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通缩，是日本迁延不愈的慢性病，有观点认为，“失去的20年”问题就在通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表示，“日本距离摆脱通缩只有一步之遥”。然而，这一论断与日本经济数据冲突，跟专家的看法也大相径庭。

　　复苏缓慢且脆弱

　　内需疲软，财政恶化，影响市场信心

　　张季风：当下日本经济明暗相间，虽有所恢复，但仍处于低迷徘徊状态。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率来看，2015年仅为0.4%。2015财年（2015年4月—2016年3月）有可能实现1.0%左右的正增长，但低于日本政府1.2%的预期，也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15年日本经济微弱的复苏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中国爆买”，中国游客在日消费额达1.4万亿日元（约合800亿元人民币），拉动日本经济近0.3个百分点。

　　2015年日本经济基本面没有大变化。第一，由于日元汇率走低，出口顺畅，企业利润持续保持上升态势，但中小企业并未摆脱困境。第二，2015年全年日经平均股指保持在1.9万点以上，这是近15年来少有的高位。然而，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央行购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拉高大盘，大量社保基金入市推高股价，其潜在风险很大。第三，就业状况良好，失业率在3.4%左右，但临时工的比重增加。第四，企业员工工资有所增加，但增幅小于上年，中小企业工资上涨幅度更小。第五，税收有所增加，连续3年保持税收大于新增国债发行额，但财政状况恶化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总体来看，大企业利润上升和资产价格上涨并没有惠及广大百姓，反而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困扰日本经济的核心问题，既有有效需求不足，也有供给侧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从长远看主要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通缩与人口老龄化问题搅在一起，形势越来越复杂。

　　张玉来：日本经济处于缓慢复苏但又依然脆弱的状态。最大的问题是占GDP六成的内需依然疲弱。

　　日本经济基本面与经济结构出现了新变化。一是劳动力供给状况改善；二是企业盈利能力提高，上市企业收益与企业国内存款均创新高，分别突破30万亿和200万亿日元，破产率降至历史最低；三是政府税收大幅改善，国家税收已突破56万亿日元，2016年度预计将超过100万亿日元；四是经济结构与产业转型启动，服务贸易成长为新的支柱，企业加速战略转型，2015年日企海外并购规模突破10万亿日元。

　　困扰日本经济的核心是财政问题，以及老龄少子化应对措施不力。日本主权债务状况继续恶化，2015年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高达246%，位列七国集团之首。但在其基本经济改革思路中，并未确立起从财政重建角度来制定老龄少子化的应对措施。这一沉疴将是市场信心难以重建的关键所在。

　　长谷川克之：日本经济现在处于上升途中的平台阶段。如果今后海外经济复苏能够持续，企业设备投资意愿继续好转，日本经济有望缓慢复苏。日本2016年实际GDP增长率预期在1%左右。美联储10年来首次加息引发国际金融市场不安。日本最大的出口对象国中国及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速也在放缓，导致日本经济增长放缓。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意愿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正在加大。

　　菊地朋生：日本经济面临两大基本挑战，一是人口老龄化及人口数量逐渐减少，二是日益增长的政府债务。两者之间很明显是相互联系的。不断增加的养老金是政府债务上升的原因之一，都导致了内需减少，因此日本公司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运营机构和工厂移向海外，这让日本企业的海外收益和并购交易数量双双创下历史纪录，然而这并不益于刺激日本国内投资。

　　塔米姆·巴尤米：日本经济形势比较脆弱，通货膨胀率虽然还是正数，但正向零增长后退。日本最大的问题是要推动经济产出和通货膨胀持续增长，打破“增长几个季度就来一次衰退”的模式。如果整体经济不能保持持续增长，巨大的政府债务和持续的财政赤字很难得以解决。

　　央行小马拉大车

　　“安倍经济学”未撬动结构改革

　　张季风：“安倍经济学”已经失败。首先，日本经济未摆脱低迷，两年内2%的通胀率没有实现。“安倍经济学”实施3年多以来，扣除提高消费税率影响的核心CPI从未超过1.5%。2013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1.4%，2014年为0，2015年为0.4%，那么3年平均也仅为0.6%，而前20年日本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约为0.9%。相关调查表明，70%以上的国民没有感受到“安倍经济学”带来的好处。

