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应约为《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书写的题词

《中国青年》揭秘:如何将雷锋推向全中国？

王江云

每年的3月5日,全国无数的青少年都要走向社会，“学雷锋”；2000年的3月5日更是被定为“青年志愿者服务日”。这一切，都是因为3月5日被定为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也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一题词以及随之几十年持续开展的学雷锋活动，雷锋作为“好人”的象征永远活在了人们的心里，雷锋精神作为—种人生理想和崇高憧憬激励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然而，较少有人知道，毛泽东的这一题词并非是在3月5日，而是在2月22日，毛泽东为什么要提这个词？为什么3月5日成了“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纪念日呢？故事得从《中国青年》编辑出版的一期“学习雷锋”专辑说起……

1962年8月15日，22岁的雷锋在辽宁抚顺因公殉职，结束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所在部队的战友们为他平凡而高尚的实际所感动，最先在军营里掀起了学习他的活动。之后，他的事迹走出了军营，在辽宁全省青少年中传扬开来。1963年2月初，首都几家大报也先后刊登了他的日记摘抄。雷锋日记语言朴实，继续简短，但字里行间所透露的精神却令人读之感动。当时，《中国青年》编辑部的编辑也大多是青年，大家同样被雷锋精神所感染，并认为雷锋这样突出的一个人物，即使其他报纸已经渲染过，我们仍然有必要将他更全面、更完整地介绍给读者，让他的精神在更大的范围内给人们以教育和启迪。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编委会最后决定:编辑出版一本“学习雷锋”专辑。由于其实国家还没有完全度过困难时期，报纸非常紧张，此前的《中国青年》不得不由每期32页改为24页。而24页的篇幅要做一本“学习雷锋”专辑还是显得太“轻”，为了使这本专辑够分量，编委会决定将5，6两期合刊，出48页。

根据编委会的决定，从各编辑部抽调骨干力量，专门组成一个“学习雷锋”专辑编辑组，具体讨论编辑计划和组织落实。那时，我在《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组当副组长，被抽调到了这个编辑组。在讨论编辑计划时，我们主要讨论如何在其他报刊已经宣传的基础上做到后来居上，但今天的话说，就是“如何打好第二点”，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就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忽然想到了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的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正是毛主席的这一题词，使刘胡兰的事迹广为人之并激励了亿万青年，现在出了雷锋这样一个新时代的英雄，如果毛主席能题词，那将会是多么巨大的号召力啊！于是，我说出了请毛主席题词的想法。大家一听都很兴奋地表示赞同:“对，请毛主席题词。”可是，一想到毛主席工作那么忙，大家又有些犹豫了。这时，有位同事说，毛主席一向关心青年，关心《中国青年》杂志，对雷锋这样一个值得青年学习的榜样，说不定会答应题词的。就这样，我们抱着希望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毛主席发出了请他题词的信函。

给毛主席的信不长，大约三四百字，内容主要是说雷锋同志的实际非常感人，他处处为人做好事，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是一个伟大处于平凡的好榜样，值得推荐这个典型，因此，贸然给主席写信，请予与题词。这封信是由当时任思想教育研究组组长的黎勤起草的。黎勤起草好信稿后，找到了毛笔字写得好的编辑丁有和，让他用毛笔抄写在信纸上。丁有和后来有一篇文章里回忆此事时写到:“接受这个任务，我感到光荣，很用心的给抄了出来，是用中国老式的竖行信纸写的，总共也不过两页。写完以后，大家认为很满意，就寄出去了。”这封信的信封也是丁有和写的，只写了这样几个字:中南海，呈毛主席。

《中国青年》刊发的“雷锋日记手稿”

发出这封信的时间大约是1963年2月16日或17日。时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在一篇文章里详细地回忆了毛泽东从看到《中国青年》的信到题词的全过程。由于这篇文章所披露的细节特殊而又重要，用别的方式转述可能导致失真，现将其照抄如下:

