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时至今日，人民还在深切怀念这个不朽的名字，他的音容笑貌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底。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回国。“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与赵世炎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曾为中共旅欧组织领导人。这时他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初步认识到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图为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1924年秋回国，周恩来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他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的临时军事指挥部工作。此后，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兼第1师党代表、第1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等职。同年11月初，主持组建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派共产党员担任领导。次年，又在此基础上组成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1925年2月和9月，先后参与领导和指挥有黄埔军校校军参加的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这个时期，他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等报告中，提出了革命军队的性质是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要建立为人民而打仗的军队；指出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的军队确实具有革命的观念”，其目的是“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明了帝国主义的罪行”，其方法是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等一些理论问题。

1935年，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周恩来。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他和毛泽东等曾主张以武力给予回击。同年底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委员、特别军委书记。3月，和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任总指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他起草并与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立三等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时，国共两党合作即将全面破裂，他主张在农民运动力量强大的湖南农村发动武装暴动，提出在暴动中进攻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等意见。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周恩来任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和秦邦宪、叶剑英等亲赴西安，通过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这是周恩来和秦邦宪（左一）、叶剑英（左二）在西安合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中共中央委托，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他赴香港治病，后转赴上海，参加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此后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仍主管军事工作。1928年6月至7月间，参加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关于组织问题和军事工作的报告，总结了中共领导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在大革命中只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而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作为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在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事实上取消军事工作等两种错误倾向，并提出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武装工农、发动群众、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

1937年8月，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五次谈判后回到延安。这是他和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合影。

　　此后，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秘密领导革命工作。在此期间，他联系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革命工作，并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他领导下的中央军事部、组织部训练和派遣大批军事干部支持各地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和从事国民党部队中的兵运工作，并总结和交流各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经验，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筹划和建立各根据地、红军与中央的交通网。1929年3月，他起草了中共中央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强调在农村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农村苏维埃的重要性，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去乡村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主张游击战争应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给养丰富和地势险峻的地方发展；提出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思想。同年8月，为中共中央写了《给四军前委指示信》，指出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成为红军扩充的基础；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红军中党的组织应比较集权，但同时应有党内民主等。9月，他审定了陈毅按照中央会议和他自己多次讲话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充分肯定了红4军斗争的经验，强调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指出中国革命的特征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并对红军的建设，红军的根本任务和前途、发展方向，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中党的工作以及红军当前的行动等问题作了指示，对开好古田会议起了重要作用。1930年9月，同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会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红军的主要任务已不仅是发展游击战争生长红军，而要更进一步强固红军，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应反对只注意到发展而不注意巩固与加强的错误观念。1931年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为中央起草指示，通报这一胜利，并要求其他苏区在反“围剿”中必须“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同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7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到国民党所在地武汉，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参与领导中共长江局的工作。1938年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抗战初期的周恩来。

　　1931年12月到中央苏区后，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毛泽东、朱德等对红军进行训练和改编，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作了整顿和改进。1933年春，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先以退却迷惑疲惫敌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法，在地方军、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于黄陂、草台岗等地歼灭国民党军近3个师，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初，从前方回到瑞金，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际上丧失了对军队的指挥权。2月出席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同朱德、王稼祥一起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建军基本原则，并指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要为着前线的胜利，并认为红军必须在一切行动的纪律上，使群众认识真正是自己的军队，才能取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同年10月组织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会议决定周恩来和朱德为中央主要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3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指挥红军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他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见，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北上的方针，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和毛泽东等领导红1军、红3军(即红1军团、红3军团)北上到达陕甘苏区，并参与指挥部队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同年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参与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会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主持与东北军和国民党17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11月赴前方部署山城堡战役。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赴西安和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右）、副军长项英合影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朱德、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随后与蒋介石达成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长江南北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协议。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参与制定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赴山西，推动和协助第二战区将领保卫山西腹地，并协调八路军与友军的作战行动。11月太原失守后，在临汾会议上强调以游击战争为主体，坚持华北的持久抗战，影响和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并同刘少奇一起提出迅速扩大人民军队的主张。此后，代表中共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武汉、重庆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并先后参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主持南方局的工作。1938年3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9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抗战形势与统一战线问题作了报告，指出抗战将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此阶段要发展游击战争，使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并要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在统战工作中，他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方针，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宣传抗日，动员人民，为坚持国共合作，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同时指导华南敌后的抗日武装斗争。1939年春，到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和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新四军领导人研究确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等。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产生了巨大影响。1943年8月回到延安。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坠马，致使右臂粉碎性骨折。这是8月赴苏治疗前和刘少奇的合影。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制止内战，争取和平，同毛泽东、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双十协定”。以后率中共代表团继续在重庆、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于1946年1月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出席有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共方面参加执行停战协定的军事3人小组，力争国内和平。在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后，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教育广大群众。11月，他从南京回到延安。1947年3月，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他同毛泽东等转战陕北，继续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并与彭德怀等西北野战军领导人组织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3次歼灭战和沙家店等战役。同年7月至9月，协助毛泽东部署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转入战略进攻，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地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战役，大量歼灭敌人。同时，协助毛泽东指挥内线各兵团开展强大攻势，迫使国民党军全面转入防御。8月兼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并提出“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的建军要求。此后，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济南等战役。在从1948年9月开始的战略决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近200万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继而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渡江战役和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的大进军，解放了全国大陆和部分岛屿。在此期间，还指导了湖南、绥远(今属内蒙古)、新疆、云南等地和平解放工作。同时，致力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为中央军委起草指示，要求部队进入城市后必须严守纪律，执行城市政策，不得丝毫违犯。还参与领导军队整编，实行统一编制和番号，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的工作。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陕北迁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是周恩来在西柏坡办公室签署作战命令时的留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总理，后为国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逝世。这期间，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十届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主席。新中国成立初期，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当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朝鲜的战争严重威胁中国东北边境安全时，领导组建东北边防军，参与制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筹建空军、海军和陆军的技术兵种，实现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并为军事院校的组建及部队教育训练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1954年9月后，虽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仍关心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参与领导国防事务和陆海空边防斗争，并关注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的问题。他指出军队今后要在保卫和平、保卫建设、保卫祖国边防的和平环境中进行锻炼，除了军事装备逐渐走向现代化外，军队的政治素养也要在现有基础上更加提高。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提出了要加强敌情观念，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军政联系，改进军内关系，密切军民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原则。在国防工业方面，1955年他指出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主张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等必须自己制造，从根本上解决。1956年4月，他主持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他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领导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他明确提出“先抓原子弹”。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他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接着，他又抓研制氢弹、导弹的工作，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导方针，指出核弹必须能装在导弹上，对原子弹、氢弹、导弹的研制成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运筹决策，组织指挥具有战略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文化大革命”中，他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周恩来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和其他人士，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对保持军队稳定做了大量工作。在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时，他和毛泽东机智地粉碎了这次政变。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重申在中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广泛的悼念，到4月上旬(清明节前后)发展成为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范围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这个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他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他的军事著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等。

1952年8月，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观看解放军体育运动会的比赛

1957年8月，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检阅海军北海舰队。

1959年10月，周恩来和贺龙元帅接见参加国庆十周年大典阅兵式的解放军各军兵种代表时的情景。

1963年3月29日，周恩来参观雷锋生平事迹展览时阅览雷锋日记。

　　1964年10月16日傍晚，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职人员时，兴奋地宣布：“今日北京时间十五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