻的厌恶。

　　于是，他并没有试图对事实进行随心所欲的摆布，掩盖起丑陋的部分，或是用常见的政治偏袒和爱国来娱乐我们。他选择了沉默。

　　（本文原载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 网站，《参考消息》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