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岁的孙文祥外表斯文瘦弱，在旁人眼中，很像一位教书匠。其实，他是个“猪倌”。

    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猪倌”。他在黑龙江边陲共青农场创办的天香猪场，是全国首家大型有机猪场、国家生猪活体储备基地。

    孙文祥是“垦荒二代”，他在这片黑土地上的经历，是典型的当代共青农场人的创业故事。

    对这一代共青农场人来说，相比于父辈有着清晰的历史使命，他们觉得自己的位置“有些尴尬”。于是，他们时常会问：“我们的精神坐标究竟在哪里？”

    这个问题需要历史和现实来回答，也等待着目睹共青农场剧变的人们来诠释。

    2013年7月4日，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到共青农场视察。这是阔别将近30年后，李源潮再次来到共青农场。1984年5月，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在共青农场筹办青年志愿垦荒30周年庆典活动，还为晚会点燃篝火。

    如今，李源潮在参观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纪念馆时，回忆起当年的往事。这座外观形似一把斧头的纪念馆，浓缩着几代共青农场人的奋斗史。即将离馆时，李源潮为纪念馆题写下“创业火炬，青年先锋”。

    在关注者看来，这简短8个字是对共青农场精神特质的深刻阐扬。共青农场人身上延续着一种拓荒者的精神基因，那里面饱含年轻人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欲望，也始终昂扬着属于青年一代的实干拼搏。这种气质和时代的结合，正是永不停息的创业精神。

    无论是面对环境恶劣的荒原，还是处于经济体制的变革年代，以及如今拉开二次创业的序幕，青年的先锋气质始终贯穿其中，创业的火炬一直在这里燃烧。

    作为第一代青年志愿垦荒者，年近八旬的杜俊起，曾经亲手开垦过萝北荒原。如今，他正在目睹北方共青城的巨变。在这样的变迁中，他看到的却是农场人不变的情怀。

    这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努力地挺直腰板，用肯定的语气说：“开拓创业的精神气儿，已经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根谷穗里了。”

    历史留下的声音，当代人应该去回应了

    精神坐标，这个关乎共青农场根本价值的问题，场长苏彦山也曾经思考过。

    2010年，他成为共青农场历史上最年轻的场长，那一年他36岁。很多职工担心这个新场长，“是否太年轻了”。

    苏彦山一上任，最先请来共青农场的老干部开座谈会。这令不少人惊讶，因为很多领导最怕老干部，因为他们“要求多，都是功臣”，不敢向他们讨教。

    在这次两代人讨论共青农场未来的座谈会上，包括杜俊起在内的老干部，谈起共青农场过去的创业经历。对于现状，他们直言不讳，“共青农场发展的步子可以再快些”。

    这批老垦荒人还语重心长地跟苏彦山说：“青年志愿垦荒精神是共青农场的宝贵财富。”

    苏彦山开始去从历史中寻找关于当下的答案。他翻开共青农场场史，几本封皮老旧的场史在他手里变得厚重起来。

    时间的列车开回1955年10月，52个天津青年就要抵达东北。火车已经行进了4天4夜，车厢外的景象，一路从城市变成乡村，从华北平原的深秋闯进了东北的天寒地冻。

    19岁的杜俊起正搭在这辆时代的列车上，他裹紧羊皮大袄，心里却是“火热火热的”。当时，正值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拟扩大耕地面积5867万亩。共青团中央首先探索垦荒方案。一份《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几项意见》提出：“青年团在开垦荒地的巨大任务中应起积极的突击队作用……以便鼓励和发扬青年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垦荒青年树立先进的榜样。”

    1955年8月30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在北京青年欢送志愿垦荒队大会上发表《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号召“青年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在此之前，毛泽东作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

    在读完《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后，年轻的杜俊起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浑身冒出使不完的劲儿。当天晚上，这个19岁的青年俯在齐腰高的木箱子上，用激动得发抖的手，写下一份申请书。他写道：“我要和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一道去唤醒酣睡的土地，把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献给祖国，为国家增产更多的粮食，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杜俊起花了两天时间，才把这封递交给共青团天津市委的申请书写完，“生怕有哪句话表达不出自己的决心”。那时，担任天津市高庄子乡团总支副书记的杜俊起像吃了秤砣铁了心，决定放弃城市的安稳生活，去北大荒闯出一番事业。尽管，直到登上北去的列车，包括杜俊起在内的大部分城市青年，对北大荒的了解，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如今，满头白发的杜俊起看着纪念馆墙壁上挂着的黑白照片，好像望向那个年代。回忆起当时的激情澎拜，他感慨地说：“可能正是年轻人的无知无畏，还有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才驱使我们义无反顾地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创业。”