记得大约在1963年2月中旬的某一天，《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出版一期学习雷锋专辑，该杂志编辑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学雷锋题词。在我收到这封信时，毛主席正在北京，住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院内。这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四面各有5间房、院落中间有几颗柏树。毛主席的我是就在北屋东头的两间房，说是两间，其实是一间，因为中间没有隔扇隔开。这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说是卧室，其实也是他的办公室、餐厅兼会客室。因为他在菊香书屋居住地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间卧室读书看报、批阅文章、会客和用餐。为了工作方便，我的办公室兼卧室就在菊香书院的东院里，这个院种了一些花木，是毛主席平时散步的地方。我住的地方离毛主席的寝室只有几十米之遥，这样有事可以随时找到。

当天，值班警卫打电话告诉我，毛主席已经醒了。根据多年的习惯，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秘书把最新收到的文件、资料送给他。因此，在接到电话后，我立即拿出已选好要送给批办和阅处的文件和资料，其中有《中国青年》杂志请毛主席题词的信，来到毛主席寝室。这时，只见他已穿好睡袍，身上仍盖着毛巾被，半躺半坐地斜倚在床背上看当日的报纸。见我走进屋来，他把报纸随手放在左边床上堆得有两尺多高的书堆上。我把文件资料放在他的床头的长桌上。床的左方紧挨着长桌有一张方形的藤桌，桌上也堆满了文件和资料。我在藤桌西边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面对着毛主席，向他汇报了需要批阅的文件、重大的国际新闻、也提到了《中国青年》杂志请他题词的信。随后，我便离开他的寝室。

大约过了两三天，《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同志打电话到毛主席办公室，询问主席是否已经答应写题词。当时，我了解毛主席已经看过《中国青年》杂志的信，但未作什么表示，我便如实地转告。他们说，《中国青年》杂志在3月1日出版，能否请主席在2月25日前写好，因为印刷还需要一周的时间。我将他们的要求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让我先拟几个题词供他参考。我回办公室，思索了一番，拟好了十来个题词，立即送给他。我现在还可以回忆起几个题词的大致内容。如:“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学习雷锋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良品德”，“学习雷锋同志勤奋好学的精神”等等。

2月22日，毛主席睡醒以后，值班警卫员打电话告诉我，毛主席让我去一下。我带着事先选好的文件、资料匆匆来到毛主席的寝室。毛主席正穿着睡衣斜倚在床栏上看文件。看见我到了身旁,便放下了手中的文件。我随即将新文件放在他床头的长桌上。他示意我坐下。这时，毛主席从他身旁左边床的书堆上拿起了一张信纸递给我。我一看，他已在纸上用毛笔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潇洒苍劲的行草字。我为他拟的十来个题词，他—个也没用。这时，他还吸了一口香烟，从客地带着询问的目光问道:“你看行吗？”我爽朗的回答说:“写得很好，而且非常概括。”毛主席好像要解释为什么没有采用我拟的题词这一疑问似的，接着说道，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些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搞形式注意。不但普通干部、群众要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现在看来，毛主席的这番话不仅指出了学习雷锋的方法，而且指明了雷锋身上最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指出了学雷锋的方向。毛主席谈完之后，我便回到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告诉他们毛主席的题词已经写好了，请他们到中南海西门来取。应当指出，毛主席在题词之前，就阅读了报纸上有关雷锋的报道，了解了雷锋的故事。他曾对当时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过，“雷锋值得学习”。 编辑部接到林克的电话后，立即派刘全聚(时任杂志社公务员，后成为摄影家——编者注)骑摩托车直奔中南海。20分钟后，当毛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刚劲有力的字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整个编辑部沸腾了。大家凝望着题词，欢呼跳跃。随即，毛泽东的题词被复制为插图，刊登在1963年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上。

毛泽东应《中国青年》编辑部之邀为雷锋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新闻界和有关方面，各报社纷纷要就刊登这一题词手迹。《解放军报》得知毛泽东题词以后，迅速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常委发出信件，请求题词。几位中央常委先后于3月初题了词。为了使毛主席的题词和他其他中央领导的题词集中发表，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中央书记处专门会研究，决定于3月5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首都各报同时发表。就这样，几年以后，1963年3月5日被当成了毛泽东“想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纪念日。

