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吴海生称，吴友生并未为自己申请过低保，吴海生前妻陶芳年没低保，他们向村干部提出要求未果，在场的吴友生说“要举报”

金社乡金渡村村部

与金渡村相邻的枫冲村公示今年低保名单，其中有些家庭仍未“整户保”

　　安徽枞阳县金社乡金渡村村部位于320省道边，5月下旬，这栋白色的小楼外墙贴上了“此房危房严禁靠近”的字样。

    5月16日上午10时许，金渡村村民吴友生拎着一个黑包走进金渡村村部，村委会主任吴有生、村委吴才来等4名村支“两委”成员在商议殡葬改革相关事宜。吴才来看到吴友生所拎黑包的一端冒出火星，约两秒钟后，爆炸发生。当日，村民吴友生和村主任吴有生身亡，其他3名村干部受伤。

    事发后曾有吴友生“申请低保未果”而实施爆炸的说法，当地政府曾通报案发原因，吴友生被同村村民吴三把打伤，因索要赔偿过高未调解成功，他认为村干部处理不公进行报复。

    吴友生并未为自己申请过低保。其兄吴海生称，前妻陶芳年没低保，去年腊月十九（一说为腊月十八）晚，他们向来家里的管片村干部吴王平提出但对方未允应，在场的吴友生说“要举报”。吴海生出示的据称是吴友生给其儿子的信中，吴友生叙述其被打经过时写道，“打我的经过，腊月十八我说村干部有钱人吃地宝（低保）无钱人不吃地宝（低保）不是为我自己要地宝（低保）我是大包（打抱）不平，我要到县省告你，为众中（众人）出一口气。果而腊月20日就打倒……”（括号内容及标点符号为记者注释）

    去年腊月二十晚，吴友生被吴三把打伤，其家人称，吴友生说“举报”低保遭报复，吴三把曾承认是“村干部指使”，他们后来寻求被打赔偿及找出打人主谋，“这两个一个都没解决”。不过“村干部指使”说法遭到相关各方否认。

    但在金渡村及其周边村庄，倾向于相信爆炸与低保有关的村民也不乏其人。“就算这（爆炸）不是因为低保，低保也有问题。”一位村民说。

    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金渡村2013年的低保户中，超过半数低保户是违规“并户”而成，并户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引发矛盾，不符合条件的离任村干部吃低保的情形也让村民感到“不公”。这背后，既有村民对低保的心态、村干部工作的走形，也有简洁的顶层设计遭遇复杂的农村现状后的困境。

    半数“低保户”为“并户”而成

    多年前吴海生因车祸双腿致残。2009年，他和陶芳年离婚，四个女儿中两个已独立生活，小女儿吴华（化名）被判给吴海生，二女儿和陶芳年在一起。俩人离婚后仍在同一个院内生活。

    5月17日，陶芳年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离婚后她和吴海生分户。她曾申请低保，村里的意思，她和吴海生这“两家”，共有两个低保名额，陶芳年享受低保，吴华就会被取消。低保给谁让他们自己协商。2013年，吴海生和吴华两人享有低保。

    当地政府5月17日向北青报记者解释，陶芳年2013年不能享受低保，是因为她与其二女儿同时外出务工。依据《枞阳县城乡低保操作规程》和枞阳县民政局枞民字（2014）32号《关于2014年城乡低保动态管理通知》精神，2014年陶芳年因未外出务工，经村民代表评议，她享受一个B类低保，正在公示阶段。

    北青报记者发现，依上述回应，陶芳年户下只有她一人享受低保。另据金社乡政府提供的资料，2013年，享受A类低保的吴海生是单独编户，其女吴华享受C类低保，却和同村一位张姓村民编在同一户名下，户主为该张姓村民，享受C类低保。

    不同家庭的人编在同一户名下，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低保，被称为“并户”。金社乡政府资料显示，2013年金渡村通过“并户”申请低保者众——

