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哑铃型”社会成“杠铃型”

　　本报评论员     李铁

        4月11日，2010年的博鳌亚洲论坛落下帷幕，此次年会的主题是“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以此为主题显然是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可持续性上遇到了很大问题。

　　此次论坛上，与会者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尽管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保持了相当的经济增速，但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国等经济体缺乏最终的消费市场，长期以来投资增长迅猛，但消费需求低迷，这种失衡的增长模式很难持续。

　　而就在博鳌论坛开幕前几天，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此文一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其实，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与建设“橄榄型”社会，是当下中国发展最核心的问题。

　　权力格局，决定了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而中国的这种以政府投资和出口来主导增长，资源分配围绕行政权力来进行的模式，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形成了“哑铃型”的分配格局。中等收入者的萎缩使得内需持续低迷，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更严重的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揽子方案，并未修正以前的失衡模式，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失衡，是用更大的投资泡沫去掩盖萧条。加上货币流动性泛滥，社会财富分配面临由“哑铃型”进一步滑向“杠铃型”的危险，如此下去，岂是一个经济失衡了得？

　　“哑铃”是如何炼成的 

　　对于中国的贫富差距，尽管中外的统计结果各不相同，但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已经步入了全世界贫富差距拉大的国家之列。

　　去年，由美国美林全球财富管理机构和法国凯捷咨询公司发布的第13份年度《世界财富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内地的富豪人数已经超越英国，名列世界第四。而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却在全球179个国家中排名第109。

　　财政部近期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我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从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来讲，1978年我们行业的平均工资最高和最低是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在上升。

　　有人将中国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归咎为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市场，并不会造成难以容忍的贫富差距。因为，自由市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开放所提供的机会均等使得人人都有机会白手起家。相反，一个以行政权力做后盾的体制，才会造成真正的垄断，会扼杀公平竞争，继而造成过大的贫富差距。

　　美国调查机构曾经做过一个跟踪调查，分析了1976年入学的大学生在1994-1995年期间，也就是大约毕业15年后的年收入差距。调查结果显示，来自最穷１/４家庭的学生年收入为67490美元，最富１/４家庭的学生为85842美元，差距在20%以内。而美国最有名的富豪：比尔·盖茨、巴菲特以及沃尔顿家族，都是靠自我奋斗，而不是靠遗产或者权力致富。

　　但今天中国的收入分配悬殊问题，却是由权力过多管制经济资源所致。

　　首先是身份的限制，户籍制度使得广大的农民在起跑线上就输了一大截。

　　其次是许多资源不是依靠市场而是依靠行政权力来配置。在通讯、电力、能源、交通等垄断行业，高收入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垄断部门通过向公众出售垄断高价的服务来获得巨额利润。

　　由于政府对经济有超强控制力，而且权力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靠近权力就等于靠近财富。这样的体制自然会使得赢者通吃，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只要这种体制继续封闭，差距就会继续扩大。近几年飙升的房价也起到了为贫富差距推波助澜的效果。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描述：没买房的可能永远都买不起车了，而之前买了房的，肯定可以继续买车。

　　危害不仅仅在政治风险

　　一提到贫富悬殊的危害，很多人想到的是不利于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而实际上，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政治风险，它对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威胁或许更值得注意。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本来就存在失衡的问题，而任由贫富差距继续发展的话，必将加剧经济的失衡，甚至会使经济发展走入死胡同。

　　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是多年来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先说出口，中国的出口靠什么？就是靠低价。极低的劳动力价格、极低的环境成本、极低的资源价格，当然，还有偏低的人民币汇率保驾护航。既然是低价，出口的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和劳动者所获得的利润回报非常微薄。这方面，我们常常愤愤不平，因为我们在产业链的低端，所获得的利润实在太少了，做出口企业二十年，多数企业主都不如房地产老板们的一夜暴富，工人的劳动所得更寒酸，厂妹厂仔不敢奢望能在当地安个家。