　　第二，“安倍经济学”提出的长期目标几乎都不能实现。第一个目标是“未来10年实现年均名义经济增长率3%、实际经济增长率2%”，而过去20年上述两个数字分别只有-0.1%和0.9%。第二个长期目标“2015年国家与地方基础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与2010年相比减半，到2020年实现盈余”。据日本财务省测算，即使实现年均2%的增长目标，到2020年日本仍将有1.6%的财政赤字。“安倍经济学”还确定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外国直接投资额翻番等20多项具体指标，但如果无法实现年均2%的增长，这些都是镜花水月。

　　第三，2015年9月，安倍抛出了“实现名义GDP600万亿日元”“出生率达到1.8”和“实现看护离职率为零”的所谓“新三支箭”。然而，“新三支箭”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

　　第四，2016年1月底，日本央行又出台史无前例的“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这恰恰宣告了“安倍经济学”的破产。但如果想要改变统计基准，做数字游戏就另当别论了。

　　张玉来：“安倍经济学”不改变“央行独舞”的状态将难以成功。以“通货再胀”理论为基础所设计的“安倍经济学”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理应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增长战略等“三驾马车”的改革框架，在结构改革裹足不前的状态下，却逐渐演变成了“货币政策独行”的小马拉大车。

　　安倍内阁经济增长战略乏善可陈。截至2015年4月，日本央行向市场投放的基础货币量已经突破300万亿日元，其持有的日本国债已经占到发行额的1/3，预计到2017年底将达到极限状态。从央行国债持有占GDP之比来看，日本已达60%，远远高于欧美央行的20%。政策手段枯竭是日本央行日前导入负利率的真正背景。

　　肖敏捷：“安倍经济学”实施至今，日本经济基本面尚未发生根本变化，老龄少子化、生产供过于求、经济靠外需刺激等结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安倍经济学”改变了1997年桥本内阁提高消费税以来的社会“通缩预期”。企业设备投资、个人消费和劳动就业数据都出现了向好趋势。这种趋势如果能持续三五年，日本很有可能实现“2020年GDP600万亿日元”的目标。

　　塔米姆·巴尤米：“安倍经济学”没能推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世界经济的现况。“安倍经济学”使得货币政策有力扩大，但财政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结构性改革需做更多工作。

　　菊地朋生：股票价格上涨及日元贬值是“安倍经济学”产生的显而易见的效应。但2%的通胀目标和实际GDP增长2%的目标远还没有实现。

　　量宽不是万灵药

　　工资持续下降抑制消费欲望

　　张季风：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力度越来越大，但收效甚微。其原因在于，安倍及其智囊对通缩成因出现明显误判。

　　量化宽松政策能够增加市场流动性，但实际上，影响物价的真正因素是工资水平低下。“安倍经济学”的出发点是通过提高通胀率去刺激民众的消费欲望和行动。这种做法本末倒置，收入不增加，即使有购物欲望也是枉然。通缩的原因来自工资减少，而不是所谓通胀预期，更不是流动性减少。自1995年以来，日本的工资一直处于慢性下降状态，而美欧则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这就是近十几年来同为发达经济体的美国和欧洲多国没有发生通缩的原因所在。

　　在新兴经济体崛起、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企业都本能地削减人工费等经营成本。日本的通缩问题主要体现在员工收入低导致的私人消费疲软上。私人消费约占日本GDP的六成，提高收入就要扩大就业。日本目前就业确实有所扩大，失业率也大幅下降，但是增加的主要是临时工。临时工的工资仅为正式工的60%左右，所以社会总体收入并未提高。

　　日本央行近日出台的“负利率政策”，目的是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然而，日本市场并不缺乏流动性，近年来企业利润大增，留存不断扩大，企业并不缺钱。“负利率政策”副作用显而易见。负利率使银行业遭殃，还可能波及一般储户的利益，最近日本银行板块股票下跌就证明了这一点。“负利率政策”会使日元继续贬值，这样就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以竞争性贬值为特征的国际金融战。