    该村享受低保的村民有62户共计151人，其中13户的保障成员为1人，其他49户的保障成员从2人到5人不等。据北青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这49户保障成员中，超过半数的“低保户”是由不同家庭的人“并”成。许多享受低保的“四口之家”，保障成员来自四个家庭。粗略计算，有成员享受低保的家庭接近100户。

    所谓“低保户”，事实上成为“低保人”。

    民政部门对低保申请对象的要求，是“以家庭为单位”，不允许“按人施保”。枞阳县民政局2013年3月份印发的《关于2013年农村低保动态管理工作的通知》也对“并户”、“按人施保”等现象进行了纠正——“坚决纠正‘拆户’、’并户’现象，解决‘平均分配，按人施保’，他人代领低保或者存入集体户二次分配的现象。”

    “我们得保证低保钱直接到村民手上，”安庆市民政局要求匿名的工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并户”可能引发低保资金的二次分配等许多问题。

    “并户”引发的矛盾已然存在，且不限于金渡村。有村民称，“户主”取出低保钱后，有时会经由村干部发给其他低保人，此过程中会被有些村干部“截留”；还有一些“户主”本就不符合低保条件，只是和某些村干部关系好，他们“拿到钱会分给村干部”。

    “谁的低保多少钱，老百姓都知道，干部不至于这样。”金渡村一位村委会成员否认存在上述情况，称“并户”只是为了方便管理。

    还有村子的村委提到，“并户”是因为村里的低保户数量太多也不行。不过这种说法被安徽省各级民政工作人员否认，他们称低保原则是“应保尽保”，没有名额限制。

    另外一个村庄的村委会成员王谋（化名）提到“并户”的原因之一是，实际工作中“按户施保”的问题较多，但“按人施保”不符合政策，“并户”是种变通。

    “保人”还是“保户”？

    “一家有一个人得了癌症，花销特别大，但另外两个成员好好的，该把他们全部都保起来吗？”上述金渡村村委会成员反问北青报记者。王谋的态度也是如此——村里特别困难的家庭是少数，更多的村民在低保标准线上下徘徊，差别不是太大，但低保金却越来越高。“一家三四个，另一家一个没有，吃低保的比不吃低保的过得还好，老百姓肯定反对。”

    “你要是发现有单独保个人的，可以去反映。”6月5日，北青报记者以市民身份咨询安徽省民政厅负责低保工作的工作人员时，对方表示“不允许按人施保”，“国家要求分类施保，以前低保家庭被划在哪档，全家都得在这个档次，从去年起，工作做了精细化管理，一个家庭的保障成员可以有ABC不同的档次，但按人施保还是不允许。”

    该工作人员称，享受低保后反倒比不享受低保的人生活条件好，这种情况不会太多，因为“低保线不会太高，补助也不会太高。”

    不过“按户施保”的困境和“按人施保”的现实需求，枞阳县民政部门官员和上述安庆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均表示出理解。

    安庆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称，城市低保实行的是“补差”，将困难家庭的收入补齐到低保线以上，但是农村低保是按档次，有些家庭收入在低保线以下，但若“整户保”的话，即便是按最低的档次，其收入也会超过低保线，那不是低保工作的本意。“所以农村就会保一两个人，给他们补齐到低保线。”

    该工作人员介绍，农村之所以无法“补差”而采用“就近”分档，是因为农民收入难以精确统计。“两家就算是同样的地，都种早稻或者晚稻，长势就算一样，可收割早晚也对收成有影响，就算一起收割，卖得早晚也有影响。”他说，他们对城镇居民中实行“整户施保”，但对于农村“国家的顶层设计并没有明确表态”，“只说应保尽保，所以各地出现保一个的情况也很正常。”

    上述工作人员对“按人施保”的现象予以宽容，但却反对“并户”。“一户保一个，钱还能直接到老百姓手里，并户就不行了”，“我们得保证低保钱直接到村民手上”。

    枞阳县民政局主管低保工作的官员认为，低保的“含金量”在逐年提高。枞阳县2008年低保每人每月120元，5口之家才600元 。大家都不在意。经过2012年、2013年大幅提高，去年A类低保达到1740元／年，今年还会应上级要求继续提高。此外，低保还和廉租房等优惠政策挂钩。很多村民都很看重低保名额。

