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记者 孙强 文/图

　　无论是个头、相貌、神态，72岁的胡德平都很像父亲胡耀邦。近年来，胡德平在工作之余，致力于挖掘史料，探寻胡耀邦的精神世界。他写下了一组主题为“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的文章，研究“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直至整个八十年代”，“尤其是当他的心路思绪已尽，无路可走原地打转时，他是怎样在荒原上迈出的第一步”。

　　2014年8月，在西安出席《1965：耀邦早春行》出版座谈会期间，胡德平先生接受了华商报记者专访。他说，胡耀邦视察陕南安康地区距今已有四十九年了，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段时光，它静静地向远方流去，仍有生命，并告诉后人，它曾淹没了什么，又把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化为航标或路灯，或许可以警示后人，应该怎样走一个人的生命之路。

　　一大早，张孔明就忙活起来，他推掉了其他杂事，准备去机场接机。

　　这是8月8日，连续多天高温，刚降了一场小雨，使人神清气爽。下午，《1965：耀邦早春行》出版座谈会就要在西安召开了。

　　张孔明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三编辑室副主任，他要去接的北京贵客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临近出发，他却接到一个电话，称“不用来接”。张孔明一时无措，中午饭总得吃吧。对方说“不用管”，只是详细询问下午开会的地点和时间，说，“两点半，准时到。”

　　果然。胡德平准时与会，座谈会结束即走，主办方留吃晚餐，他笑着婉谢了。

　　这是胡德平的风格。或许由此也能看出其父胡耀邦的遗风。

　　《1965：耀邦早春行》以实录的方式重现了1965年2月6日至13日，时任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整整八天时间里走访七个县的情景与讲话。走到哪，不管路途多长，一到目的地，先不进招待所，也暂且不听汇报，甚至也不要当地干部陪同，而是端直去基层自己了解情况。大多数情况，胡耀邦并不亮明身份，只要求“找支书一名、会计一名、贫下中农一名”，大伙一起聊聊现状，敞开了谈，以此发现问题。

　　胡德平熟悉父亲的作风。多年前，胡耀邦对子女们说过，“有什么社情民意，都可以向我反映，我来办”。这是胡家的传统。

　　在来参加座谈会的前几天，胡德平又一次“认真读完”了《1965：耀邦早春行》，并写下了近1.5万字的读后感。华商报记者注意到，在厚厚一沓《读后感》上，胡德平用括号细心标注着原文引述的页码，还有他的评述及所思所想。

　　座谈会上，胡德平一口京腔，语调温和地“与大家交流着看这本书的心得与认识”。参加座谈会的有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陕西省原副省长徐山林等老同志，也有胡耀邦当年的同事和老部下，以及陕西本地出版、文化、媒体等社会各界人士近百人。

　　半个世纪前，胡耀邦在陕西主政时，徐山林在省委农村工作部社教办公室工作，多次听过他的讲话。徐山林很感慨：“人，有的活得很长，但是大家没有记住；有人活得很短，但是永远被人记住。当官是暂时的，名声是长久的。耀邦同志的革命家的胆略、人品、作为、风格，将与世长存。”

　　胡德平1942年11月生于延安，曾就读于北大历史系，“文革”中在军队农场锻炼，后来当过工人。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近年来，胡德平在工作之余，致力于挖掘史料，探寻胡耀邦的精神世界，解读他的心路历程。他写下了一组主题为“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的文章，研究“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直至整个八十年代”，“耀邦同志关于改革的各种观点和思想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当他的心路思绪已尽，无路可走原地打转时，他是怎样在荒原上迈出的第一步”。

　　此次在西安与大家交流的心得，胡德平也是围绕着耀邦当年在陕西的“经济、生产方面的观点，谈些看法”。座谈会之后，胡德平又去了安康等地，走访了胡耀邦当年视察、讲话的一些地方。在陕期间，华商报记者专访了胡德平。

　　左啊右啊的争论，老百姓没兴趣

　　华商报：胡耀邦主政陕西时，深入安康八天跑了七个县，集中反映出他当时的经济观点、生产观点，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作为老百姓，该怎么理解其中的政治含义？

　　胡德平：耀邦同志的陕南安康早春行，是发生在“二十三条”公布前后的这段时间，“二十三条”仍然说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耀邦同志在陕南的很多讲话，却在强调生产。他在大小场合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他的观点越鲜明，与“二十三条”的精神、与社教的精神，就越抵触。当时，他在陕西受到批判，为什么毛主席没有批评他，但也没有给予支持，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清楚。后来他压力大，身心疲惫，得了大脑蜘蛛网膜炎，危及生命，我母亲来陕西看他，毛主席还派了医生来给他看病。

　　毛主席对这场社教的概括是“形左实右”，而耀邦同志是形也右、实也右，光明磊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吧，他当时躲过了这一劫。