　　这些年，政府，特别是一些高一级别的政府，确实是富了。去年，吴敬琏就曾呼吁减税，因为18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每年都超过了20%。中国的普通家庭，承受着高价格的公共服务、垄断高价、高税负和低廉的储蓄利率，一直在为政府和垄断部门输送着巨额储蓄，这原本应该是属于他们的钱。

　　说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富裕，当然不能不说房地产。4月13日，财政部发布了详细的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支基本情况，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7亿元，增长43.2%；其中用于廉租住房支出187.1亿元，仅占1.5%。高涨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了各级政府的最高效的融资工具。

　　政府手里有了这么多的钱，怎么办？只能投资，上大项目。政府投资，自然也要保证回报。老百姓为政府输送的巨额收入，投资成了铁路、公路、机场，老百姓再用高价去购买这些服务，政府的投资回报就有了保证。

　　政府投资，除了基础建设，其他大多集中在重化工业和资本密集型领域，在权力的保障之下，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当中，资本所得的部分不断上升，劳动收入所得不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比重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

　　伴随政府富裕的是不断扩张的投资规模。可问题是，生产与消费必须平衡，中国投资率自2001年以来不断上升，达到43%，（日本在1970年、韩国在1991年的产能扩张顶峰时期，投资率也低于40%）与此相反，从1997-2007年，中国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36.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正常水平（70％左右），比印度等穷国55％的居民消费率也要低不少。

　　这就是我们的循环：政府拿的钱越来越多，只能投资形成产能。高储蓄导致高投资，高投资转换成的还是高储蓄，生产那么多，国内居民又没有能力消费，只能出口。如果外部需求增长停滞，我们还能维持这个循环吗？

　　另外，我们的全社会的投资占到GDP的比重一路攀升，1991年的时候只占25.7% ，2008年是57%，2009年达到了67%。很多地方的投资年增长都超过了30%，这意味着两年多就翻一番，明眼人都能看到，这能有多少可持续性？

　　当花草树木都用来炒卖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增长成了政府经济生活的首要任务。如果当时我们采取大规模的减税来保增长的话，将直接有利于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这也会纠正一些中国经济的失衡。可惜，经济资源的配置由权力决定。政府选择了另一条路径，那就是政府主导，用更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去保增长，用疯涨的房价去促进所谓内需。

　　巨额的政府投资对中小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拉动效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相反，却进一步挤压了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成分发展的空间。另外，由于货币超发，房价疯涨，利润来得最快的全是交易性机会，实体经济的钱都被吸引到各种炒作中去了。

　　经济学上有个规律，高收入者更多地关注投资而并非消费，因此，越是贫富悬殊，越会投机盛行，产生资产泡沫。甚至一些原本看起来只可能是消费品的东西，也可能脱离消费品属性，成为资本品，成为炒作的对象。

　　炒房、炒大蒜、炒普洱茶、炒冬虫夏草……当资产价格高企，企业成本居高不下，中小企业被国企巨无霸压得喘不过气，还有谁愿意做实业？

　　没有实体经济，没有中小企业，就没有居民的收入增长。富人们更多地关注投资而不是消费，真正有消费需求的低收入者又不敢消费，这样的增长模式将走向何处？

　　似乎一切都在靠一个信念支撑，只要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再贵的房价在未来都不是问题，继续增长，我们就将得到一切。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信念。

夏业良：高房价损害的是社会整体信心

　　本报评论记者 韩洪刚  实习记者 徐伟

　　访谈嘉宾 夏业良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中国土地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

　　时代周报：目前，虽然民间包括媒体对高房价，已经批判了好多年，但是官方在正式表述中，总是说“避免房价过快上涨”之类的话。你怎么看待这一状况？

　　夏业良：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面，房价总体是向上走的，无论政府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来遏制房价，最多只是短期地抑制或者是停止大幅攀升，但绝不会下降，稍微等到风头一过，就会再继续上升，所以说这里面存在问题。