    据北青报记者了解，曾有基层民政工作人员向上级民政部门写申请，希望“减缓低保金的增幅”，认为在有的地方，低保金的涨速比农民收入的提高快了点。

    据公开资料，安徽省根据“十二五居民收入倍增规划”，要求城乡低保也要有相应增加。北青报记者以市民身份向安徽省民政厅工作人员咨询时，对方否认低保增速过快。称按照国家要求，安徽省低保金是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对“十二五居民收入倍增规划”的要求也担心太高或太低，实际工作中有微调。他表示，安徽省城乡低保标准和补差倍增计划已经于2013年底提前完成，“和2011年比已经翻番了。”

    “市里比县里的压力小，县比乡里的压力小，”枞阳县民政部门官员5月底受访时说，严格“按户施保”的话，基层工作没法做。北青报记者发现，正在部分村庄公示的2014年低保名额中，也有“保人”的情况，若报到县里会怎么办？该官员表示，“可能会睁只眼闭只眼吧。”

    无奈和走形

    村干部的诉苦中，村民的心态也耐人寻味。

    王谋说，有的家庭虽然超过低保线，但还是很困难。孩子上学花销特别大，家里有病人，出院后还需要补充营养，如果不照顾的话都会引发矛盾。另有当地人士称，有的不满则是因为村民对低保的认识，“没觉得吃低保‘不好听’，觉得是国家给的福利，为什么我没有。”

    上述金渡村一村委称，“一碗水端平”实在太难，将家境好转的一位村民取消低保后，被骂了4天。村民多少都有些困难，对于有些人，会给个低保“从思想上安抚一下，最多也不会超过1000元钱。”他说，享受低保者都有“原因”，原来生病但是好转后没退出来的情况可能存在，但是家里有楼房有汽车还吃低保的，“没有！”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部分印证了上述情况，但若把低保产生的矛盾皆归结为政策掣肘和村民的认识，也有不妥。

    据北青报记者调查，金渡村爆炸案中受伤的某位村干部的哥哥和弟弟，2013年均享有低保。其弟弟在外打工，两个女儿也在读书，弟弟身体不好，一些村民表示出了理解。但他的哥哥身体不错，其儿子、儿媳、女儿均在外打工，在村民看来，日子“好得很”。

    另一单身村民享有低保，被村民认为其哥哥与“村干部关系好”，因为家里兄弟多，在所属片区有影响，能支持村里的工作，包括选举。不过这种说法被该村民哥哥否认，称低保是因家庭困难。

    离任村干部享受低保也引发村民不满。北青报记者发现，金渡村一家有房有车的家庭也有人享受低保，该“低保户”说，父亲生前是离任村干部，低保是作为离任村干部的补贴。去年3月该村干部去世，其家人被照顾了一年低保。该村另有3位在世的离任村干部也享受低保。

    据公开消息，枞阳县根据村干部离任时的岗位和年限发放津贴补助。补助标准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资金由所在乡镇、村两级按一定比例共同负担。

    “我也不好意思，”另一位享受低保的离任村干部告诉北青报记者，几年前有政策要对离任村干部补贴，但乡财政没有钱，就给了他一个低保名额。曾有人提出过老干部吃低保的问题，但有人说“县里有文件”。

    “县里有文件”的说法遭到枞阳县民政部门官员否认，他称是“个别”情况。1984年之前退下来的村干部，一直没有任何补偿，县里曾允许同等条件下优先给困难离任村干部低保，可能有的没把握好“同等条件”这个“度”。

    枞阳县民政局2013年3月份印发的《关于2013年农村低保动态管理工作的通知》，“对违规纳入农村低保的原村干部要及时整改。” “优亲厚友、干部亲属违规‘吃低保’的现象”也被要求纠正。上述枞阳县民政部门官员称，现任干部及其亲属确实有经济困难需要享受低保的，需要到县民政部门备案。