《中国青年》编辑部在请毛泽东题词的同时，也向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发出了请求题词或写文章的信。给周恩来的信是和给毛主席的信同时发出的。周恩来对《中国青年》一贯是几乎有求必应，接到信后很快就挥笔写下了“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题词，并派人送到了编辑部。周恩来的题词同毛泽东的题词一起刊登在了3月2日出版的“学习雷锋”专辑上。在为《中国青年》题词不久，周恩来又接到了《解放军报》要求为雷锋题词的信。这时，他已得知毛泽东题了词，就让办公室打电话到杂志社问主席题词的内容。我们向他作了汇报。于是，周恩来又一次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后来，编辑部的同志在拜访邓颖超大姐时，邓大姐谈到总理为雷锋第二次题词时说:已经是深夜了，他又一次翻看了雷锋日记摘抄，然后在房间踱来踱去，沉思了近一个小时，才坐下来题词。显然，周恩来是根据毛泽东的题词经过深思熟虑，对应该向雷锋学习什么作了高度概括。

那一期《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还刊登了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郭沬若、罗瑞卿、谢觉哉应编辑部之请而写的诗歌和文章。罗瑞卿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又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中国青年》出版“学习雷锋”专辑非常支持。接到编辑部的约稿信后，他立即组织专门班子研究，很快就写出了《学习雷锋——写给<中国青年>》的专文。谢老当时正生病住在医院，编辑部的同志去医院看望他，顺便谈起了雷锋的事迹和《中国青年》准备出“学习雷锋”专辑的打算，希望谢老病愈后能写点东西。谢老当即问了“专辑”的付印时间，让我们给他送去一份雷锋日记摘抄。在病榻上，谢老阅读有关雷锋的事迹后，写了一篇散文《读雷锋同志的日记摘抄》和一首《学雷锋》诗:“曾云六亿舜尧群，崛起平民总不同，谈到做到心意广，神州处处学雷锋。”谢老的散文和诗都赶在2月25日前写好了。董老也送来了一首诗《歌咏雷锋同志》，诗曰:“有众读毛选，雷锋特认真，不惟明字句，而且得精神，阶级观清楚，劳动念朴纯，螺丝钉不锈，历史色长新，只作平凡事，皆成巨丽珍，普通一战士，生活为人民。” 为了编好这本“学雷锋”专辑，编辑部特别组织了一个采访组于2月12日到辽宁实地采访。我们到沈阳后，得知雷锋所在的团的俱乐部主任陈广生掌握雷锋的事迹最多，他正在大连向青年讲雷锋事迹。我们立即赶赴大连。当天，我们先和青年一起听陈广生作报告，晚上和他一起研究怎样改写长篇通讯。第二天，我们参观了正在大连循环展览的雷锋事迹，并一本一本地仔细看了雷锋日记的原作，对照报纸已发表的日记摘抄，作了补充，增加了一些新的段落，使之更加充实。经过几天紧张的工作，我们大约于2月18日、19日返回北京。

1963年3月2日，刊登有毛泽东、周恩来题词和其他中央领导诗歌和文章的《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出版发行，广大青年争相购买，一时间真可谓“洛阳纸贵”。这本专辑在全国5个代印点几经重印，累计印数达到800多万份，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有些青年买不到，就互相传阅，或到图书馆借阅。后来，编辑部还收到一位炊事员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到处奔走，也没买到这一期《中国青年》，他只好借了一本，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了下来。把一本16开48页约10万字的《中国青年》手抄了一遍，这个读者对雷锋的热心可见一斑。编辑部收到这封信后，给他寄去了几本这一期《中国青年》并请他把手抄本寄给编辑部。1963年10月，《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纪念时，这本手抄的“学习雷锋”专辑在编辑部举办的展览会展出。周恩来看到这本手抄本时仔细询问了它的来历，并指示有关部门增加给《中国青年》的纸张供应，以扩大发行。

就这样，由于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以及《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的大力宣传，向雷锋学习的热潮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雷锋的精神从此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