　　若国际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变化，估计2016年日本经济将略好于2015年，由于2017年4月日本将把消费税率从8%提高到10%，因此2017年可能再次跌入负增长。受东京奥运会的利好影响，再加上TPP的刺激，到2018年和2019年经济可能稍微好转，但2020年或2021年又将出现“后奥运萧条”。考虑到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是0.5%左右，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不断深化和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从中长期来看，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能达到1%左右就不错了。 

　　张玉来：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用20多年时间才消解了“债务”“设备”和“雇佣”三大过剩。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与IT革命浪潮中，德国和美国企业成为执世界之牛耳者，积极融入全球化的中韩以及东盟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自我陶醉的日本企业则步入“孤岛化”误区，其产品技术一度出现与国际标准严重脱钩现象，其全要素生产率落后于美德英法。只有通过结构改革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进而提高生产效率，推进技术创新，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才能促使日本摆脱长期通缩。

　　菊地朋生：为了实现通胀目标，日本必须扩大内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提高工资水平、解决收入不平等现状，并改变劳动力市场倾向于男性和年长工作者的惯例。

　　长谷川克之：与3年前相比，日元汇率过高的问题得到修正，股市也大幅上升。因此，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是适当的。但货币政策不是万灵药，还需要财政政策、结构改革等共同推进。日本的通胀率在“泡沫时代”都没有超过2%，即使从中长期看，这个目标也有些高了。不过，日本工资已经摆脱20年不涨的局面。随着日本经济的缓慢恢复，通胀率也会缓慢上升。如果通胀率能够持续超过1%，就可以认为走出了通缩，这恐怕至少要在三四年以后。

　　肖敏捷：2%的通胀目标“生不逢时”，赶上了原油价格大跌。不过，日本个人消费市场价格上涨迹象十分明显。因此，能否实现2%对日本央行来说可能只是“面子”问题。

　　塔米姆·巴尤米：人们再次对经济长期增长看好，可能会促使通货膨胀上升。但这要求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采取大胆措施解决巨大的政府赤字和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日本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问题，但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不利于日本经济的发展。

　　缘何走不出通缩

　　人口结构特点使问题复杂化

　　张季风：通缩的危害在于，加重了企业的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直接影响到生产扩大。再者，在通缩的状态下，消费者通缩预期增强，捂紧钱袋观望，不肯积极消费，其结果是导致螺旋式通缩的恶性循环。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中，治理通胀的手段和经验颇多，但摆脱通缩的手段却很少，经验也不足。逃离通缩要比治理通胀难得多。尽管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型的新常态，但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要远远大于日本。政策工具也有很多，陷入长期通缩的危险并不大。从日本的经验教训来看，通缩与人口老龄化交织在一起，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也令人担忧，迅速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尤为重要。

　　张玉来：日本经济长期通缩是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其中既有供给、也有需求的问题，也是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博弈的问题。通缩也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风险，日本“双宽松”政策及其政策组合具有参考性，但日本模式是否有效值得研究。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这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迄今为止的日本经济改革过程中，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谷川克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停滞一直在日本延续，人们将这样的年月称之为“失去的20年”。日本陷入“失去的20年”有几个原因：银行不良债权处理迟缓、企业和产业重组缓慢、日元汇率长期过高。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促进产业重组对摆脱通缩十分重要。日元汇率过高是摆脱通缩的重要障碍。外汇市场很难控制，因此通过货币宽松避免日元汇率过高非常重要。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元倾向于升值。与美元联动的人民币当前要避免汇率过高。当然，从经济稳定考虑，也要避免人民币过度贬值。

　　肖敏捷：日本是世界上陷入通缩时间最长的国家，现在回过头来看，日本经济泡沫后的一系列改革其实就是“供给侧改革”。对“僵尸企业”和银行不良资产的清理非常彻底，很有借鉴意义。日本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十分坚挺，金融体系不存在系统性风险。虽然日本的银行和企业经常被批评过于保守，但这种谨慎对经济稳定并非全无益处。

　　塔米姆·巴尤米：如此长期的通货紧缩至今在其他国家还未出现过，部分反映了日本的人口结构特点。中国是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日本则是停滞发展的经济体，但都应确保各自的经济政策能够灵活应对世界经济动荡。

　　（本报记者崔寅、田泓、王如君、俞懿春采访整理）

《 人民日报 》（ 2016年02月17日 2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