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风”问题有哪些新“变种”?

发布时间:2016-01-10 23:29 |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5年5月22日 | 查看:570次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作风建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四风”问题目前依然任务艰巨。

  从记者对部分市县纪检监察干部的采访情况看,对于“四风”问题,目前大家的共识是:面上有所好转,但树倒根在,重压之下花样翻新——

  有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大吃大喝不敢了,内部食堂却“火”了;有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操大办不敢了,婚丧嫁娶“化整为零”打起“游击”了;有的形式上“瘦身”,内容却未“健身”,官样文章一如既往。

  披上“隐身衣”的“四风”,更需我们加倍警惕。

  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 从“私车公养”到“任性租车”

  近期,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纪委突击对全区300余部公务车辆2014年至今的加油对账单进行核查,发现不少疑似问题:有的公务车辆明明是汽油车,但加油对账单明细上显示加的是柴油;有的公务车辆当日连续加油,且一次加油量明显超出了该车油箱容量;甚至某单位疑似在加油时套出现金用于工作人员加班费、工资福利的发放……

  台江区的发现并非孤例,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的问题屡禁不止,已成一大顽疾。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4月30日全国查处“四风”问题7595起,其中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2561起,占到了33.72%,在所有被查处的“四风”问题中“高居”第一。

  从公车私用到私车公养,从“躲猫猫”到“定制”假车牌,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的“变种”花样百出——

  私车公养: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徐志勇表示,目前来看,有的领导干部打起了私家车的主意,利用手中的签字报销权,将私车维修、油耗等费用,直接由本单位“消化”,各种花费不低于在编公车,形成“私车公养”模式。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纪委干部刘艳艳也指出,有些领导干部私车的运行费用以公车名义在单位报销,采用加油卡方式,一次大额充值发票报账,具体加油次数、车辆、行程等无法检查明细。

  躲猫猫:云南省大理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张鸿建指出,有的公车虽不敢停在高档餐厅或风景名胜区,却让驾驶员把车停在附近隐蔽的地方,或者请接待单位另外租车,依然到高档餐厅或风景名胜区吃喝、游玩。

  “任性”租车:福建省建宁县常委、县纪委书记吴江潮表示,在督查中发现部分干部在公车不能用的情况下,“任性”租车办私事,更有甚者假借私车公用为由报销油费。

  借车:江苏省徐州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谢晓东指出,一些地方将本单位超出编制的车辆,落户到其他单位,再以“借用”的名义使用,或是直接从其他单位长期“借车”,隐匿违规用车事实。

  “定制”假车牌:接受采访的纪检监察干部表示,检查中还发现过有的干部公务出车时用“正牌”,办私事用“假牌”,给公车披上私车的外衣,两牌互换逃避检查的现象。

  违规公款吃喝:从“土会所”到隐秘“家宴”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4月30日全国查处违规公款吃喝问题765起,占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10.07%。实践中,公款吃喝的“变种”,非常考验人们的想象力。

  江西省井冈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姚九华归纳了公款吃喝的四种“变种”:

  一是地点选择更“隐蔽”。往往把聚餐场所选在机关食堂、企业食堂、农家乐、住宅小区等一些比较隐蔽的场所,大吃大喝由“地上”转为“地下”。

  二是人员范围更“缩小”。参加宴请人员仅是个别领导和重要客人,叫上企业老板作陪,吃完老板一般“自觉”买单。

  三是支付方式更“巧妙”。有些单位在固定饭店秘密挂账,风声紧的时候不结账,等候合适的时机以会议费、办公用品、车辆维修等名义进行集中处理。

  四是消费方式更“遮目”。有的单位在内部食堂以“工作餐”名义举行公务接待,有的单位以个人名义结账,将公务宴请美其名曰“家宴”,有的在“矿泉水瓶里装茅台”、“‘红塔山’盒里藏‘熊猫’”,换包装掩人耳目。

  接受采访的市县纪检监察干部普遍提到这四种“变种”,有的纪检监察干部揭露了一些更“隐秘”的吃喝花招——

  土会所: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曾思明指出,有的人在农村承包山头,投资建房,购买高档家具、餐具等,雇人做饭,吃喝玩乐,俨然成了“土会所”。

  隐秘“家宴”:广东省开平市纪委常委邱镇尧指出,一些干部为规避单位监管和公众监督,以朋友之间聚餐的名义,在某个熟人家里摆宴。从采购到烹饪都由家属包办,然后由开酒店的朋友或者其他经商的朋友开出发票,拿回单位虚构项目报销。由于整个过程在相对封闭的私人住宅内进行,发现和取证都比较难,打击效果不明显。