　　当年耀邦同志离京来陕赴任，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辞行，尚昆同志说，你去陕西，一年不要说话。他是好心啊。但是胡耀邦呢，没有这么做。

　　那是一个很复杂的年代，出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回顾历史，还是要汲取经验教训，推进现在的工作。恩恩怨怨，老百姓没兴趣，左啊右啊的争论，老百姓也不管。但是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中国的历史经验怎么总结，今后怎么走，怎么改革，怎么反腐，怎么为人民服务。

　　比如安康、汉中的几座大桥是怎么修起来的，旬阳的县城是怎么搬到新址的，旬阳的供水水塔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宁陕新开辟的人工林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些事，或多或少都和耀邦同志有关系，老百姓关心的是这些事情。不是说老百姓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我们国家的命运，而是经济集中反映的政治，才是老百姓最关心的。

　　先予后取、多予少取，解放生产力

　　华商报：当年胡耀邦在安康的一系列讲话，有不少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汇，比如“解放思想”、“放开粮食市场”、“政令公开”、“搞集市贸易”等等。印象中，这些词是改革开放后才流行的。为什么胡耀邦那时就会有这样的表述？

　　胡德平：耀邦同志在安康的一些随感而发，有准备或者没准备的讲话，以及跟当地干部群众的一些自然而然的谈话，我大致总结出他当时的一些经济观点，就包含了这些词汇。

　　第一个，满眼山河谈资源。他面对安康丰富的资源，认为“增产的潜力不小”，不要说耕地，就是荒地，他也认为是资源。在他看来，山水中蕴藏的资源弃而不用，就是浪费。

　　耀邦同志未系统学过经济学，但从生产实际出发，他能捕捉住国家资源这一重大课题做文章，说明他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充满研究兴趣的人。因为他明白，从团中央的工作转行到省委新的工作岗位，必须学习经济工作。

　　第二条，我们帮你们打主意。予取之道，是政府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治国之道。陕西1964年粮食总产只有87亿斤，单产竟比西藏还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不如河北和山西。1965年耀邦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情况，请求把陕西征购粮减13亿斤，与民休养生息。

　　他说，“减征购任务不是为了睡觉，减也是为了加油干，减了大家高兴。”“减了任务，又要增产，把生产搞上去！”这就是予取之道。

　　当时一些干部群众有顾虑。他说，老实说，打主意不在你们这里打，你们要求我们打主意时，我们才帮助你们打主意。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将来粮食多了，粮食没出路了，谷贱伤农了，政府会帮助群众打主意、想办法。他坚信只要政策对头，予取之道的措施得以落实，不仅粮食能增产，粮食市场也可以开放。

　　结果，1965年，安康地区的粮食产量达10.68亿斤，比1964年增长了52.8%。多产3.69亿斤，竟然超过了国家对陕西减免的3亿斤。

　　华商报：听上去挺振奋。

　　胡德平：这种先予后取、多予少取的话，是耀邦同志在当时极左路线下说出的，让人很吃惊啊。也说明这是一种被无数次实践证明了的解放生产力、解放人民群众的神奇政策。

　　第三，他还提出“不要先搞粮食自足，而是要先搞经济自足”。他在陕南行的工作总结《电话通讯》中提出，陕西农业的增产方针应该是“两手抓，双丰收。”“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他认为，经济自足比粮食自足的范围还要大。这表示出一种内需，显示出他是内需导向型经济的一个推动者。

　　他后来给我讲过一个事。他说，我奇怪得很，当时陕西财政税收的钱，怎么自己不搞建设，而是借给上海用。他说我绝不会这么做。老百姓交的税、挣的钱，你发展本地区啊，可以和上海搞合作啊。把钱给了上海用，我们就是要利息吗？我们不要发展本地的工业、农业，不要扩大本地的投资吗？

　　不过，当时有人批评耀邦，说，一手抓这，一手抓那，那么哪只手抓阶级斗争呢？

　　1965年谈及的“集市贸易”，十二大才写进报告

　　华商报：当时有数据显示，安康地区四万人没就业。胡耀邦当时的讲话对此也有大篇论述和思考。

　　胡德平：父亲的父母兄弟都是庄稼人，在农闲时间都要做烟花爆竹维持生计。他对农家的辛苦和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终年奔波得来的血汗钱有切身感受。当他主持一省工作，不由得他要对小手工业发表些意见。

　　所以他当时说，“城镇就业问题最大的出路是发展手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在小城镇，最大的出路就是发展手工业。在此基础上，慢慢变成地方工业。”清楚了他对城镇手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态度，我们就会理解改革开放初，为什么他那么重视乡镇企业，为什么常提“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社、队、联户、个人四个轮子一起转”。要用集体经济的形式，解决千百万回城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

　　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对当时并不发达的服务业做了宽泛超前的解释，“不仅要注意增加生产，还要注意为生产服务的商业、交通、财政等问题。”