　　在要素市场上，土地不能进行自由地交易，不能体现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产权交易关系，再加上地方政府把土地作为自己的生财之道，其中还有大量的腐败行为，所以房价高企的局面得不到根本的改变。虽然政府也觉得房价上涨过多，老百姓怨言很多，对它形成了压力，但是政府并没有拿出些根本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的土地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其突破口就在小产权房。现在已经建设了大量的小产权房，也不可能说国家采取一个严厉的措施把这些小产权房全部铲除，那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破坏，所以说可能最终会被迫地承认小产权房的合法性，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跟上。有人关心50年或者70年以后的产权，在我看来，其实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么久远，我觉得中国的土地私有化，应该是在15年左右后就能够到来，当然这个到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伴随着中国的制度变革这一系列根本性的改变到来的。

　　时代周报：除了产权问题，在中国，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等曾经一度被视为抵抗高房价的药方，但现在公众对此颇有怨言，认为这些房子都到了体制内，“局外人”根本不可能分享。

　　夏业良：对，有很多拿到房子的并不是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我在2004年就提出坚决反对经济适用房。只能建廉租房，廉租房是没有产权的，而且廉租房的规格也不应该高，就是要条件差，要不然的话，人家还去租什么呢？只有没有办法的人才会去租，有办法的、条件好的根本不会去跟人家抢这个廉租房去租。中国的房价问题，不是一个表面的价格问题，它背后隐藏的是一些没有得到解决的制度性问题，尤其是土地产权问题。

　　保障房制度早晚要取消

　　时代周报：刚才你提到反对经济适用房，我就想到最近一个新闻报道，说公务员享有内部价，周边房价已经三四万了，部委的内部价就4000元，他们说这是吸引很多的青年去考公务员的一个原因。据了解，经济适用房，公务员拿到的比例非常高。

　　夏业良：这其实就是回归到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单位分配模式，虽然出了一点钱，但是这点钱跟市场差距非常大。比如说国家发改委，他们前不久又盖了一批房子，他们拿到的价格是3000元左右，实际上，那个地段按现在的价格已超过3万，所以说只要10%的价格，他们就能拿到产权。而且他们不少人，早就已经不止一套房子了，而是好几套房子。

　　这个所谓的“保障房”制度早晚要取消，真正的保障就是政府为那些没有办法获得住所的人，提供一个栖身之所，大量地建廉租房，它的租金由政府补贴。而至于能不能买得起房，几代人才能买得起房，政府没有这个义务去管，说是一定要在一代人时间里面，给每个家庭提供一套体面的住房，如果你还有这种思维的话，那就是计划经济。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政府只要给人们提供了机会，创造了发展的空间，不制造障碍，剩下的都是每个人、每个家庭自己的事情，到底是一代人，还是两代人，到底是住多大、多体面的房子，都是自己的事。

　　时代周报：那么，你觉得目前在住房方面，政府实际上设置了哪些障碍？

　　夏业良：第一，是土地方面的障碍。中国的土地不能自由交易，其实如果土地可以自由交易的话，可以提高土地的周转率和使用率，有很多地方土地荒芜很多年都没有被人利用，转手率很低，对国民财富没有增加。如果放开供给，自由交易，价格不会不断提高，有可能还会下降。

　　第二，是城乡障碍。比如说，城市居民不能够到农村去买地，去发展，这在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规定。有的人本来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家里还有亲戚，他是城市居民，他为什么不能到农村去买一块地呢？本来户籍制度已经让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有这样一个不同的国民待遇，反过来，它对城市居民又有这样一个到农村买地或者定居的限制，这也是一种非国民待遇。它不能形成对流，农村与城市的这种对流，应该让资源、信息、资本各方面可以共享，能够互相流通，但是它人为地限制了这样一个东西。