    北青报记者发现，5月27日之前，金社乡已公示或正在评议的部分村庄享受低保人数，较2013年的最终低保人数大幅下降：长溪村从去年的151人减至不足百人；金渡村从去年的151人减至90多人，枫冲村从去年的124人减少至80余人，鳌山村从去年的73人减少到不足40人……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说是没钱……钱少就少发一些吧，多给几户，要不工作更难做。”一位村委会成员告诉北青报记者。

    不过枞阳县民政部门官员5月底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称，低保人数下降属于正常的“动态管理”，去年全县减少了近1000人，2014年预计会减少4000人左右，减少者主要是低保线边缘人群。

    被指系首次“村民评议”

    无论是政策原因还是村民、村干部个人因素，“有钱人吃低保，穷人没低保”，已成为许多村民的看法。但对于2014年的低保评选，许多村民表示“比较公平”。金渡村某组小组长李文（化名）说，“绝大部分让人信服”。

    金渡村有4000多口人，分5个片区、32个小组，李文作为村民代表参加了评议。他回忆，金渡村参加村民评议有30多位村民代表，进入村部会议室都先登记姓名，对低保名单上的人，认为符合条件的画钩，不符合的画叉，评议不记名。评议开始前，一位村干部还特别强调，今年和往年不一样，“不合条件的绝对不能给”。

    在金渡村众多村民的印象里，以前谁享受低保都是“村干部说了算”。分布于三个片区的5位小组长向北青报记者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村民评议，以前也没听说哪个村民小组长去参加，“没看到公示”。

    “往年也有村民评议，范围没那么大，”上述枞阳县民政部门官员称，依规定，参与评议的村民代表人数至少是村支“两委”人数的两倍，金渡村的情况需要至少9名代表，“可能他们随意找了9个人”。而今年各个村的民主评议都是“扩大”会议，低保对象的“三级公示”中，末端的公示也将变为“常年公示”。

    2014年县里对各村村民评选环节的重视，有村委称是因为“其他村”的村民去举报。对此，枞阳县民政部门官员承认和群众的反映有一定关系，但群众的问题限于“（家庭）情况差不多，别人有低保，他们没有。”

    金渡村村民的抱怨，也不仅仅是往年的低保，个别村干部遭到尤为强烈的质疑。北青报记者问一些村民，遭质疑的村干部已连任几届，既然民众不满意为何还能接连当选？有村民称其是“混混”，惧怕对方“有势力”，有人答“选谁不是选，干嘛得罪他”。

    也有当地人士没有特指地提供了村民代表评议中出现的另外一个侧面：村民在外务工挣钱，与己无关的事情没有积极性，有时要组织村民代表开会，还得允诺管饭或者给包烟。

    吴友生的大嫂陶芳年也在2014年金渡村低保名单中，她和其他人在今年4月份接受村民代表评议时，吴友生正在为自己被打伤讨说法。

    吴友生的妻子吴小五（音）说，打架双方及被指指使的村干部曾到村部协商，未果。吴小五还陪吴友生先后到安庆市政府、枞阳县政府上访。诉求包括3万元的赔偿、惩罚指使打人的主谋，但“这两个一个都没有解决。”金社乡派出所所长吴友忠称，经调查，没有证据证明村干部指使打人。

    吴小五说，吴三把被鉴定为“精神病”，他们认为这是村干部找人“作假”。吴友生感觉“没处说理”，在家整日躺着，头疼，也没法干活。吴友生还和她闹离婚，暴躁时说“把你踢出去”，“他从120多斤瘦到八九十斤”。

    吴海生说，5月5日左右，吴友生去常州处理在那里打工时购置的物品，还托自己将病历等物品转交给吴友生的儿子。事后从这些物品中的信件中得知，吴友生那时已有搏命之意。“领导我不甘心，地方上有权有事（势）有钱就买到一切，我把老伯信（帮老百姓）除掉四害和他们同归如进（于尽），有高级领导来查才有真相大白，吴三把在我家说是村干部叫我打你……”

    5月16日当天，村民老吴看到吴友生先是骑着电动车出去，折返后又拎着一个黑色的包急匆匆地走过去。没多久，老吴听到爆炸声。

    文并摄/本报记者  高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