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江、俞正声、李源潮和汪洋如何评价过去五年的中国道路和制度发展？如何理解当下改革的主要障碍？他们对曾任职地发展的观察和思考是什么？

　　本报记者 何苗 王海平 胡欣欣

　　北京报道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陆续参与到曾任职地人大代表团的审议。新华社和各地党委机关报的消息显示，他们在讲话中都对过去五年的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表示出信心，并发表个人观点参与到对时下改革事项的讨论，其中多数调任中央工作的常委、委员的发言，还涉及到曾任职地的发展方向。

　　在高层人事变动后，他们都回归曾任重要职务的代表团。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俞正声分别回到曾任省委书记的浙江省和湖北省代表团中。张德江1998年至2002年任浙江省委书记，2007年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一直以浙江代表团成员身份参与全国人大。俞正声2001年至2007年任湖北省委书记，此次是过去五年名列上海团后，再次回归湖北团履职。

　　“我不是讲话，我也是江苏团的代表，也是和大家一样发言。”尽管2007年调中央任职，李源潮近十年仍属江苏代表团一员。同样第二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汪洋，则是在15年后重回安徽代表团。汪洋在发言中说，“我今天是典型的‘返乡团’……月是故乡明，音是家乡亲。我和我爱人在家有时候突然想起来一句宿县话，两个人很兴奋。”

　　张德江和俞正声分别是本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主席团常务主席，并主持全体会议。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中，李源潮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十八大后，李源潮曾出席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和全国妇联等组织的换届会议。他也曾多次代表中共中央接访外宾。汪洋在十八大后不再兼任广东省委书记，调往中央工作。

　　深化改革面临新利益格局

　　四人都对继续深化改革发表看法。令与会代表关注的是，李源潮提出，“许多亟待推进的改革都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叫既得利益，一个叫既有权力的挑战。”汪洋则更直接地指出：“总理上午的报告中讲了十一个方面，我自己认为，这些问题最核心的是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形成一些新的系统性的利益格局……这个系统性的利益格局里面，有很多是我们政府自己的利益格局。”

　　《浙江日报》报道称，张德江在谈及坚持深化改革时，重点突出了城乡统筹领域，他提出应该“加快形成有利于激发城乡发展活力、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就同一个“城镇化”话题，俞正声更详细地说，“要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为进城农民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为农业集约化生产腾出空间。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镇域经济，通过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培养更多新型农民，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产业支撑。”

　　在谈及利益格局后，汪洋和李源潮都对行政体制改革发表了看法。汪洋说，“我们讲行政审批过多，我们管了很多管不了不该管的事儿，实际上和部门利益是有关系的，咱们这次会议最后还要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的方案，国务院有一些这些方面的考虑和安排，实际上是想做的，但是非常困难。如果说三十年前的改革我们要解决的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的话，现在我们就要解决利益的问题。我在广东的时候，在做很多改革的探索时，面对的很多都是调整既得利益，都是很痛苦的事儿。”

　　李源潮指出，做存量的调整比做增量的分配要难得多。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作为行政改革的核心，紧连着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正常运行机制，这套机制就是我们现在的运行机制，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体察民意，形成改革的共识，以更大的勇气来打破部门利益和既有权力的束缚。部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既有的权利要服从优化的权力配置，只有这样，才能够取得优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效果。

　　本届两会将审议和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涉及到央地关系调整的叙述。李源潮和汪洋在任职江苏、广东时，都曾就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开展过多层次的试验。“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我认为是对行政权力的优化配置和有效的约束。”李源潮说。汪洋则说，“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你说多困难……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我们全党下决心。”

　　再提制度和道路自信

　　四人都对《政府工作报告》和过去十年中央政府的工作表示赞同。也显示出对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信心。

　　李源潮提出，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妥善调整，使中国的经济在全球受冲击最小，恢复得最早，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巨大的进步，极大地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李源潮谈到自己统计的数据，“我们如果衡量一下人民群众的财富，户均存款比5年前增加了2倍。五年前居民存款是17亿，现在是45亿，仅仅去年一年，中国每一户居民的存款增加超过1万美元，这种发展确实是让世界都感到羡慕的发展。”

　　汪洋忆及自己在安徽铜陵任职时出国考察的经验。1990年在铜陵当市长的时候去访问德国的一个友好城市，我离开德国的时候那个友好组织给我弄了几箱子的旧衣服，他把我们当成要饭的了。当然那旧衣服也还不错，你也不能拒绝，我都带回来送到民政局交给敬老院去了，当时人家就是这么看我们的。