　　第三，是对个人集资建房的限制。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政府管得太多了，它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要是公民自己自愿的行为，集资建房就是自己的事，如果里边存在着诈骗行为、犯罪行为，你用法律直接介入就行了，如果没有触犯法律，他们自己就按照这个市场经济、合同约定来进行就可以了。但是建筑质量方面必须严格把关，就是政府的有关监督机构、技术审查机构，应该是行使职责，有效地把关。

　　不要过分强调“支柱产业”

　　时代周报：现在，中国的房地产还是被看做支柱产业，但是，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房地产远远没有制造业和其他的基础性工业重要。在二战后，上世纪70年代以前，很多国家是摒弃加大发展房地产力度的，房地产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果，而不是因。

　　夏业良：把它作为一个支柱产业这个提法，可能还是带有点计划经济的色彩，什么东西都是政府觉得重要了，政府来倡导一种产业，然后来带动。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应该来说，房地产业对经济还是有一些支撑和拉动作用的，但是我觉得用不用提出“支柱产业”这个说法不是关键。不要过分地强调了这个产业，假如说你本来有其他的几个支柱产业，你非要把房地产作为第一支柱产业，那可能就是有失偏颇了，但是如果是若干个支柱产业中的一个，我觉得也没什么，也是挺正常的。

　　时代周报：但是现实就是这样，潘石屹也讲，房地产行业得了癌症，吸纳了其他很多行业的大量资金。

　　夏业良：原因不在此，政府倡导是一个方面，更关键的是它的暴利性，因为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增长状态，比一般的实业增长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从趋利避害的角度来讲，人家也愿意。假如投资一个工厂，你并不能保证你的收益那么稳定，你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进行管理和运作，而房地产业一旦把价格炒上去了，就是坐等收钱，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包括不懂房地产的人，都要纷纷进入房地产行业，只要他有一定的官府背景，他能拿到比较好的地块，他就可以做。

　　时代周报：对，包括一些居民，自己有点钱也去买房炒房。现在人们都在批房地产的投机，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投机是没什么错的，关键是要警惕形成这种投机的结构。

　　夏业良：居民怎么做，是他自己的消费，自己的选择。但是作为政府，一个地方的价格疯涨、暴涨，而且跟当地的经济发展并不匹配，这样政府就有责任来考虑它的产业结构的问题，看是否有一些泡沫的因素，怎样通过经济政策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或者制定一些风险防范的机制，这是政府的职责。

　　高房价分配人才流动很荒唐

　　 时代周报：北京四环的房价已经突破4万/平方米了，这样，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很难有办法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买房。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人才排挤的现象，有些毕业生就走向了二三线城市。你觉得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或者人才结构后果？

　　夏业良：这种做法是很荒唐的，当然客观上可能也有一些正面效应，但我觉得关键在于中国为什么那么喜欢集中到一线城市，是因为中国老是按计划思维办事，把什么好的项目，什么大的工程全部放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包括大学、研究机构都太集中于这样的城市。

　　要想改变这种过于集中的状态，不应靠高房价驱赶这些人才，而是要让他们主动地转移。现在很多地方都建了大学城，把新的校园建在很远的郊区、郊县，为什么不能把大学进行一些迁移呢？与其在郊县建新的校园，还不如到一些二三线城市，山清水秀的地方去建一些大学。国外很多大学都是在一个小镇上，然后慢慢地把那个小镇带动发展起来，我觉得中国应该是到了这个阶段。如果我有决策权的话，我愿意把北京大学迁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上。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目前这种房价高位运行还有哪些危害？

　　夏业良：当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要破灭，破灭会给那些没有抗风险能力的人，造成很大的危机；同时，也会给地方经济带来萧条，引发大面积的贫困和群体性事件；还会让一些人对前途没有信心，很多白领阶层都说自己的工资说起来不少，但是以自己的工资无法在城市里面购买到自己想要的住房。大学毕业生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很难靠自己的力量，来购买住房。如果读完硕士、博士，工作十年你都买不起的话，你对工作前景肯定不看好，损害的是社会整体信心。