  报销“窍门”:江西省于都县纪委干部肖星则揭露了公款吃喝报销的一些“窍门”:一是“拆分发票”,将大额公款吃喝消费采用拆分发票的方式降低消费金额。  二是“秘密挂账”,在固定饭店秘密挂账,不一事一结,采取阶段性结账,导致检查人员无法检查明细、招待次数、金额。三是“调换科目报账”。对超支招待费采取开具办公用品等其他费用开支的方式予以报销。

  大办婚丧喜庆事宜:从化整为零到电子红包

  今年以来,截至4月30日全国查处大办婚丧喜庆事宜1172起,占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15.43%。纪检监察干部对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变种”也极为关注——

  造假账:山东省泰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赵明东表示,有的人在收礼登记簿上做手脚,剔除管理服务对象等,留下亲戚朋友再造一本假账册,以便在被举报时拿出这块“挡箭牌”。

  收钱不操办:吉林省磐石市纪委干部高会军表示,一些党员干部认为不把以前“随”出去的“礼”借自家的“红白喜事”捞回来就“亏”大了,继而采取只收钱不操办的手法,规避查处。比如有的党员干部通过电话或短信群发的方式,将有利益关系的管理相对人聚集在一起,采取类似“见面会”的方式收取礼金;还有的党员干部采取“下基层”的方式,到被管理对象的单位、住处走上一圈,聊聊家常,被管理对象心领神会,一般都及时“表达心意”。

  电子红包:福建省建宁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吴江潮指出,有些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不直接收红包,而采用电子红包的方式收受礼金。

  异地办酒:接受采访的纪检监察干部透露,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大操大办,采取异地操办、他人代办等策略。办宴者直接把宴席设在偏僻的老家,借机敛财。

  化整为零:山东省利津县纪委干部张建昌表示,一些领导干部大操大办,在宴请宾朋时化整为零,今天安排一拨儿,明天安排一拨儿,实际上该请的一个也没有少请,该来的一个也没有少来,该收的钱一分也没有少收。

  不发请帖:一些纪检监察干部表示,从查处的案例看,一些人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时“不发请帖”,通过私下聊天“广而告之”,单位同事和服务对象碍于情面都会把礼金随上。

  公款旅游:从“移花接木”到搭“便车”

  接受采访的纪检监察干部指出了部分公款旅游的“变种”——

  移花接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徐明指出,有一种“移花接木”公款旅游,一些景点、景区原本跟廉政文化毫无关联,为了能够承接公务团队,生搬硬套植入廉政元素,扛上清风之旅的牌子揽客,迎合个别单位、部门的需求。

  搭“便车”:重庆市涪陵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刘艳红指出了变相公款旅游的4种搭“便车”现象:搭“培训便车”,搭“学习便车”,搭“离退休老干部疗养便车”,搭“出差便车”。

  “公权”旅游:景德镇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余春娥指出,有的干部不敢直接公款旅游,而是接受服务对象的邀请,利用“公权”旅游。

异地办班:四川省宜宾县纪委干部金世萍指出,沿海地区的到内地办研讨班,西部的到东部办培训班,南方的到北方办进修班,办班之意不在学,在乎沿途风景和异域风情。

  其他:从电子送礼风到换汤不换药的官僚主义

  除了上述种种,接受采访的纪检监察干部还揭露了一些“四风”问题的其他“变种”——

  电子送礼风:四川省攀枝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群林指出,一些人收送礼品礼金从节前有礼变成节后有礼、平常有礼,送礼搭上信息技术和现代物流快车,从实物送礼、货币腐败向电子商务转变,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电子礼品卡、充值点券、提货卡成为新的送礼方式。四川省宜宾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宿斌也表示,送礼出现了电子礼品卡、预付卡、上门送卡、异地提取等新方式,用商品交易行为掩盖了个人送礼行为,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完成权力与金钱的交易。

  打哈哈:云南省大理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张鸿建表示,有的部门接待群众态度是好了,可面上“打哈哈”,就是不办事;工作纪律倒是不违反了,就是工作效率不高,甚至为官不为;有的单位下基层调研时,车水马龙、迎来送往倒是少了,但同群众交谈依然是高高在上。河北省南和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曹培也指出,群众办事由“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向“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转变,部分机关人员变着法子捞好处。(本报记者 李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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