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地正在加快废止劳动教养的步伐。上海收教人员已经全部依法解教，有关劳教场所和干警的转型正在有序推进；湖南所有劳教人员已被释放，送回原籍所在地，劳教所也正向强制戒毒所转型；深圳两个劳教所年底前也将全面转型为强制戒毒所。

这些落实中央改革决策的措施，正在将社会推向一个“后劳教时代”。我们注意到，各地在推进这项工作时，都用了“转型”一词，旨在真正告别那个存在劳教的时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确保废止劳教的良好意图得到实现，则需要处理诸多遗留问题，如对“轻微违法行为”如何处置？取消劳教会不会给治安埋下隐患？是否有替代性法律出台？劳教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何去何从？此类问题都需要提上制度建设的日程。

转型首先必须从法律程序革除旧制度。作为一项由国务院制定并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制度，劳教的正式废止还须从立法层面上，对有关劳教的法规文件进行清理和废除。当然，这种废除相应的制度文件并不难，真正的难题在于，要有足够审慎而科学的法律制度予以衔接，将以往通过劳教予以规制的违法和轻罪行为，有效纳入社会治理的法治轨道。就此而言，关键是要从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上进行内容设计。

一方面，劳教的废止并不意味着那些违法行为就逍遥法外，其应当依法受到更有效的文明治理和矫正。虽然我国刑法和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此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惩治体系，但从违法行为的矫正看，单纯的处罚并不能解决公共治理的深层问题。而当年劳教的用意即在刑罚和行政处罚之间予以衔接，实现违法和轻罪行为的矫正。倘若制度衔接过程中造成了过大的真空，那么就可能会给目前的刑罚适用和行政处罚适用造成影响，或是出现惩罚失衡，或是带来秩序的危险和公共治理的缺憾。

另一方面，劳教所和工作人员的转型，目前多选择以戒毒所为目标。这种方向或许值得肯定，但必须注意的是，转型并非简单的变个名称，而需要从制度上对戒毒所本身的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在以往吸毒劳教的背景下，戒毒所某种程度上原本就具有劳教所的特点，内部的执法体制和习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不对转换后的组织机构、执法机制等进行革新，这种名称的改变会不会是“换汤不换药”呢？我国目前据称有数百家劳教所，这些机构和人员真正的转型，或许还需要从制度层面上进行统一安排。

不难看出，在落实中央的改革决策方面，地方的行政措施或许能够应一急之需，但要从根本上对违法行为进行良性治理，则离不开国家层面的立法提速。在废除劳教的征途上，法学界曾一直推动社会矫治立法，但被连续列入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的《违法行为矫治法(草案)》，由于涉及复杂的部门利益，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此次《决定》虽然废止劳教，并规定“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但对是否要出台替代性法律制度，则没有明确规定。从长远看，借鉴国外保安处分的制度经验，推进中国的社会矫正立法步伐，已经刻不容缓。

因此，社会的期待不仅止于对劳教制度的废止，更盼望国家能够重建一部替代性的良法，为制度转型确立一揽子的理性化方案，最终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和现代文明执法体系，实现社会公共治理与公民权利自由的双赢。 青 文

（责任编辑：杨晓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