高房价能否倒逼出新人生观

　　本报评论员      韩洪刚

　　在温总理提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之后，中国一、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仍以火箭速度在飞天。对于那些理智的人而言，“买不买房”不应再是个问题，而“不买房”的生活可以怎么过，倒是该成为不断省思的课题。

　　买的不是房子，是“日子”

　　如果你偶尔走在街头，或驻留公共场合，听到的聊天话题，十有八九会是“房子”。在中国，房子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何有这般魔力，让中国人如此迷狂？也许，只有深入到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才能搞懂房子的秘密。

　　正如加缪所说，自杀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它事关那个根本的追问：死，还是活下去？生存的意义又是什么？北京大学哲学系学者吴飞，从研究自杀问题的经验中，提出了一个解释中国人生活结构的颇具说服力的框架：“过日子”和“做人”。他提炼出“过日子”是中国人生活的常态，人们的生活必须在“过日子”的过程中延展方能获得价值和意义。“做人”则意味着能够处理好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成为一个有所皈依的、有尊严的人。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的日常语言，时常体现着这样的人生观。这一传统结构中，“过日子”的载体是家庭，家庭的载体便是房子。从“做人”的层面而言，房子亦是“日子”过得怎样的体现，即“面子”。也因此，房子正日益成为一个彰显社会地位的符号。

　　至此，我们不难理解房子对于中国人的意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旧的社会关系模式不断瓦解，一个陌生人的城市社会形成。在普遍无家可归的状况中，房子即是人们为自己赢得的一个新家。

　　在当下的秩序结构中，除了那些钱多得可以埋到鱼塘里的人，就剩下做稳了“房奴”的人，和做“房奴”而不得的人。那些即便有众所周知的压抑和苦闷的“房奴”，貌似也远比那些没资格做“房奴”的人，要有“面子”，要幸福。事实果真如此吗？

　　“过日子”之外的维度

　　在人们的意识里，“买房子是一辈子的事情”，可反过来却很少有人去想，一辈子的事情是什么？在一个官商联袂捆绑的房地产格局中，民众真的挺可怜，但不反思而寻出路，那就是可悲。

　　每个人都梦想高贵的人生，但高贵仅仅表现于力图实现自身上升的运动之中。当下，房子正变成一种荒唐的人生负担，甚至正在改造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工作变成了哼哼哈哈—见了领导一点意见也不能有，就怕被炒鱿鱼；生活变成了吭哧吭哧—不敢生病，减少交游，人生陷入了无休止的气喘吁吁。

　　其实，人生可以干些别的，可以从这种命运中解脱出来。出路就在于必须要建立一套新的人生逻辑。除非跳出物质主义的竞赛，拓展精神世界的维度，否则，人们收获的将是永恒的挫败感。因为，在以权势和金钱为唯一尺度的衡量体系里，永远存在更有权势，更有财富的人。一旦相遇，总会刺激起人们内心深处那个小小的“我”。

　　但“我”究竟是谁？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最可欲求的？这样的思索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潮流中，似乎被搁置或被嘲笑，只成为了文艺青年的想象。

　　对于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生活， 女性哲学家Agnes Heller提出，美好人生有三个维度—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正义，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的情感联系。

　　陈独秀则认为，人生之幸福应包括五种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一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

　　高房价已经成为旧有生活结构的“南墙”，不管是陈独秀还是Agnes Heller，都在提供“过日子”之外的人生视野。“过日子”的心理结构往往使人陷入自我沉溺，进而丧失自我再生产的能力。这让人既会失掉远见，又会失去人生的创造性愉悦。

　　一个船上若所有人都站在一边，必定倾斜。一个国家，过多的权势与财富集中到一个产业中，这样的非理性繁荣也不会持续太久。房子是官员、开发商、民众之间的利益博弈，还应该是在每个个体心中进行着的精神战役，除非这个人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力量。

（责任编辑：左浩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