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 程盟超 本报记者 王林 《 中国青年报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研发大国。其中，我国在研发投入、科技论文产出、高技术制造增加值等方面均居世界第二位,理工科人才供应和风电能力等则居世界第一。

　　这样一个美誉意味着什么？它是否表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国家“千人计划”首批引进专家丁洪表示，“这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迅速进步的客观趋势，但同时，若以主要靠总量作为参照的这一指标断言我们已经在科技上超越诸多发达国家，也并不严谨。”

　　“全球第二”是大势所趋

　　丁洪认为，我国在科技研发方面取得迅速进步，根源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他表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主要依靠包产到户、劳动力优势等发展生产力；而到一定程度后，无论是出于对提振经济的考量，还是国家战略的规划，发展科技都会是必由之路。体现在具体措施上，就是社会对科研投入的增加，并在科研条件完善后进一步培养和吸纳到大量高科技人才。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卫国认为，经济发展可以为增加研发投入提供资金财力支持，也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市场需求。他表示，近年来政府财政资金对研发的投入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一方面通过国家科技计划经费不断增长提供直接投入，同时通过政策方向指引、企业研发税收减免的间接投入方式，撬动企业研发投入更快的增长。这一方针体现在2014年数据上，即我国政府占全社会研发总经费来源的比例为20.3%，企业的投入却已高达75.4%。最近几年大量在华跨国企业纷纷在华设立了研发中心，对提高我国的研发能力亦有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为科技教育提供了坚实基础。“1998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我国培养了大量理工科毕业生，他们是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主要来源，成为我国科研的新生力量；同时，科技教育方面投入的增加使得论文等产出数量迅速增加，并正转向质量的提高。”宋卫国认为，中国目前的研发人员总数已超美国，科学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二，科学论文被引次数等质量指标也上升至全球第二。这些是中国研发能力进一步上升的利好因素。

　　“研发能力和经济发展会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宋卫国这样总结。他以创业热潮为例，一方面大量的科研成果转化促进了高科技创业这一趋势，同时经济发展为成功的创业者带来巨大的回报，创业环境的优化也进一步提高了科技工作者们的热情；而新一代有知识的消费者，则为科研成果转化出的高技术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值得庆贺但仍需理智看待

　　《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显示，在全球研发总支出当中,中国约占20%，仅次于美国的27%；10年间,中国科技论文产出占全球的比例增长了两倍,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2014年全球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为1.8万亿美元,中国更是占据27%,稳居世界第二位。在宋卫国看来，这些数据都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研发能力发展的现状。

　　他指出，有网友对“第二”这个数字持怀疑态度，这需要从不同角度去看待这个“第二”。目前中国在科技研发上取得的成就得到国际公认。以研发强度（研发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这一数据为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达不到1%，全世界只有中国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能达到2%以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准；再以专利数为例，我国先是在专利申请总数上取得世界第一，近年来，在反映创新产出质量的发明专利授权量、PCT（专利合作协定）专利申请数和含金量最高的三方专利数量，我国在世界上的排名也分别居第二、第三和第六位。

　　“我国的科研效率和科研产出影响力等方面，与几大科技强国仍有差距”，宋卫国表示，美国此次发布的指标主要是从投入和产出总量这一角度进行分析的。

　　丁洪持有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近年来科研方面进步巨大，但真正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依旧偏少。

　　“大国”变“强国”任重道远

　　企业能否承担更多基础研究，被宋卫国认为是事关未来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在他看来，基础研究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鲜有企业愿意参与，但要想全面提振科研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仅靠国家出资支持基础研究远远不够。“只有每个行业里最顶尖的企业才会从事具有探路性质的基础研究，随着中国逐步出现世界顶尖的企业，有希望见到更多的企业投资基础研究。”

　　丁洪认为，科技产业的良性转换势必需要商业投入。作为一线的研究者，他直言很少感受到企业的力量，大部分科研任务依旧被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

　　另一方面，在项目遴选和评价体制上，丁洪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回忆，自己曾主导一个项目，地方领导要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就采取更稳妥但不超前的方案，最终是在中科院领导担保的情况下，他才拿下并完成了这一有风险的项目。

　　丁洪表示，现有体制有时会拒绝风险大的项目，这其实是与基础研究相悖的，最前沿的探索失败可能性都很大。在他看来，一方面需要改变项目的审批制度，同时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也应该调整：让同行而不是官员作评价；不纠结于短期目标，给部分科研工作者更大的自由。

　　宋卫国也认为，真正的基础研究必须依从科研工作者的兴趣，而不能简单任务化，因为“恰恰没有规划出具体用处的才是基础研究”。同时他指出，我国目前有相当多的人分不清科技基础工作和基础研究的区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础研究的投入。

　　“科技研发人员的束缚应该越来越少。”丁洪这样总结未来的努力方向。他表示，过去科研成果转化相对落后，正是因为传统评价体制里缺乏对科研人员的奖励，研发出的具体成果一律归属于单位，个人只能通过发论文、提职称的方式取得收获。在这种导向下，转换效率自然降低。而在当下创业创新的新形势下，各级机关逐步鼓励个人成长，不介意科研人员自己致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研发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