    1955年10月，杜俊起的申请书在《天津日报》全文刊发后的一个月内，报名垦荒的青年就达7000多人。有的青年甚至写了血书，还有人守在团市委门口，不批准就不走。当杜俊起的申请被批准后，他和身边的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地哭起来。

    当时，这股激情也在哈尔滨、河北、山东等地的青年心中燃烧。他们纷纷组织自己的队伍，前往北大荒。

    年轻的垦荒队员还承诺，3年不拿一分钱工资，不花国家一个钱，把荒原开垦成万亩良田。他们也如起初承诺的那样，3年之内没有拿过任何报酬，唯一的福利是每年过年两块钱的“压岁钱”。

    那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画面强烈地撞击着苏彦山的内心，他思考过的“共青农场精神价值”问题，在脑中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他把共青农场的精神总结为“忠诚、奉献、创业、拼搏”。

    “要把这里建成北方的共青城。”1956年，胡耀邦来萝北看望垦荒队员时说。当苏彦山在泛黄的纸页上看到这句话时，他突然觉得“眼前一亮”。他不仅触摸到共青农场的精神脉络，更找到了这里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正是历史给共青农场人的答案。

    自从当上共青农场场长，苏彦山时常因为考虑农场如何发展，“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他深感，如果共青农场发展太慢，“就会被历史甩到后面去”。

    这位年轻的场长把好了共青农场的脉络：一是要传承共青农场的精神气质；二是以“建设北方共青城”为目标，开始这片土地的二次创业。他认为，50多年前历史留下的声音，当代人应该去回应了。

    一百年太久，只争朝夕

    3年前，苏彦山在职工大会上提出“建设北方共青城”的想法时，不少人向他“泼冷水”。

    “在一片嘲笑和质疑声中”，这届领导班子带着共青农场人，一步一步地在二次创业的路途中扎下脚印。

    在此之前，“北方的共青城”是大胆的历史设想，从来没有人给它画出清晰的轮廓。

    2011年年初，共青农场领导班子研究发展蓝图。他们编制出“1117”规划，即“一城、一馆、一基地、七大庄”。一城，就是红色共青城；一馆，即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纪念馆；一基地，就是全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七大庄，则是要建成7个青年垦荒文化建筑群。

    尽管崭新的北方共青城愿景已跃然纸上，但是质疑的声音仍然没有平息。当时，在领导班子会上，就有人没底气地说：“要完成这个规划，至少需要一百年。”

    或许，这样的担忧并非毫无缘由。在通向北方共青城的路上，会面临各种现实的“栅栏”，比如资金，比如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拆迁问题，等等。二次创业并不像喊口号那么轻松简单。

    尽管时代的境遇已大不相同，但是共青农场的两次创业却有着相似之处。无论是开垦荒地，还是建设北方的共青城，均是向未知领域开拓和进军，也几乎都算是“白手起家”。

    时过多年，说起当年的垦荒经历，两鬓斑白的老垦荒队员荆焕峰哈哈大笑起来：“当时就是傻呀！”

    年轻人无知无畏的浪漫主义情怀，遭遇的是最残酷的现实考验。苏彦山形容当年萝北荒原的生存条件，是“绝苦”。

    1955年，年轻的拓荒者真正踏上萝北荒原，才知道“荆棘丛生、沼泽遍地、野兽出没”，究竟是怎样一幅令人畏惧的图景。

    当时的萝北县，总共才2000人，全县只有一栋砖房。垦荒队员初到这里，只能住在自搭的窝棚和马架子里。

    北大荒的冬天，气温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他们晚上睡觉时要裹着棉衣裤，把头埋在被子里。第二天醒来，被子里外都结了一层冰霜，硬得叠不起来。