　　华商报：如果用现今的话说，从胡耀邦在安康的讲话中能看出，那时他就很注重民生。

　　胡德平：刚才所说的经济自足，当时也离不开活跃的集市贸易和商品交换。可它当年被批判，认为是产生资本主义温床的经济形态。耀邦认为，为买而卖的集市贸易跟资本主义没关系。这是他的第四个观点。

　　老百姓为了买点盐、买根针，养只母鸡下点蛋，就想买点日常生活用品，这不是什么投机倒把。他说，“老百姓就那么几个鸡蛋，核桃没有多少，只有一斤半，你供销社又不收，就想卖了换点东西回去嘛。”

　　所以他在安康电影院的全县扩大干部会上讲话，说要把集市贸易搞好，也就是当地老百姓说的，把“赶场”好好搞起来。第二天允许集市贸易的讲话就传遍安康，很快有人竟然敢在政府门前卖花生、卖羊油了，带着红袖章的市管人员也不见了。

　　他那时就认识到，对集市贸易不能管得过死，否则会影响农副业的迅速发展，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1965年过后的17年，在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中，个体工商户、集市贸易等内容才成为全党的共识。

　　只有生产发展，才算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

　　华商报：无法想象，如今很多已然是常识的观点，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保持清醒。

　　胡德平：耀邦同志当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发展生产是广大人民的要求。什么叫大好形势啊？大好形势就是因为生产发展了。什么叫好干部呀？就是能把生产领导好，这是最主要的标准。”

　　在那份后来被批判的《电话通讯》中，他用了更为规范的语言，同时把问题的重要性提得更高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

　　这些话，现在看来属于常识，但当时还是需要勇气才能说出的。

　　华商报：胡耀邦当时还提出了哪些与民生相关的经济观点？

　　胡德平：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常说的一句话：“要致富，先修路。”耀邦同志当时感慨，“安康人穷，穷在哪里？穷在路不通。农民生产的东西运不出去，运不出去就挣不到钱。”他听一位公路干部说到西万公路，一头起自西安，一头是四川万源，问这位干部去过万源没，回答没去过。他说，“你们这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呀，公路部门的同志都没去过，老百姓更别提了。”

　　他以安康桐籽为例，“桐籽一般都被我们自己榨油点亮用了，运不出去，烂掉在深山，而外国人购去了，深加工成各种化工用品，成百倍地挣我们的钱。”他感慨地说，汉江没有一座桥，群众太不方便了。并由此推动了安康等地三座汉江大桥陆续上马。后来，耀邦同志指示省级主管部门对三座汉江大桥立项筹措资金，并进行勘察设计。

　　耀邦同志当时还提出建设事业可以采取“民办公助”、“公有私养”的办法。这一思想体现在修建公路、开办一些建设工程上。他说，“修路，用民办国助的办法进行，国家供给炸药、钢钎，并给修路的民工一天半斤粮食、两角钱补助，农忙务农，农闲修路。”

　　而有些事，比如救济、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需要国家来“托底”。比如他说“虽然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但谁能把所有人的口粮都按劳分配呀！鳏寡孤独的困难户怎么办？”他认为，国家有了丰厚的积累，就能托起社会的救济、补助、福利、保障以及生老病死等民生问题。他提出“按劳分配和平衡照顾”，我觉得是经济自足的收官托底之笔。

　　经济自足是国家、人民自身内需消费之足。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确立后，耀邦同志提出中国应成为一个内需导向型的国家。我认为，这有他此前多年的实践和思想准备，不是偶然的。

　　斥责封闭僵化的体制是“祸国殃民”

　　华商报：有种观点认为，胡耀邦的这些经济观点，1965年在陕西小试锋芒，1978年以后在全国大见成效。

　　胡德平：这与耀邦同志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分不开。他有数学头脑，非常爱算账，记性又好。其实他只是初中一年级的学历，后来在延安自学了代数。他在陕南调研时，经常当众算账，多少平方公里换算成多少亩啊，增产或是减产的百分比啊，总是很快就算出来。这也是他的工作乐趣。

　　他很注重商业体制以及物价。当地的农产品流转销售，从距离远近和历史习惯来讲，一贯向下运，就是朝湖北武汉走。当他听说旬阳的龙须草没有批准手续不能运往湖北销售，只能硬是“倒流”，从安康往西安运，发了少见的脾气，批评说“这是蠢！死官僚！反中央！”他对这种封闭僵化的体制非常生气，“自己封锁，自己祸国殃民，搞社会主义连方向都不明确，不想到国家，做官当老爷，哪里做事这样荒唐！”

　　他把土特产品收购存在的问题提高到“方向”、“死官僚”、“祸国殃民”的高度去认识，说明他勤于研究政策，也是他做人的个性。历史过去了，多么激烈的运动，都会一风吹。什么被淹没，什么会留下来，洪水也冲不走，耀邦同志怎么做人，怎么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对后人是有警示的。 

　　华商报记者 孙强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