　　汪洋还说，去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到中国来访问去了广东，领事馆挑的，住在花城广场，住了一个晚上。他见我们总理的时候说，跟你们这地方比我们柏林简直像个农村啊！因为那个是广东最漂亮最繁华的地方，而且我们城市的灯光工程确实搞得漂亮。这也有恭维我们的成分，但不管怎么样现在的中国让全世界刮目相看，这个评价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这五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我们制度和道路的优势进一步显现，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可以从根本上感到自豪的东西。”汪洋还认为，制度是西方担忧中国发展的原因。他说，现在中国在和平发展，快速成长，西方感到很担忧，开始从各个方面遏制我们。其实你想想，他担心我们的经济实力吗？我觉得不是。尽管你总量很大，前段时间我们讲外贸超过美国，这东西我们说人家出口的（轿车），人家都是几百万一台，咱们是几万一台。所以我觉得不是经济上的原因，是担忧我们的科技实力吗？我觉得也不是。也不是我们的军事水平，我们就一条航空母舰，还是从人家乌克兰买回来的旧船改造的。

　　汪洋说：“（他们）担忧的是我们的制度，因为你用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60多年的社会主义，最后使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崛起，是这个制度挑战了西方认为的无懈可击的制度模式，这是他们感到最担忧的东西。特别是现在‘弯道超车’，不仅是经济上来了，对应的是他们的市场失灵了，很多事实说明市场也有失灵的地方，像华尔街的问题与监管无效有关，民主也失效了，（政府）举债、破产，希腊是最典型的。”

　　“他们引以为豪的东西，市场失灵了，民主失效了，再反观社会主义的中国，好像民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协商式民主也是可以的。现在他们也感到市场经济也不止一种搞法，也不是西方一种模式。当然，他们不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但我想说，我们能取得的成绩正是因为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当中我们也磕磕绊绊，遇到很多问题，甚至现在也没解决，但我们能有这个成绩根本的问题还是制度和道路的胜利。在这个前提下有每一届政府的努力才能发挥制度和道路的优势。”

　　“今年，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复杂。”张德江说，过去一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我国经济呈现增长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

　　注入曾任职地发展新思维

　　在代表团评议曾任职地的发展，也成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共同选择。四人都对曾任职地提出了侧重明显的发展思路。他们都在发言中列举公共财政、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的现值和自己任职时对比，体现各地过去十年的发展成绩。

　　在民间金融自成体系的浙江省，张德江以较大篇幅谈到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是靠实业富民、靠实业强省、靠实业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从长远和战略的

　　高度充分认识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极端重要性。要鼓励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经济。鼓励社会将更多生产要素投入实体经济。要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非理性发展。

　　俞正声的发言则对湖北省提出产业领域的期待。他提出智能制造、绿色能源、数字服务三个重点领域，希望当地要高度重视新一轮产业变革中蕴藏的长远机遇。“湖北是科教大省，要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走在前列。智能制造更多的是对现有技术的集成和应用，湖北有基础和条件，要着眼长远，积极谋划，将其应用于改造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发展绿色产业、调整经济结构、推进资源节约，改善生产生活环境，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看到希望。数字服务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积极发掘数字服务的新机遇。”

　　李源潮认为，江苏以省为单位，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上，以市为单位、以县为单位，就有更大的空间和容量。也就是大多数县还在中等收入水平以下。他指出全省加快发展过程中，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现象是“一道坎”。“当时我记得有的人说，苏南像欧洲，苏北像非洲。这道坎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是靠全省共同发展战略来迈过去。”他还说，“中国工业化还没完成，城镇化还在发展之中，再生态化的任务就来了。”

　　李源潮认为，江苏要“抢抓机遇”，而不是“抓住机遇”。李源潮希望当地思考，如何能抓住今后三个政策性机遇？第一个是新兴技术的产业应用。国家对新兴技术有一系列的产业化政策，现在出钱、批地、税收、投资政策等等，这些优惠或者优先政策怎么抓住？第二个就是高端人才的科技创业鼓励。第三个就是要抓国际化城市，抓这些城市现代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具体讲就是上海。

　　“我的理解是，源潮同志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一是与他在江苏的工作经历有关，他对此有深厚的感情；二是他希望江苏在各个方面都能够走在全国前列，扮演‘率先’的角色”，3月6日晚，江苏籍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对本报记者说。

　　汪洋在历届两会期间曾多次造访安徽团，在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他就曾以老乡身份造访安徽代表团，当时即较多关注两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合作。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便是如此。汪洋主政广东期间，粤皖合作紧密，两地经贸合作活动频繁，每年两地党政代表团都有不止一次的考察交流活动。消息人士称，这与两地高层的“撮合”有关。

　　此次汪洋回应安徽代表发言时说，“大家在发言中间，可能考虑到我未来可能做什么事儿，因此对我进行了岗前的强化教育和培训，让我增加对安徽农业、水利以及有关领域的了解，让我在上岗以后能认识到问题，努力帮助解决问题。我过去就说了，现在是讲普通话，但绝对能听懂安徽话。大家讲的这些意见对我了解安徽目前存在的问题有帮助，对将来做好工作也有价值，但是咱得按法办事。”

　　“我现在是下岗职工，没职务，所以现在也不能表什么态，只能说感谢岗前培训，一定记住这些诉求，我都记在本儿上了，将来在工作中贯彻我刚才讲的原则，能办的快办，不能办的坚决不办。”汪洋说。

　　（本报记者李芃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杨晓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