    到了夏天，日子同样不好过。蚊子、小咬（当地土话，一种昆虫）、牛虻“三班倒”，轮番地招惹人。虫子往头发上蹿，手一抓，皮肤就肿起一个包，“钻心地疼”。大夏天干活儿，他们也要穿上长衣长裤。

    不能回避的历史情节是，当时也有部分垦荒队员因为无法忍受艰苦，想卷起铺盖儿回家。

    但是，大部分垦荒队员没有半途而逃。“想干一番事业，就要不怕吃苦，不向困难低头。”杜俊起回忆，在过去异常艰难的岁月中，年轻人对理想的执着以及“不想丢面子”的尊严感，还是占据精神世界的高地。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垦荒青年释放了他们最大的能量。1958年，萝北迎来了大丰收。一个年轻的群体，用他们的汗水、青春甚至鲜血，完成他们对时代的承诺。

    如今，二次创业的主题不是人和自然的搏斗，或许也不会有那么多震撼人心的故事。但是，在很多共青农场人眼中，新的创业虽然不复垦荒年代的恶劣环境，但也是筚路蓝缕的征途。

    毫无疑问的是，植入共青农场几代人基因的精神气质，在这次创业历程中再次焕发。

    “我们拥有再次拓荒的勇气，也有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苏彦山说。

    由于共青农场人已达成发展的共识，繁复的拆迁难题在这里迎刃而解。仅3个多月，共青农场完成了2.3万平方米的征地拆迁。

    为了争取发展的资金和项目，苏彦山几乎“跑断了腿”。有一次，因为争取纪念馆的项目资金，他在省财政厅门前等了3天。

    农垦宝泉岭管理局的一位领导对苏彦山说：“你真是感动了上帝。”

    在共青农场的干部和职工中，流行着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工作节奏就是白加黑，五加二。”

    现实证明，“一百年”太久了，共青农场的变化要以“朝夕”为标尺来衡量。原本计划耗时5年的发展规划，几乎只用1年时间就基本完成。

    今年，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纪念馆落成，7个青年垦荒文化建筑群也已从效果图变成真实的楼群。

    几年前，苏彦山刚来共青农场时，“这里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泥路”。如今，共青农场已不再是过去的大村庄，而是初具规模的小城镇了。

    北大荒的人，就会带着北大荒的气质，这片土地塑造着这种性格

    孙文祥总结自己这辈人，“总是赶上变化”。

    对于黑龙江农垦区来说，1984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共青农场也不例外。改革的气息浓厚起来。这一年，借鉴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黑龙江垦区开始试办一批家庭农场。家庭农场的出现，意味着国营农场要打破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砸掉农场职工手中的“大锅饭”。

    试办家庭农场的消息一传来，部分农场职工一时间“脑子里转不过弯儿来”。还有人抱怨，“这不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吗？”

    对于这代共青农场人来说，他们的父辈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拓荒过程，而到他们这一辈，又迎头赶上一个变革年代。他们扔掉手中的铁饭碗，试办家庭农场，也是一次从无到有的试验。很多人有接受变革的勇气，成为体制的拓荒者，他们大部分人是“垦荒二代”。

    当年，37岁的高连森联合几个家庭承包了将近100公顷耕地。早年卖过瓜果的高连森，敏感地嗅到变化的气息。“时代的车轮子已经往前跑了，人还不赶紧追吗？”

    对于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来说，想吃到蟹肉的美味，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过去，农场的经营体制是“国家出钱，农工种地”。但是，家庭农场建立起来后，大部分耕种以及农业机械的护养，都要靠家庭来完成，风险由个人承担。

    “这相当于重新创业，几乎是白手起家。”高连森办家庭农场的第一年，就赶上了涝灾，“小麦都扔在地里”，赔了钱。当时，有种粮户心里打退堂鼓，也有人劝高连森，“别折腾了”。但是，高连森几乎没动摇过，“过去是没粮食吃，要开荒。现在要富裕，也要‘开荒’。要干事，就要豁出去！”

    因为有像高连森这样“豁出去干事”的一代人，农场沿袭了30年的旧体制一点点地被撬动。到1985年，这里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进展，“农场经济开始焕发生机和活力”。

    从此，共青农场人挥手告别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垦荒二代”逐渐涌入市场化的浪潮中。

    当年，孙文祥正是踏着这股浪潮改写了自己的人生。他曾经做过10多年教师，也是农场最早一批经营家庭农场的种植户。1989年，他调回老家四川，在县土地局当公务员。

    日子本来可以过得波澜不惊，但是孙文祥辞掉了“铁饭碗”，开始创业。大部分“下海”的人往南方走，孙文祥却回到北大荒。这个曾经出走过的“垦荒二代”，心里仍旧有“共青农场情结”。

    2002年，在创业浪潮中沉浮多年的孙文祥当起了“猪倌”，他承包了一个养猪场。当时，这个猪场不过就是“几间简陋猪舍”。第二年，他拿下200万头生猪屠宰线的项目，扩大养猪规模，扩建猪舍，打算干一番事业。

    等到猪苗进猪场了，却赶上了全国猪价大跌，一分钱没赚，孙文祥便赔了100多万元。那段时间，一听到猪叫声，孙文祥“死的心都有”。好不容易熬到2007年，猪价刚缓过来，猪场又碰上了疫情，“死了一批猪，又赔了几十万”。

    一路跌跌撞撞之后，孙文祥意识到，他的父辈开荒时，“土地多，只要勤奋，就能吃上饭”。而在市场经济时代，创业不仅要能吃苦，“光有胆子也不行”，还需要头脑和智慧。此后，孙文祥踏着市场的节奏，“每一步都能踩到点儿”，把亏损的天香猪场办成全国闻名的有机猪场和生猪活体储备基地。

    也有很多“垦荒二代”，走出北大荒，去外面打拼自己的天地。孙文祥教过的学生里，就不乏在外成功创业的例子。师生聚会的时候，他们会感慨,“走出北大荒的人，多少会带着北大荒的气质。这片土地塑造了我们不怕吃苦、敢想敢干的性格。”

    农场的变化太大了，但这里的精神气儿是不会丢的

    这座农场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农场职工以及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似乎“没有当年的自豪感”了。

    现在，他们再次找回曾经熟悉的自豪感。近年来，很多离开共青农场的“垦荒二代”想回来看一看，农场到底发生了哪些怎样的变化。他们大多都要去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纪念馆参观，激动地在纪念馆的墙上寻找他们父母的名字或照片。

    今年7月，李源潮副主席在共青农场视察时，听到打造“北方共青城”的想法后，非常高兴。在得知这里要建设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青年创业基地、全国团干部培训基地时，他又说：“应该这么做，很好。”

    对于共青农场来说，“创业火炬”是这片土地最贴切的名片。这把火炬正在这里燃烧，而且在一直传递着。

    “垦荒三代”已经成长起来。近年来，共青农场呈现出青年一代“回流”的新趋势。过去，很多“垦荒三代”离开农场，去外面的世界打拼和生活。如今，愿意回到共青农场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多。

    几年前，在哈尔滨打工的农场第三代武加亨，回到农场，种起了地。他说：“对土地有感情，而且回家更有前途。”

    这个年轻的种植户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的“农民”，而是一个现代化的种植户。他过着“两栖”生活，白天在农场忙农务，晚上回到楼房里过温馨的小日子。即使是做农活儿，武加亨大部分时间也不是跟玉米和稻谷打交道，不再像传统的农民那样，“面朝土地背朝天”。在农业大机械化时代，武加亨的主要工作是操作和管理农业机械。

    由于耗费在种地上的时间并不多，武加亨还在去年开了一家餐馆，但是因为缺少经验，餐馆停业了。不过，他仍然觉着，“还是应该再折腾点什么”。

    28岁的共青农场工业科副科长付鑫，在为农场的招商引资忙碌着。因为向往北大荒，家在外地的付鑫大学刚毕业就来到共青农场儿。那时，他在这里“没有一亩地，也没有一间房”。几年后，他在共青农场已经扎根立业。

    经常有人问付鑫：“究竟是什么吸引你这个外地人来共青农场？”这位年轻的副科长通常会笑着回答：“这里的土地，精神气质，还有人。”

    近两年，共青农场的变化太大了，以至于不少共青农场人都感叹，“有时候犯迷糊，竟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不过，他们也会说，“这里的精神气儿是不会丢的！”